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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树斌案:与时间赛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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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劝我,忘了他吧。我也想忘,可就是忘不了。我也不知道,是一点母爱呢,还是一点思念。” 张焕枝给儿子聂树斌简陋的坟头拔着草。(图:南都记者冯翔)

每个月,张焕枝都要步行两公里,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去一趟河北高院,问儿子的案件何时能够再审。

每一次都是千篇一律的信访大厅、一个法官会见,态度非常和蔼。“你回去吧,再等等”。至今,为张焕枝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都没有得到该院的许可,翻阅聂树斌案当年的案卷。

她只能日复一日地与时间赛跑。既要一趟一趟地赶时间去法院催促,又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到时间后面———再审的那一天。她明白,自己是为儿子洗冤的主力,不能倒下。时间既是她的敌人,又是她的珍宝。

“一个明摆着有冤情的案子,其查清过程为何竟如此艰难?……斯人长逝,墓草青青,‘昭雪’对死者来说已无实质意义,但对生者、对全体公民来说,却意义重大。聂树斌案真的再也拖不起了。”201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来论《查清聂树斌案为何这么难》。

聂树斌案:与时间赛跑的母亲
她失去儿子聂树斌16年,为案件再审奔走6年无果

等不及了

如果真有轮回转世,今天他也该过了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了。

下聂家庄位于石家庄下辖的鹿泉市城西八里,是个不过千人的小村庄。跟中国所有的村庄一样,有先富起来的村民在窗户上贴着毛泽东像,道路两侧的墙壁上挂着诸如此类的标语:“见火就查,犯罪就抓。”

天凉入秋了。67岁的张焕枝站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上,颤颤巍巍地给卧室门上的小窗口糊上一层白纸。她身材矮但不瘦,有北方农妪的敦实。窗户已经好多年没有玻璃庇护了。虽说花不了几个钱,但她没心思修。“要是儿子在,这还用我一个老太太干么?”

另一个原因是,墙上也没钉着修玻璃匠人的电话。在客厅墙上,用图钉钉着八张纸条,每一张都写着一个手机号码,以及身份:家电维修、电话维修、煤场、律师、修电视、面粉坊……还有一张血栓药品的信誉卡。老伴聂学生每个月必须吃二百多元的药。儿子死后一年多他就得了脑血栓,直到今天说话还不利落,呜里呜噜的。肢体更不灵便,家里一切活都得张焕枝干,从种地到接受记者采访。

她已经知足了。儿子聂树斌被枪决那年的年底,聂学生一个人在家,把满满一瓶子降压药全吞了。张焕枝到家时,发现他僵在炕上,推也不动,喊也不醒。赶紧叫来一辆车把他送到鹿泉市医院,洗胃三个多小时。“我活得没意思,心想把这血压全降下去,就行了”。他解释。张焕枝朝他喊:“你可给家里省点儿心吧,我都要受不了啦。”

聂树斌于1995年4月27日被枪决。他死后,家里的生灵就逐渐多起来。现在有五只鸡、三只羊、一只猫和一条狗。老两口说,养这些动物纯粹是为了找乐儿。

一开始,聂家养的是一只四蹄踏雪的小狗,起名叫“白蹄儿”。2005年聂树斌案爆出“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出现重大转折后,来聂家采访的记者都看到了那只狗。又是6年过去,聂树斌一案还没有等来再审。“白蹄儿”等不及了,它死了。

4110元的葬仪

16年了。聂树斌生存过的绝大部分痕迹已从这个家里被抹去。他生前住的东屋改成了仓库,存放着玉米和麦种。这是这间屋子既不荒废,又可以平时避免进入的最好方式。床、桌子这些他用过的家具都扔掉了。

葬仪大约花了4110元。110元是骨灰盒的价钱。张焕枝说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法官的名字,“他说:你儿子都枪毙了,你还要骨灰?我说:那是我儿子,我的骨肉,你们家死了儿子不要骨灰啊?他就给我开了一封信,让我去找火葬场领。我在那买了个骨灰盒。”

2000元是给被害者康某的丧葬费。聂家人老实,听律师说这是判决书上白纸黑字写的,就没敢拖延。另外2000元用来给聂树斌找了一门“阴亲”,是一个十六七岁病死的女孩。家人觉得,把两人的骨灰盒埋在一起,可以算是给从来没交过女朋友的他一个慰藉。

由于父母尚在,聂树斌还不算正式下葬,不能入祖坟,只能在七八十米外浅浅地堆成一个简陋的坟头。张焕枝扑在上面哭得死去活来的一张照片被全国众多媒体刊登过。她说,每一年清明节都哭成这样。

“也有人劝我,忘了他(聂树斌)吧。我也想忘,可就是忘不了。我也不知道,是一点母爱呢,还是一点思念。”她给儿子的坟头拔着草,一把一把地,异常坚决地嘟囔着诸如在阴间要挺住、要跟坏人斗之类的话。

转折出现的那一天———2005年初,家里一天来了两拨记者采访,起初老两口以为是采访农村生活话题,结果发现对方的问话全部与此无关,觉得蹊跷了。接下来,他们从越来越多的记者口中,得知了一个叫王书金的囚犯。他对警察说:那起强奸杀人案是他犯的。

而那起案子,导致他们的儿子聂树斌被抓、被审、被枪决,已经十年了。

虚幻的“体制内良心”

供出那起导致聂树斌被枪决的强奸杀人案时,王书金还背着另外数起同类案件,一审被判处死刑。

王提起了上诉。他本人讲,这是因为当地检察院未起诉他犯下的这起案子,“死要死得良心无愧”、“不想让好人替自己背黑锅”。据内部人士透露,王记忆力极强,对十年前自己强奸杀人的细节记得极其清晰,甚至一串钥匙的摆放位置,都记得清清楚楚。

如果不是这个恶人最后的良心发现和超强的记忆力,聂树斌一案将与聂树斌本人一起,就此死去,被世间遗忘。正如他被枪决后12年,母亲才第一次看到判决书。

判决书的缺失,让法院从2005年-2007年里,多次理直气壮地拒绝过张焕枝的上诉。这让她气结梗喉:当初聂树斌被一审、二审判处死刑后,石家庄市中法、河北省高法根本就没有给过她判决书。

聂案之所以有今天成功上诉的局面,核心的程序因素就在于这两份判决书的神奇出现。

时为2007年4月,《南方周末》对此曾有如下描写:

“如有神助,今年4月的一天中午,为寻得判决书精神近乎崩溃的张焕枝拿到一封特快专递,没有寄件人信息。撕开一看,‘判决书!’这是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对聂树斌作出的一审判决。张焕枝惊喜又悲凉———这是儿子被处决12年后,她第一次看到判决书的模样,这也是她奔走两年经受无数屈辱苦求不得的东西……一个多月之后,张焕枝又以同样神秘的方式收到了河北高院的终审判决书。”

这个寄来判决书的神秘人物,马上被众多媒体评价为“体制内良心”的一点微弱仅存,并为他画出一副相貌:工作于河北尤其是石家庄的政法系统,与聂案有直接或间接关联,职位不会太高……

当着南都记者的面与老伴激烈争论后,张焕枝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不至于有人因此受到侵害。“你写吧,没事。”

这个曾温暖无数人内心的真相,事实上异常冷酷:两份判决书,是她家当时委托的律师去被害女子康某的父亲手里借来,复印的。那一点微弱的“体制内良心”,纯属子虚乌有。

张焕枝回忆,起初她去要,康父常以此话回应:“这个东西(判决书)我没有义务给你,你应该去朝河北高院要”。她推测,康父是对给“杀女凶手”平反,有本能的反感。

之后,律师多次上门苦口婆心做工作,终于如愿。至于当初为何隐瞒,张焕枝透露,是她自己要求《南方周末》保密的,怕给律师找麻烦。“毕竟,他还要在河北做律师。”

南都记者从可靠渠道证实了此事。

这么多年来,从省、市、县、乡直至村,各级行政和政法机关没有给过她任何一点物质帮助,或精神鼓励。正因为帮助太少,她才对律师,对那些帮助过她而素昧平生的记者、学者记得清清楚楚。

坚持到时间后面

张焕枝、律师和全国舆论所苦苦求索的,不过是一个程序正义———争取再审,重新审视16年前那起杀人案。事实上这种再审的难度极大。1994年,河北省还没有D N A检验等先进刑侦技术,认定聂树斌为凶手的依据主要是口供。基本上,再审就等于要用王书金本人的口供,去推翻聂树斌当年在公安机关作出的口供。

而王书金本人,则为这种最后的良心发现,而多活了4年。早在2007年他就被河北高院二审,但4年后的今天,他仍然被拘押在看守所内。在聂树斌案尚未重新盖棺论定之前,他这个信息的源头暂时是安全的。“我佩服他这个勇气”,张焕枝思索了一会儿,“可要不是他干下这起事,我儿子也不会冤死……”

每个月,张焕枝都要步行两公里,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去一趟河北高院,问儿子的案件何时能够再审。女儿聂树慧在石家庄做小学教师,女婿是个司机,都忙。这桩活儿只有落在她身上。

每一次都是千篇一律的信访大厅、一个法官会见,态度非常和蔼。“你回去吧,再等等”。至今,为张焕枝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都没有得到该院的许可,翻阅聂树斌案当年的案卷。

她只能日复一日地与时间赛跑。既要一趟一趟地赶时间去法院催促,又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到时间后面———再审的那一天。她明白,自己是为儿子洗冤的主力,不能倒下。时间既是她的敌人,又是她的珍宝。接待来访的记者,她表现得极其专业,几分钟就能进入话题讲述,不浪费一点时间。尽管这种讲述———讲述儿子如何被抓、被杀、被烧掉,甚或还要带他们去看儿子的墓,在墓前哭上一场,对一个母亲而言,是世间最大的残忍。

讲述也曾经惹来麻烦。有一年,来了三个人,自称“检察院的”。他们问她:知不知道凤凰卫视能放到半个地球?你怎么能接受他们的采访,这样影响太大了!

“我当时真是气昏了。”眼泪再一次从张焕枝颤动的脸上滑下来。“他们要是再敢来,我一定问问他们:那我儿子被冤死了,这影响大不大?你们怎么就不管管呢?”

每年的年三十,她都要在桌上摆一双筷子、一个空碗,在里面放几个饺子。聂学生问起,她就说:这是多余的。她既希望儿子的灵魂能回到家中团聚,又不敢刺激到老伴的病情。她已经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男人,不敢再因此失去另一个。

“您相信人死后有轮回转世吗?”

这个问题,张焕枝反应极快,显然已想过无数遍。她的脸立刻扭曲出一个温暖的笑容,抬头望向阳光:“听说过。”

(冯翔/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