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伟达:温家宝的“天鹅之歌”?

温家宝的观点也犀利地展现出中国政改的突破点。必将是从无限权力向有限权力的转变开始。尽管温氏本人的改革呐喊可能已近“天鹅之歌”式的绝响,但对中国的革新进步而言,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会上,再次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放言,他讲了五点问题,而第一点属于提纲挈领的性质:“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任务是邓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

众所周知,温家宝几乎是近年来中国高层关于努力推动政改的唯一倡导者,曾在多个国际国内重大场合作出过类似上述的表示。但是很可惜,表示归表示,具体的实行却鲜有发生。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各种阻力很大。已经习惯于一元政治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文化,最为忌讳的就是限制权力。此个忌讳的古典表达如“犯上做乱”,而其当代语汇则包括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于是当温家宝在21世纪谈及如此敏感话题时,都还不得不搬出20世纪的邓小平来为自己“保驾护航”。

中国政治文化的“两难”在于执政者从来坚持“绝对领导”,否则就认为国家民族将分崩离析;而“绝对领导”又面临着“绝对权力等于绝对腐败”这个致命陷阱。如何有效克服这种两难,中国文化中几无过往经验可以借鉴。外国倒是有譬如民主自由,权力制衡,法制科学等手段,但中国出于掌权者私利或担心于自己水土不服,所以学习借鉴起来总是三心二意,踌躇不前。

中国的大众心态习惯用“好坏”来鉴别政治,实际上这种近乎情感层面上的判断没有多大意义。尤其对当代政治体制而言,更重要的恐怕是应该检验其运作的合理与科学性。如果一个体制中发生的事情经常讲不出多少道理,那就很成问题了。

譬如有宣称说,我们是人民的国家。那么我们不妨沿着这个话题梳理一下,人民普遍可以直接投票选举或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吗?普通人民拥有宪法保护的财产权和自由言论权利吗?民办企业,学校,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有多少?司法是独立运作的吗?等等。如果答案多有折扣或不知所以然,那么所谓“人民国家”的宣称就颇欠准确。

再有宣称道: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具体根据又是什么呢?譬如人民允许被代表的具体授权方式为何?人民代表的资格是如何认证的?重大国内和外交决策得到人民的监督、质询和支持了吗?国家的主要财政,司法,和政治程序是对人民公开透明、并最终听命并服务于人民吗?

如果大框架组成的道理和科学性不充分,具体运作起来及其结果也必然是勉强甚至荒诞的了。

譬如有新闻说任命某某人为某大学的党委书记。这样的任命恐怕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其作用为何呢?可以提高改善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和能力吗?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及抗战期间著名的“西南联大”都没有设党委书记,但却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培养出了世界一流的人才豪杰,足以令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为之汗颜。

再者,有“红歌演唱家”的恶少屡次违章驾驶却逍遥法外,直到发展到最近还出手伤人。如果在真正的法治国家,仅凭16岁以下驾车上路一条,就足够依法拘留并连带追究其家长有关责任的了。

正因为如此,温家宝最近关于中国政体改革的呼吁,才依然得到了强烈共鸣和关注。延误改革,国家民族必将面对更多的荒谬和失误,必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以至挫败。

温家宝的观点也犀利地展现出中国政改的突破点。必将是从无限权力向有限权力的转变开始。尽管温氏本人的改革呐喊可能已近“天鹅之歌”式的绝响,但对中国的革新进步而言,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