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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911”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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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钱文军。

世界上最后一座专制土围子,非我们中国莫属。

日月如梭,“911”十年之期说到就到了。凤凰卫视正在播放“911”专题,插播着美国纽约、华盛顿那些纪念活动现场。听着胡一虎与何亮亮那些浅薄的议论,我觉得有几分可笑。接着发现香港明珠台正在播放记述影片《联航93》,说的是这个航班上40名乘客与劫机犯搏斗,挫败了他们撞击国会大厦的阴谋,自己也因飞机坠毁而壮烈牺牲的故事。看完这些,已经是大半夜,其间,为了逃避广告,不时跳台看看国内各家卫视节目。却不料除了云南卫视之外,居然没发现别家卫视提及这个纪念日。在北京的骆家辉大使在美国使馆院内举办了小型追思会,百余人参加。没发现其他中国地方还有纪念。并没觉得意外,同恐怖分子有着“剪不断理还乱”关系的中国,错综复杂的心情大概是很难表述的。

白天看过新华社的《全球连线“9?11”改变了什么?》借着各国一些人的评述,指责美国。列出此文三个小标题即已足够:“唯一超级大国的代价”、“以暴制暴的结果”、“‘不同文明的冲突’”。全文居然无一字指责恐怖分子,“911”似乎成了正义的事业!网络上则是各种意见纷纭,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政治垃圾堆积场一如既往腐气熏天;御用文人官腔依旧,例如著名的“乌鸦嘴”张召忠少将在《强国网》行文《911事件十周年,中国已让美国惹不起》,坦言:“美国,应该多动一些心思,与自己的盟友勾心斗角,最好是少招惹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朝鲜人、越南人、中国人、阿富汗人、伊拉克人都是不好惹的人!”明白无误地昭示其站在本.拉登一边的心态;《环球时报》则登出复旦大学一位常务副院长沈丁立的文章《基地与美国,一百年不会言和》,直言不讳说:“恐怖主义思想里有若干的正当性。”唯不知是否可用同样逻辑评述“疆独”,何谓“双重标准”?一目了然。总而言之,我们这些活宝级文人的各种说道中,你不难看出他们比新华社更直白,并没掩饰内心对恐怖分子的同情和对美国的憎恶。

记得很清楚,当初凤凰卫视是第一个直播“911”现场的华语电视。那天我们正在居住在区党委宿舍大院的老大哥家里玩牌,他小妹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打来电话,激动得声音都发抖,叫我们赶紧看凤凰卫视,说美国挨打了,正在被轰炸。我们开电视刚好瞧见“双子星座”两幢摩天大楼坍塌的全过程,又从复播的镜头中看见两架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大楼的过程,纽约城烟尘滚滚,侥幸逃过一劫的生还者灰头土脸,有的血流满面。无辜民众遭此劫难,据事后的统计,近三千罹难者中包括了80余国公民,也包括中国人。

接下去从网络上瞧见,举世最热闹的欢呼声发自中国,不由得为几十年来那种兽性教育的恶果感到悲凉!过两三天再到老大哥家里时,他告诉我,两个孙子辈的初中生回来都说:911次日早,老师都赶到班级上“宣布一个特大喜讯:美国佬昨晚被轰炸啦!”老大哥读高中时加入地下党,57年被打过右派,退下来时任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兼人事厅长。他不无忧虑地说,这种老师是不是吃屎吃昏头了?怎么能对孩子们进行这样的教育?他还告诉我,连孩子回家说起都认为老师太没人性,死了那么多无辜百姓,她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当然,也没忘记抨击他的小妹,同样属于欢呼派的。老大哥说,要是再来一次文革,中国还得血流成河,跑不掉的。我认为再来文革不可能了。他摇头道:“看这个架势,难讲。”

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911”的资讯如潮,令人目不暇接。突出的是:9日联合国在总部会议大厅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携夫人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祭奠“911”以及反恐作战牺牲之亡灵;同时,在任副总统拜登、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等一批政要出席宾州小镇上克斯维尔对美联航93号航班上为阻止撞向国会大厦而与劫匪同归于尽于此的40位美国英雄;纽约圣派屈克大教堂为“911”罹难者举行庄严的追悼仪式,包括343名救难殉职的消防员;新泽西州“911”纪念馆正式揭幕,以纪念本州之746名罹难者,同样也举行盛大纪念仪式;美国各地亦有各种追悼纪念仪式举行。今天,再过几个小时,美国将举国纪念“911”十周年,奥巴马等届时要出席纽约“双子星”旧址纪念馆揭幕仪式,彰显了美国朝野对那场不宣而战之偷袭进行反击十年的得失检阅。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表明,人类主流社会已经视恐怖分子为敌人,“911”并非仅只美国人之痛。

“911”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它的历史意义恐怕还得有待时日才能更明白地显现。紧接着本.拉登的偷袭,小布什宣布说这是一场战争,任何庇护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国家都将是美国的敌人。美国国会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授权美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无可否认,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再次跟着美国跑,尽管对小布什入侵伊拉克斥责不断,但“反恐”仍成共识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听见不少高论说应该对恐怖主义实行“宽容”政策,例如凤凰网的专题就以此为标题。问题在于,以本.拉登为符号的恐怖组织没有一天停止过恐怖袭击的威胁与行动,该劝说谁“宽容”呢?香港《文汇报》用题为《美国“以暴易暴” 反恐越反越恐》社论评述本.拉登被击毙,且不论新疆接连遭恐怖袭击是否“以暴易暴”惹的祸,“越反越恐”就是胡说八道。无论美国还是世界,至少十年来没再听说劫机袭击哪里了。

现在,许多学者级的人士仍陷在亨廷顿那个“文明冲突论”里不能自拔,但亨氏此论纯系想当然,无论他如何旁征博引为之做了多少论证,都是错误的,如果不说胡说八道的话。人类文明只不过是人性摆脱兽性之进步历程。在“文明”二字前加修饰词,如果所表述的是文明进程的某一层级,例如玛雅文明、史前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类,无疑有其合理性,因为它有助于认识和说明问题。但若如亨廷顿那样泛文明化,有多少文化现象就有多少种文明则属误导。此论之核心在于把文明相对化,也即把人类文明之层级差异转化为地域、种族或教派差异,唯一结果就是模糊了野蛮与文明之间界限。

亨氏书中也承认:“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可知亨氏所谓“文明”已经失去了文明本初概念之人性涵义及其进步涵义,依照亨式逻辑,人们甚至可以推导出“塔利班文明”或“基地文明”来。这使本属野蛮之教义披上文明外衣,给怀揣强烈主宰欲的野心家欺蒙民众令其为之野心卖命或效力以机会。我们必须抵制任何把文明相对化的思维模式,哪怕是亨廷顿提出的。亨廷顿因深刻揭露、批判专制主义而蜚声世界,也因其名气导致众多学者名流陷入其文明相对化陷阱,就连何清涟女士那等杰出的思想家也未能解套,循着“文明冲突论”的思路说事,根本没法说清楚。

亨廷顿还误将文明认作一种文化实体,称“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大谬!人类的历史充满不文明之记录,前不久李玉贞先生推荐的《二十世纪俄国史》就是一部惨痛的反文明历史的记述。真文明是从野蛮状态的夹缝中挣扎出来的,难能可贵。亨氏明确要求读者放弃“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文明化的”,认为文明是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就把文明与文化混为一谈了,谓之“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明不是实体而是抽象,是各种文化现象中普世价值之积淀。平面界定的各种文化现象都具有文明要素,也即普世价值,这些积极、进步之要素汇聚成人类文明。它是唯一的,不可能跟自己发生冲突,而且,各种文化现象只有寻求文明共识人类才有和平发展可言。

亨氏之“文明冲突论”表面上看似把文明平分秋色给了所有文化,实质上大部分分给了“西方”。如果说人类现代文明滥觞于西方文化,但这决不是认定“西方文明”的理由。须知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的反文明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发端于西方,它的一个分支法西斯主义亦曾肆虐于欧洲,是否也可以称之“西方反文明”?“文明冲突论”给了那些反文明的倒退势力以精神寄托与宣传口实,只要看看自从“文明冲突论”被热炒以后,恐怖势力日益猖獗,直至制造“911”袭击事件就可知道文明相对化之祸害有多重。而“911”之后亨氏此书更热,直冲《华盛顿邮报》非小说类图书排行榜首位,误导效果更明显。

窃以为,文明的任何进阶都不是“高瞻远瞩”式的理想所能导致的,此类理想主义本质上属于巫术范畴,只会造成罪恶与血腥,不可能产生进步。罗素有言:“理想主义,正是使正派人成为流氓无赖帮凶的诱因。”是很精准的。所能导致文明进阶者,唯反思而已,即分析和考察既往,发现缺失与谬误,加以修正。例如,科学上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经典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只是归纳思考自然现象得出科学感悟并经检验确认无误而已。在社会政治方面,古希腊的民主哲学、古罗马的法制理论,以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英国式的宪政制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起推动文明发展作用的部分都仅仅限于对既有政体的反思、批判并修正,于是才会有持久的发展与繁荣。

所有“高瞻远瞩”成分,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文艺复兴时期占星术、巫术的张扬;启蒙运动中民粹主义、理想主义、国家主义等滥觞,无论曾经何等辉煌最终都被扬弃。这是多元化导致有选择的结果,人类文明无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工业文明在那里得以率先发展起来,不能达成一统是根本。任何文化,若愿意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唯一途径便是自我反思与批判,美国的力量源自于它敢于自我揭露、自我批判,习近平也对来访的拜登副总统说:“美国经济向来具有很强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岂止经济?小布什打伊拉克之政策性失误,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指欺骗,不仅2006年中期选举共和党遭惨败,2008年更是选出有伊斯兰背景的民主党黑人奥巴马出任总统,显示出美国在政治上的“自我修复能力”。

于是我们可以借助文明进程来审视“911”。

在古代,当人类文明还处于低阶状态时,和欧洲一样,无论中近东、印巴半岛还是中国,都曾经有过骄人的业绩,除了《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述的辉煌之外,中国学者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所谓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引发了中国人阿Q式“祖上曾经很阔”之遐想。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各大文化板块之文明程度应该说是并驾齐驱的。亨氏之书亦认为至少直至中国明代,几大板块文明程度还是不相上下的。欧洲人如边沁所论“功利主义”至上推动了科技变革与工业化,资本的流通促成的“工业文明”使其成就被冠以“资本主义”名号,从而掩盖了宪政民主体制这个实质。那里的文明程度迅速发展,拉开了同其他板块的距离。同样,那里的反文明势力也举世无双,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欧洲革命狂潮,就连新大陆的美国也没能逃过南北战争之劫难,旧传统扑灭文明新进程的血光之灾几乎得逞。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次血与火的拼争中应运而生的,它另辟蹊径走下层路线掀起名为讨伐资本实则讨伐文明新阶段的拼争,它崇奉暴力,也就是崇奉野蛮反对文明。

殖民主义无论还有多少罪恶,它向世界播撒新文明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尤其是后发的英帝国殖民地,新文明的种子在北美茁壮成长,人类才会有20世纪后半叶的辉煌。当坚船利炮把工业文明成果推向世界时,落后地区哪怕是非洲、美洲的酋长部落,笑纳其工业产品而抵制其政治体制便成为共识。

美国是人类文明最有力的推动因素,如果说上帝眷顾人类,不忍心让它灭亡,唯一的表示就是创造了美国这个奇迹。如同纽约自由女神像基座上铭文所描述,来自世界各种文化背景的人群汇聚于此,奇迹般地包容共处,向旧世界展示了简直不可思议的文明成就。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南北战争,胜利的权力非但没有一如旧世界那样对失败者大开杀戒,相反,却虔诚地维护其人格与尊严,这才是文明的力量显示。马克思致林肯信中说:“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1888年恩格斯亲自赴美考察后说:“美国是一个新世界,新不仅是就发现了它的时间而言,而且是就它的一切制度而言;这个新世界由于藐视一切继承的和传统的东西而远远超过我们这些旧式的、沉睡的欧洲人;这个新世界是由现代的人们根据现代的、实际的、合理的原则在处女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应该和我们不同。”简而言之,美国就是人类文明的灯塔。

人类进入20世纪,美国开始活跃于世界舞台。以1918年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为纲领,美国使世界新秩序目标化、清晰化。此前人类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可以说仍处在丛林法则之中。刨去其中对于一战后欧洲疆界的几项具体建议,“十四点”强调的国际秩序要点为:公开外交,废弃秘密协议;必须保持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公平交易;各国军备保持最低自卫水平;制定约束殖民地国家的殖民行动法典;建立具有盟约的普遍性国际联盟,以维护大小国家都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若能实现以上各点,堪称人类文明之一大飞跃。

所遭遇旧世界的抵制从凡尔赛和会开始,低阶的文明状态使得此项进步难以实现,英国外交大臣格雷首倡国际联盟组织,确保英、法对该组织的领导权。而威尔逊总统作出某些妥协的《凡尔赛条约》、《国际联盟盟约》均被美国国会否决,且不加入国联,因为英法主导的国联显得柔弱,它们恪守着对战败国的勒索权也就失去了引领进入更高阶文明的可能性。这使得国联既无力抗衡赤裸裸奉行扩张政策的第三国际,也无力阻止德意日法西斯主义之崛起。国际联盟尽管形式上属于迈向人类文明新高度的举措,既无公信力也无威权,仍败在共产国际和轴心国这两个反文明势力面前,最终爆发二战。

珍珠港事件打破了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限制,美国强势出击成为战胜兽性法西斯主义的主力军。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美国尚未参战之时就提出“人类四项基本自由”,即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表明美国在参战前就有了促进人类文明的计划,尽管它对于废除殖民地有操之过急的嫌疑。我们阅读二战史时常常忽略了与作战同步进行的外交进程,同盟国紧锣密鼓地为建立联合国进行了大量的协商与探讨,这是同盟国与轴心国的根本差异,文明与反文明截然不同。二战的胜利已不再是历史上任何战胜所能比拟的,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联合国的建立打开了人类通向文明世界的大门,纽伦堡与东京的审判昭告了对战争罪行的国际追究体制的形成。尽管还有阻力,但历史已不再有倒退之虞。

为了确保文明世界顺利实现,罗斯福还提出“四大国际警察”之设想,即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共同维持世界和平,确保文明进程。但罗氏企图使苏维埃权力和平地从兽性逻辑转入人性逻辑显然过于乐观了,斯大林囿于其价值观限制,仍热衷于主宰世界。他首先落实了东欧国家的一党专制,而毛泽东的胜利使之增添砝码,老毛不想当世界警察之一只求继斯大林之后充当圣贤,宁可暂时栖身斯大林胯下。世界于是进入二元格局,或曰冷战格局,兽性与人性、专制与民主泾渭分明。斯大林在1948年6月24日封锁柏林,一年后失败。于是心知肚明美国是他很难迈过去的坎,暗中指使毛泽东、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作为其颠覆整个亚洲的第一步棋。是美国,引领联合国军阻止了苏维埃帝国的扩张企图,平息了二战后第一次热战危机。

再往后,冷战格局实际上是文明与反文明均势对峙,尽管局部战争不断,大规模战事终究打不起来。即使仅处于均势和平状态,人类文明的进程却是史无前例的,人民生存条件也随着文明进程而迅速改善。人权观念的广泛传播有效地唤醒普遍的权利意识,苏东反文明权力的轰然倒下,标识着人类文明最新成就:人民无需流血牺牲就能废弃反动政权,世界的前途注定是光明的!

诚然,人类数千年新与旧、文明与野蛮之变换无不经历长期、反复的磨难,二战后世界格局变换如此迅速,已经属于历史奇迹,再指望摧枯拉朽是不现实的。反文明之势力断然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从大势上看,有苏联这棵大树罩着,更激昂的反文明势力总翻不起大浪:毛泽东声嘶力竭地反美,一次又一次开百万人大会,抓住每一次机会发声明,不断谴责“美苏勾结”意欲撬翻苏联自己充当“世界革命领袖”。谁知道一不留神惹得苏联要动真格,老毛赶紧承认自己反美是“放空炮”,还得拉老美来当保护伞。美国是现代文明的中流砥柱,借助它的保护越来越多的小国走向文明之路,就连老毛这等反文明斗士,情急之下也只得借助美国力量暂度难关。及至毛死了,邓公更明白改革开放还得靠美国帮一把,他老人家放宽了专制的严酷程度,说是要“韬光养晦”,所谓“不当头”、“不扛旗”,关键在于“要扛你也扛不动”,并非愿意跻身人类文明行列,养精蓄锐待到强大了再说。更何况离开美国那边的技术、资金、市场,想把经济搞上去无异于白日做梦。

1963年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操之过急地大搞“白色革命”:1,废除佃农制,把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2,森林国有;3,将国营工业企业出售给社会;4,所售国企获利润皆由劳资双方分享;5,修改选举法实行普选,妇女拥有普选权;6,壮大知识分子队伍,高中毕业生可因担任教师而免服兵役;7,组建医疗卫生工作者队伍,给农村以免费医疗;8,组织大规模专门机构促进农业发展;9,在所有的乡村建立世俗化法庭;10,国家投资建设水利工程统配水资源;11,制定全国城乡建设的规划,限期完成;12,改组各级政府机关使脱离教权干扰,全面改进国民教育。这些文明举措大大繁荣了伊朗经济,石油生产基础设施大批建立,1976年伊朗原油产量即跃居中东第一、世界第四;当年石油出口收入234亿美元。铅、铜、铁、煤等矿产均广泛开采,相应的冶炼厂亦陆续投产。1971-1973年,伊朗经济增速平均为14.3%;次年即激增至40%,跃居世界最富国家行列,1977年人均收入突破2200美元。伊朗的电力、交通、电信、社会福利、卫生、教育诸领域亦都成就斐然。1977年小学入学人数超千万,较革命前27万跃升37倍!65%以上的伊朗人有了自己的住房。

然而物质文明不等于一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相匹配,巨量增长的财富很快就陷入分配不公的泥沼,以王室及官僚为主体的权力者贪腐成风,他们奢靡的生活方式引发社会普遍不满。最可笑的是,巴列维国王搞起了“伊朗特色”,取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模式采纳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做法收回分给农民的土地,代之以股票,这种不伦不类的“集体所有制”导致农民极端不满,尽管他们还领一份工资。尤其是巴列维蔑视宗教势力,使教权旁落失去了曾经千余年的威严,显然大大触犯了伊朗人的精神境界。这就给霍梅尼留下了机会,他乘机鼓动“伊斯兰革命”很快成为精神领袖,反文明的革命在1979年大获全胜,霍氏循旧例在大肆捕杀前政权人士及拥护者之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陈腐权力。同地球上一切反动派一样,霍梅尼本能地扛起反美旗帜,竟然无视国际公法,占领美国使馆扣押外交人员达444天之久!他还玩起“霍梅尼主义”,信誓旦旦要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权,欲以伊斯兰法律统治全球。

跟老毛一样,霍梅尼也极力想取代仍有理性的苏联当上以反美为宗旨的反文明势力首领,“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是他的口号,跟我们那些唠叨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教条如出一辙,霍梅尼唠叨其模式既优于资本主义也优于社会主义。他甚至忍不住要写信给戈尔巴乔夫,冷嘲热讽苏联同美国和平竞争,直言不讳称苏联改革欲借助资本主义的某些办法改善苏联经济困境是饮鸩止渴,言下之意这个反文明势力理当自己扛旗。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1989年他走在苏联之前先去了上帝那儿。与中国《环球人物》杂志夸赞霍梅尼为“改写伊朗历史的巨人”不同,霍梅尼的孙子侯赛因.霍梅尼不似Zhong共御用文人如马晓霖那样称他爷爷“被公认为是具有先锋思想的宗教领袖”、要“感受他的不朽精神”;小霍宣称:“祖父的革命已经偏离了路线,已经毁了子孙后代”、“如果自由和民主能在这里得到发展,伊朗将获得真正的力量。这种力量绝非来自武器和炸弹。”他甚至不止一次呼吁美国出兵推翻现在的“宗教独裁政权”,说:“只要能在伊朗实现民主,通过什么方式都可以。如果你是监狱中的一个囚徒,你能有什么办法?恐怕最盼望有人强行闯入监狱,打开牢房的门。”

接过霍梅尼衣钵的应是本.拉登。这位生于沙特富商家庭的投身阿富汗抵抗势力,同苏联占领军周旋了十年之久。霍梅尼死了,苏联垮台了,本.拉登在协助塔利班从内战中胜出之后,全面施行霍梅尼主义,号称要建设最纯粹的伊斯兰国家。阿富汗已经取得的现代文明成果被彻底废弃,阿富汗人民被打入中世纪的黑暗里。可以说,在本.拉登幕后操纵的塔利班政权,是世所罕见最无建树的权力,它所致力的全部举措,仅仅限于复辟最陈腐的宗教权力,因而举世只获得三个伊斯兰国家之外交承认。而本.拉登仍不满塔利班尽心于守住阿富汗,他的目标是世界,要把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权力扩展到全球。1993年他制造了纽约世贸中心车库爆炸案;1996年他和扎瓦希里发布一份宗教法令,将袭击美国人称为“每一个穆斯林可在任何可以履行的国家的个人责任”,作为基地组织给美国的宣战书;1998年制造了坦桑尼亚、肯尼亚美国使馆爆炸案;直至2001年“911”。

本.拉登随后躲到阿富汗山区,塔利班则公开庇护他。事实上,塔利班早已将阿富汗作为恐怖分子的训练基地了。美国终于要还击了,在获得联合国授权后率领多国部队入侵阿富汗,而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主要是阿国反塔利班部落武装摧毁了塔利班政权。

十年来,美国固然为反恐付出巨量经济代价,还牺牲了成千士兵,但其主动出击保障了本土安全,恐怖分子再也不能嚣张地攻击美国本土,只能靠杀害本民族无辜民众以显示其存在。美国民众的安全无疑是其军队在海外作战所保障,而且,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实践,无疑改变了中东地区各国民众的思维方式。他们不再是独裁者任意摆布的羔羊,“茉莉花革命”浪潮席卷,具有现代文明色彩的“伊斯兰民主模式”昭告着霍梅尼主义的日薄西山,政教合一权力模式显然快要被彻底扬弃。谁说民主是“西方文明”?其饱含普世价值注定了它其实属于人类文明,因为历史早就在那里明摆着:宪政民主体制是任何国家谋求和平安宁发展的最佳选择。

无可否认,美国的政要往往欠缺谋略,比如二战时罗斯福总统莫名其妙提出“无条件投降”,拒绝敌方任何谈判企图。这就意味着迫使敌方顽抗到底,增加了己方的牺牲。事实上无论德、日都没能做到“无条件”,因为文明本身就存在条件:胜利者不能为所欲为。尤其是日本保留了国体—天皇制,那本来就是日本投降的唯一条件。在伊拉克战事中,CIA本来与萨达姆的将领谈妥了反戈一击的条件,被小布什政府否决了,强令解散一切原萨达姆武装力量,结果是兵化作匪,美军根本无力阻止胜利后的乱局。若利用这些反戈一击的伊拉克军队维持秩序,至少博物馆被劫掠一空之事不可能发生。等等。

“911”以后的十年,从凤凰卫视的专题节目里不断听到“美国衰落”之腔调,颇为滑稽。唯有一位嘉宾好像姓顾的明确表态不赞同此说,他认为美国经济只是处于调整期,而且问题出自房地产泡沫破灭,并非阿富汗、伊拉克战事。美国政府负债14万亿美元也成为热门话题。殊不知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今年7月就说:中国税率约25%;美国税率约14.5%。倘若美国同中国税率一样,政府负债率也就大致一样了。何况,中国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国企利润上缴以及股权转让收入政府所得还不在税收之内。

击毙本.拉登无疑给十年纪念添彩,但更大的彩头在于卡扎菲倒台。试想若无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之后的民主体制艰难建立,会有突尼斯、埃及等国“茉莉花革命”大戏吗?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以及塔利班政权,它们自组建伊始就扮演着反文明、反人类角色,连一片遮羞布都不需要。

从“911”十年这儿回头望近百年的人类史,反文明的势力心有灵犀都反美。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三国时魏人李康《运命论》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美国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遭到全世界的反动派攻击必难免。列宁首先定性其为“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然后推行高尔基所说的“国家恐怖”;东条英机、希特勒则妄图“战争解决问题”,战胜美国;经历了二战的斯大林学乖了许多,韬光养晦不同美国作战是其底线,13世纪西班牙同穆斯林之间的“冷战”一词又被沿用;赫鲁晓夫们更进一步,他们以为野蛮的共产体制可以和平地消化掉人类文明;老毛比赫氏看得准确,只要和平人类就会选择文明扬弃野蛮,共产体制必成过街老鼠;不去说霍梅尼、金日成、卡斯特罗、萨达姆、卡扎菲等等二、三流小丑,反文明势力沦落到恐怖主义,显然已经属于狗急跳墙的垂死挣扎。从“911”成功袭击美国,到十年后只能在自己家里扔炸药包,颓势是明摆着的。等到“茉莉花革命”大功告成,中东人民的权利意识必然会净绝恐怖主义的老根,人类文明便会又越过一个瓶颈,踏上更宽阔的坦途,任何低估中东人民觉醒之意义的论调都是浅薄的。

在中国,皇帝贵为“天子”,亦须遵循“天理”。《庄子.天运》有言:“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以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应属皇帝守则,乾隆命金銮正殿为“太和殿”当有此意。程朱理学定礼教内核为“存天理灭人欲”,官僚集团所谓“为帝师”也即辅佐皇帝遵循礼教行事。而恰如孟德斯鸠所言:“礼教里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而只是一些通常实行的规则而已,所以比智力上东西容易理解,容易打动人心。”它要求“忠臣”按礼教规则积极主动地报效,所鼓励的“文死谏”,也就是哪怕遭到暴君以杀身乃至“诛九族”的威胁也得主张礼教规则。一旦朝廷昏庸无以延续礼教传统,用孟氏的话说:“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革命也即改朝换代,直至拼杀出一位新的圣君,延续礼教传统。辛亥后废了皇帝,官僚集团直接统治,孙中山整合官僚集团为一党,完全不是西方政党组织,“天理”换成“主义”,承袭了传统官僚集团之统治术。御用文人之使命,也就是经常写一些符合礼教传统的文字,提醒朝野注意,他们的人格于是难免分裂,揣摩上意结合礼教规则加以阐述是他们的能力体现,也是升迁多分一杯羹的必由之道。如此,指望张哈夫、沈院长之流能论说出什么真知灼见恐怕比指望狗嘴里吐出象牙来还要困难。

文明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人权问题。每个人的权利实现得越多,越充分,文明的层级也就越高。恐怖主义得以惑众之地,皆荒蛮落后之地,此乃带普遍规律性的分布图。尽管文明发达之地或许也会有个别恐怖袭击行为发生,譬如前不久发生于挪威的爆炸枪击案,那也是孤立的个案,同伊斯兰地域那种有组织的行动不可相提并论的。蹊跷之处还有:现在的恐怖袭击基本上属于拿自己的同胞作牺牲,难道也能算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脑子若没进水,大抵不会得出此类结论的。(2011.9.13)

后记:写完此文,感觉很郁闷。其实全文所述及,过去都曾表述过,如同自己拾自己的牙慧。于是倦怠到懒得发帖。何况,所见形形色色之文论,大抵都还在权力紧箍咒设定的范围内,僵化、麻木、浑浑噩噩。尤其搞笑的是,中国融入世界反恐大潮,便宜占了不少,例如伊拉克、阿富汗的石油与矿产资源,中国抢得最多。充耳不绝的中国学者高论,还在振振有词说美军出兵那里是为了抢石油,寡廉鲜耻到如此地步,让人还能说什么呢?哄外国人是哄不到的,哄中国人却仍有奇效。王朔的作品中有词:“我是流氓我怕谁?”只怕是流氓也比不上文痞来得下流,流氓至少知道自己是流氓,文痞却挺着专家、学者的肚皮,威风八面。于是更相信自己的妄言:世界上最后一座专制土围子,非我们中国莫属。(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