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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脑残是怎样炼成的

鲁迅如同麦田守望者,试图治好中国的那些脑残人。鲁迅的命运与鲧一样,俯首甘为孺子牛,可惜他医治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社会制造的速度,脑残在中国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印度有个狼孩叫卡玛拉,出生后被狼叼走,与狼在一起生活了8年。后来她被从狼窝里救回送到附近一个孤儿院,由辛格牧师夫妇抚养。刚到孤儿院的头一年,卡玛拉只有狼的习性而没有人的心理。她不会说话,不会思考,没有感情,用四肢行走,昼伏夜行,睡觉也是一副狼相。卡玛拉常年半夜起来再室内外游荡,寻找食物。想要逃跑时,向狼一样嚎叫,吃饭喝水都是在地上舔食。她愿意与猫,狗,羊等动物一起玩,不让别人给她穿衣服。不愿与小孩接近。尽管她每天与人生活在一起,但心理发展极慢,智力低下。

第二年,卡玛拉能用双膝行走,能靠椅子站立,能用双手拿东西吃,对抚养她的辛格夫人能叫妈。经过三年多的训练她才逐步适应人的生活,能够自己站起,让人给她穿衣服,摇头表示不。辛格夫人外出回来,她能表示高兴。入院四年她才能摇摇晃晃地直立行走,吃饭时能说饭这个词,这时的智力水平相当于1岁半的孩子。

入院六年时,她能说出30个单词,与别人交往时有了一定的感情,智力达到2岁半的水平。第七年,卡玛拉已基本上改变了狼的习性,能与一般孩子生活在一起,能说出45个单词,能用三言两语表达简单的意思,能够唱简单的歌。她开始注意穿着,不穿好衣服不出屋,有了羞耻心。她能自觉地道鸡窝去捡鸡蛋,受到表扬就非常高兴。第九年,卡玛拉17岁因尿毒症死去时,智力只有3岁半的水平。——《普通心理学》

周树人是去日本学医的,看了一部新闻电影:一群中国人饶有兴味地围观一个中国人被执行死刑。周树人认为这些中国人不是身体残了,而是脑袋残了。因为脑残人的缘故,周树人就变成了鲁迅。

鲁迅如同麦田守望者,试图治好中国的那些脑残人。鲁迅的命运与鲧一样,俯首甘为孺子牛,可惜他医治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社会制造的速度,脑残在中国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中国最悠久最发达的文化是宫廷政治文化。五代时,有一个皇帝幸运地生了个“太子”,不幸发生宫廷政变被篡权——这没什么不对。新皇帝很仁慈,没有杀那个太子,而是将太子秘密囚禁在一间没门没窗户的屋子里。

太子从出生起就呆在那个房间,类似现代养鸡场的小鸡。每日从一个小洞会有食物送进来。太子学会了吃,学会了拉,但还是没学会控制吃和控制拉。太子没有学会直立行走,但学会了爬。当然这都是自学成才的。因为从没有听到过人说话,所以他没有语言功能。除过墙壁,他没有见过任何植物动物器物衣物,当然也包括没见过人。太子竟然就这么长大成人了。

这时又发生宫廷政变,太子的旧臣消灭了篡权的皇帝,准备拥立太子登基。太子被解放了。太子身体不仅没什么毛病,而且比任何人都健康,百病不侵,免疫力天下第一。问题出在脑子上,太子连站都不会,更何况语言、认知、思维、行动、品德等等。大臣们甚至对太子属不属于人类都产生怀疑。不准确的说,太子连行尸走肉都不达标,有点类似草履虫之类的单细胞动物,或者说是一堆碳水化合物。

现代生物知识告诉我们,太子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中,大脑皮层得不到任何刺激,最终形成了平滑状态。太子的大脑皮层如刚切开的豆腐般平滑,而人的智力高低正是取决于大脑沟回褶皱的数量与深度。

我叔叔养鸡,每日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去鸡舍喂鸡,从不假手他人。一次我去看他,误闯进鸡舍,竟然吓死几百只鸡——不是我长得太“吓鸡”,而是囚禁在鸡舍的鸡,从未见过我叔叔之外的第二个人,心理素质太差。老虎是山大王。被长期圈养的动物园老虎,却常常被一只鸡吓得魂飞魄散。

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取决于过去接受的知识,这叫出身。这种出身如同软件,被安装进大脑后,形成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没有翅膀,没有獠牙利爪,但人战胜了地球上的一切动物,只因为人类超发达的大脑。

中国历史漫长而无趣的专制皇权社会反复循环,一直在扼杀新知识的传播和对人大脑的刺激,从而导致脑残具有一定的先天因素。真正的历史只掌握和垄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他们的大脑因此更发达。他们钦定审查过的“历史”是弱智的“伪史”,对思想的统一和文化的革命,使环境得到彻底“净化”。

“普通老百姓”在这种低版本的软件熏陶下,在信息屏蔽中,如“太子”一般,对资讯发达版本高级的强权没有任何竞争力。从而沦为强权体制的一个小小电子版,或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脑残就是这么形成的。

无论从哪方面看,脑残似乎从来都是无辜的。所以文革过后,没有一个脑残感到惭愧内疚,他们不过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中,积极“响应号召”而已。这些脑残基本已经成为终身脑残,跟终身干部似的,非牺牲在脑残岗位上不可。

人的大脑有自学习功能,也有自我修复功能。这是人类比其他动物更厉害、也更可怕的天然优势。对“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和部分脑残来说,大脑的这种功能是极其危险的,从而导致这个功能给本人带来灭顶之灾。比如屈原,比如布鲁诺,比如林昭,比如遇罗克等。

中世纪的欧洲脑残遍地,没有人认为地球在转。文艺复兴是一场启蒙运动,脑残迅速完成自我修复,大脑发达起来,欧洲成为地球脑残动物圈的人类。

五四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不幸半途而废,脑残在中国继续深化壮大。启蒙作为脑残的基本疗法,一直被封存起来。但对外开放以及互联网的启蒙,已经使一部分人先期完成了自我修复,脑残才相对的凸显出来,而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人的大脑是无限的,我们只开发了其中一小部分。相反地球是有限的,我们却几乎已经开发了它的全部。

在我们大多时期,对大脑的这种自学习和自修复功能的警惕与剔除,使脑残一直成为一种美德,带来安全、“幸福”和“荣誉”。如“渔父”般“难得糊涂”——真脑残和假脑残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脑残在先天缺陷的情况下,对新事物新知识等“非法文件”无法识别,不兼容,即作为病毒或垃圾予以清除。软件的低版本导致复杂的文件无法运行,只能接受低版本的钦定文件。这种低版本甚至被嵌入微软式的独门软件,只接受微软出品的文件格式。对其他CN-N、B-BC之类的文件一律不兼容。如此,这种软件就会产生永远正确的辉煌业绩。

“脑残”这个词是2008年从长平先生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开始流行的。长平先生的支持者将大喊“汉奸”的网友亲切地称呼为“脑残”。脑残其实不是贬义词,跟白内障没什么大的区别。圣经上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脑残绝对是无辜的、无罪的,只是有点令人同情罢了。

脑残是相对的。对人来说,鸡是脑残——只知道下蛋。对主人来说,狗是脑残——叫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对“赵本山”来说,“范伟”是脑残——最好“忽悠”。

脑残的这种相对性,往往使脑残者视大脑健康者为“疯子”。其实疯子不是脑残,只是脑子不“正常”。所以一般脑残都站在脑残的角度,自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但正常并不代表健康。

许多废除死刑的支持者有一个理由就是,一个人的罪恶不仅是个人的错误,也是社会的错误。所以不能让罪犯一个人承担全部错误。在将罪犯监禁可以不让他犯错的前提下,剥夺罪犯的自由是罪犯付出的成本,供养罪犯则是社会为自己的错误应当承担的成本。

脑残的形成中,少数是取决于个人,多数则取决于社会环境。因此脑残一般都是社会批量生产。脑残若病入膏肓,如成年“太子”那样老脑残,将永远不可救药。除非先天自学习功能缺失,脑残只是封闭环境的产物。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道:“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头脑最褊狭的人”实际就是脑残。太平天国、义和团时期,脑残都是英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要脱离这个制造脑残的环境,自我修复功能会马上自动运行,开始杀毒、医治脑残,当然医治过程有点痛苦。

中国古语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的大脑一般要比一只计算器复杂,可以安装多种程序,更可以进行系统升级杀毒。在过往的封闭环境中成长,我们被屏蔽掉许多信息,同时,被输入了许多伪信息,因此对信息的初始化整理和重新收集整合必不可少。在此之前,我们不是一台具备独立运行能力的主机,而只是一台显示器而已。

对信息的控制者,他们“为民做主”,和谐的CCTV是给“普通老百姓”看的,“内参”属于“少儿不宜”,是给他们自己看的。尽管我们这个社会不乏长平、王小波等这些自我修复成功的非脑残,但脑残是我们的基本状态,如同精神疾病,每个人都有,只是病灶的轻重不同罢了。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是极其成功的,它们达到了一个“万众一心”的目的,制造了一个世界奇迹的“血肉长城”。

霍金歪着脑袋瘫坐在轮椅上,貌似脑残,实际他的大脑健康得是天才;中国某些人物“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玩起阳谋阴谋来,貌似“一万年才出一个的天才”,实际是脑残得出奇,除过制造出无数个“太子”,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是健康的。

所谓身残志不残,智残身不残。脑残的弱智并不是先天性的,而是阶段性的,在一定阶段尿炕,过了那个阶段就“不堪回首月明中”了。和中国太监类似,脑残的思想从来无法来自自己的大脑,而必须来自权威或“集体”。皇帝不急太监急,权威的大脑就是他的主机,谁脑袋大就听谁的。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思想整合能力。如同苍蝇趴在书上,假装自己识字。

深度脑残的基本症状是不需要思想,听见什么就是什么,如同秃子不需要梳子,太监不需要爱情,因为他不认为思想和反思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必要。根据用进废退原理,大脑的长期废弃必然导致思维能力退化,脑残将积重难返。

如果大脑不重要,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不幸的是,大脑不仅是“吃饭的家伙”,人也就这个“家伙”还算个家当,怎能不把它当回事呢?那么就应当好好保健自己的大脑、充实自己的大脑、锻炼自己的大脑,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思想,就说明大脑开始健康运行了。

以后也得小心点,洗脑的人到处都是,而且都很热情,一不留神让人给“洗”成白痴、“忽悠”成脑残了,那就成“买拐”的了。拐一旦架上,要扔掉可不是件容易事。

我们的社会就这样,大家都脑残,要是出个非脑残,大家就非给他洗了不行。洗不了莎朗·斯通CNN,还洗不了他一个“汉奸”不行?大家都脑残,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不显得脑残,当然开门遇见地球上的其他人类,我们终归还是脑残。

阿尔文托夫勒认为,权力有3种形式:最低级的是暴力,“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其次是财富,“有钱能使鬼推磨”。而最高级的权力是知识、智慧或者信息。“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垄断暴力和财富之后,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就是现代许多国家主要工作,因为国家想垄断一切权力,只会劳动的脑残是每个国家心目中最完美的公民。

所以在现代社会,真相和常识将成为稀缺资源,国家和民众在争夺对真相和常识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媒体控制将是枪杆子垄断和钞票垄断之后政府最热衷的事情,控制了大脑也就控制人。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写道:

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极权主义本身的锐气所吸引;而只有用宣传才能赢得群众。……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Propaganda)与恐怖是相辅相成的。凡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它就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使用暴力与其说恐吓民众,不如说是为了经常实现其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毫无疑问,只有在极权主义的世界里,虚假和伪造的蠢事才能达到极端。……极权主义宣传的真正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无须拥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积权力”。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叫做“睡梦教育”的洗脑手段,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一群脑残终于制造完成了。在这个“和谐稳定”的美丽新世界,没有传统文化,没有书籍,严禁科学,没有家庭,没有父母兄弟,没有爱情,没有亲情友情,甚至没有花朵没有大自然,人们除过工作就是吃喝玩乐,赫胥黎问人们:一切物质欲望都满足之后,人就一定幸福吗?

按照代表新北大精神的著名教授孔庆东的说法,北朝鲜是当下世界最美好的国家。作为一个肥胖病患者,他始终对这个世界减肥圣地心驰神往。美国作家芭芭拉·德米克在《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真实生活》一书中说,北朝鲜大饥荒中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跟孔庆东一样坚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北朝鲜人还认为,中国仅次于他们,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美国则倒数第一,全世界就数它最不幸。

黑格尔说:“人是用头脑即用思想站着的”。在自然界,生物越高级,痛苦指数越高。动物比植物更有痛感,高级动物要比低级动物痛感强烈,其中人的痛感最为强烈。相对而言,没心没肺的脑残要比人格健全的非脑残麻木一些,从而也更有幸福感——“此地乐,不思蜀”。非脑残的痛苦指数从来都是人类中最高的。吊诡的是,人类似乎是地球上唯一一种自寻烦恼的动物,这大概是人的大脑发达成熟得过度、智力过剩的结果。痛苦的人或者幸福的猪,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