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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频:中国民主的希望不能在香港搁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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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何频先生,著名媒体人和出版人,多维网创办人,明镜新闻出版集团老总。(摄影:黄频/中欧社)

很难想象,如果香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没能为一批文化人、商人和落败政客提供避风港,他们中有几人能免得了成为中共枪下之鬼、精神之囚?如果六七十年代香港不能成为偷渡者可以游达的彼岸,八十年代内地怎会有那么多港商?如果没有香港市民的热情支持,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哪有帐篷风景,更不用说屠杀后传奇般的“黄雀行动”了;如果没有每年六月维园的烛火,没人记得那中共权贵和投机商人的交杯酒原来还有北京市民的热血;如果没有一批民主人士的街头行动,香港议会和北京人民大会堂又会有什么差别?

作为一个弹丸之地,于中国内地、于亚洲,甚至于西方世界,香港一直都在超负荷承载着特殊的使命。可以说,至今为止,香港扮演的多面角色是成功的。和柏林墙的功能大为不同,她不是东西政治的对峙地,而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即使在疯狂的五六十年代,中共也忍住了摧毁香港之心,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远见。但现在,我有些担忧香港趋向刚性化。

缺乏思想沉淀应有的深厚土壤

很难想象,如果香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没能为一批文化人、商人和落败政客提供避风港,他们中有几人能免得了成为中共枪下之鬼、精神之囚?如果六七十年代香港不能成为偷渡者可以游达的彼岸,八十年代内地怎会有那么多港商?如果没有香港市民的热情支持,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哪有帐篷风景,更不用说屠杀后传奇般的“黄雀行动”了;如果没有每年六月维园的烛火,没人记得那中共权贵和投机商人的交杯酒原来还有北京市民的热血;如果没有一批民主人士的街头行动,香港议会和北京人民大会堂又会有什么差别?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正视,不洋不中的文化教育环境,特有的地方方言,过度市俗化的城市品性,使香港人缺乏思想沉淀应有的深厚土壤,从而影响了她在中国政治转型中的角色。这是一种过于挑剔,甚至是不近人情的说法,如果她只是一座普通城市,当然不必如此苛求。但是过去几十年,未来十多年,香港肩负的责任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内地人的避难地、自由的彼岸、民主的启始地(除了民主成功转型的台湾)。

其实,有“香港民主教父”之称的司徒华便是一个值得剖析的例子。这位从左派转变过来的民主运动领袖,至死仍坚守民主的道德底线,坚拒中共抛来的绣花球,可以说是政治圈难得的傲骨英雄;他是一位好学之士,即使病重期间,还托人到明镜出版社寻读书刊;他领导的港支联,也是运作最持久的民运组织。

司徒华错将奸贼当忠良

可是,司徒华是一个城市自由斗士,而不是一个国家民主的领航员。他的港支联,局限于一港之联,即使在海外,也局限于港人之中。1989年面对北京的局势,港支联没有真实的影响力,只是为学生提供后勤支持;后来面对恶斗不止的海外民运,港支联似乎为了洁身自好,只作壁上观。在司徒华去世之后岀版的回忆录中,并不容易找到他对中国远景有独到、清晰的指引,而且他对一些所谓民运人士的赞许或批评,显示他作为领袖缺乏应有的洞察力,以至他错将奸贼当忠良。二十多年来,司徒华个人色彩过重,使他之后的港支联主席培植影响力的时间明显不够。

司徒华充满理想和热血,喊口号声嘶力竭,1989年民运期间我在香港电视初见其人,一度以为他是造反派领袖出身。后来,我认识了更多支持民运的港人,发现他们深受司徒华影响,看问题喜欢黑白分明,喜欢依照自己的感觉对人进行道德判断。有人会说,你怎可要求长期生活在一个相对单纯环境的人,怎可能对饱浸中共阴谋文化的那些风流人物洞若观火?然而,做人可以比较单纯,从事政治,简单化就是一个缺陷了。

香港媒体可以说是中国自由思想最重要的传播基地。没有香港媒体,内地很多消息没有机会披露,评论没有渠道问世,人们观察的视野要狭窄很多。但是,香港媒体的缺失也是非常明显的,不客气地说,就是太过浅薄。香港本土成长的媒体工作者,相较于内地同业,天真许多,他们很勤奋,但报导过于表面。有时候,他们还容易混淆自己和被采访者的关系。1989年,我在北京所见,许多香港记者的感情深陷学运之中,有的成为学生领袖的崇拜者,有的刻意掩饰学生领袖中存在的丑恶。“六四”之后二十多年来,每逢“六四”,香港媒体采访报导内容,不少似乎还停格在二十多年前,所写的也总是那几个好像永远不会长大的“天安门广场的孩子”(所谓“学生领袖”),报导他们毫无新意的说词。

从人格上, 我佩服香港媒体中这些理念的坚守者,他们生存在越来越恶劣的环境中,当年气壮如牛的领袖都跑去中共那里讨一杯羹了,他们却还没有忘却“六四”,他们还在守住媒体人的底线。不过,我也叹息,二十多年了,大家总得有些进步吧,对“六四”事件应有更多挖掘,对民主现状和前景应有更多层次思考吧。可惜,在香港的媒体上,真正独立、有深度、而且笔锋到位的记者和评论者越来越稀少。

一个缺乏优质媒体、思想底蕴的城市,当然不易培育出有远见卓识的政治人物。所以我们看到是过于道德化而缺乏洞察力的反对派阵营,高效率却自我太监化的行政诸官,张牙舞爪的左棍阵营。他们之间的较量,表面上是趋向刚性撕裂,实质是暴露出香港政治还只是在浅滩上演兵。

反对派无能,学生们才会上场

最近,中共常务副总理李克强访问香港闹出的风波,就是支持上述结论的例证。

李克强成为这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当然首先是他本人急于想表演所致,他以为一堆大礼,几句可讲其实更可不必讲的英文,便可换得媒体的浅薄讃语。然而,几个学生并非高招的抗议行为,却轻易使李克强弄巧成拙。

有人说,抗议学生是泛民主阵营的马前卒。即使真如此,正暴露香港反对力量不足,缺乏想象力和行动力,他们没有成为利用李克强访港表达诉求的主流,而是被学生们边缘化。

只有反对派无能时,学生们才会上场。但学生们不是职业政治家,他们只能将事件戏剧化,真正能持久和表现力量的还只能是职业反对派。司徒华虽有不足,可他毕竟算一位还有一些中国视野的民运领袖。现在香港的反对派明显多是一些更城市化的领袖,让他们像过去司徒华那样能多少涉及内地政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现在,即使将他们定位在香港一地民主政治中,他们也明显底气不足,即使未来有竞争机会,也可能因为能力局限而喟叹。

曾荫权领导的行政团队更令人失望。当年董建华下台,其实给了曾特首宽阔得多的空间,简单说,曾比董有更多向北京要价的筹码,也就是有使香港发挥的更大自由度。没想到,曾变成了一个被几个局级京官牵着鼻子到处拜码头的地方菜鸟。所以这次李副总理访港,曾团队的人的表现不足为怪,明明是职业保安的角色,却自愿去当轿夫,结果成了这场风波的替罪羊。

左棍实质上是以左挟持中共

当然,香港民主化和社会稳定真正的破坏力量,是那些本土的左棍。北京领导人之所以从1949年以来一直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有信心香港翻不了中共大船,却可以从中收获太多的利益。但是香港左棍们的立场完全不同,他们表面是以左维护中共利益,实质上是以左挟持中共,要得更多个人好处。他们中间一些人总是过度解读泛民主派或者市民的自发行为,然而从强化对抗中谋利。

香港的殖民背景被一些自称爱国者视为历史的羞耻,事实上,香港给中国人献上的是可以远眺西方世界的窗口,其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以今天中国现实,香港又是中国的一个政治特区,有充分地条件实行民主化,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先行者。正是因此,我们赋予香港更高的期待,香港需要更深厚的文化思想资源,需要有洞察力的媒体人,需要有宽广视野的政治领袖,需要更多有独立判断力的市民,以免中国民主的希望搁置在香港浅滩上。

(2011年9月3日于百慕达/《明镜月刊》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