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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历史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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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著有长篇小说《乱弹》、商业管理类《职业人格》、历史类《历史的细节》和《1776:乾隆四十一年》等书。近几年在传统纸媒和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时评,以及许多颇有影响的文化、经济、社会和历史随笔。

对逆来顺受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不论统治者是谁,只能看权力让不让你好好地过日子,国家跟他没关系。事实上,中国人残害起中国人来往往更加残酷。比起日本军队的暴行来,文革的红卫兵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0多年漫长的农耕文明,使农民意识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之中。温顺勤奋狡诈虚伪之外,面子文化使虚荣成为一种现实艰辛的有力补偿。而大国情结正是这种面子文化的虚荣反映。

国家越来越成为每一个微不足道者的面子,这个面子如同安徒生的皇帝新装,其实是不存在的,但大家却都为一个不存在的面子而欢呼,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许多微不足道者活下去的唯一寄托。或者说,这是无数“像屁一样”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在一种去政治化去公民化政治体制下的政治意淫。

人的尊严与国家的面子,人的富有与国家的权势,人的平等与国家的骄横,从这里开始,中国与日本已经渐行渐远。对日本人来说,未来就是忧患;对中国人来说,忧患从来都是一种禁忌——活在当下,活着就好。

读史笔记:历史的吊诡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龚自珍

人类的历史从狩猎采集正式开始。如果说狩猎时代属于父系社会的话,那么采集时代无疑属于母系社会。随着农业时代来临,狩猎进化为畜牧,采集进化为种植。无论畜牧还是种植,都是一种收获方式,比之前的狩猎采集要轻松很多。相对畜牧而言,种植的效率更高,单位面积的土地可以产出更多的能量,因而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尼罗河、两河新月沃地和黄河流域成为最早的种植农业发源地,故而最早进入文明阶段。

种植虽然是一种生产力最高的社会方式,但它具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弱点,就是战争能力极低。相反,发源于狩猎方式的畜牧(或游牧)虽然生产效率低下,但他们保留了一定的狩猎传统。从杀死一只动物到杀死一个人,只是猎物种类的改变,其运作形式并无大的变化。因此,畜牧农业具有更强的战争能力。也可以说,畜牧更加男性化,而种植则比较女性化。

人是一种高度进化的动物,人的进化实际上就是分工的进化。分工使人类必须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贸易,一种是战争。战争是最原始的交换方式,比如两只狗会为了一块骨头咬得死去活来,最后强者得到骨头,弱者得到伤口。狗是不懂得贸易的,它不会用自己的两只肉包子去换取另一只狗的一根骨头,所以它只懂得战争。

畜牧民族相对种植民族之间具有极大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成为贸易与战争的先天性根源。种植民族相对畜牧民族而言具有更发达的文明和财富,因此更容易产生完善的政治。战争和自然灾害使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保障体系,凌驾于生产之上的政治权力随之产生。

相比自然灾害这种天灾,战争这种人祸往往更具危险性和毁灭性。天灾导致了宗教的产生,而战争孕育了政治。种植民族在一次次战争中产生了贵族群体。贵族不从事生产,而只负责战争。这种贵族体制在欧洲亚洲甚至美洲的玛雅文明中都普遍存在。但当贵族面对畜牧民族威胁的时候,他们的战争能力明显处于不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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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仅是一种财富大比拼,更是一场能量比赛。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主要能量来源几乎只有人的肌肉。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往往不如一个奔跑在草原上的牧民。如果说打仗是力气活,那么胜负往往在于两个人之间功率比较。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功率相仿的话,那么如果加上一匹马,那么没有马的人将必败无疑。毫无疑问,在冷兵器时代,马力成为最大功率的战争机器。谁拥有马,那么无论机动能力还是冲击力,他都占据极大优势。

马的介入使畜牧民族面对种植民族具有不可战胜的优越性,因为他们将战争模式与生产模式统一起来,两者之间可以随意切换。这形成冷兵器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即落后的畜牧民族屡屡战胜发达的种植民族,史书上说是野蛮战胜文明。中国传统上一般将野蛮人成为“夷”,夷者,弓人也,就是善于骑射的民族。英国与清帝国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合约《南京条约》中,其核心一条就是改称英人“夷”为“洋”,以表示清国对英国文明的认可。

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贵族模式被日耳曼蛮族剿灭有所不同,宋帝国时期已经开始出现火器,而且宋帝国是当时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但仍然没有避免被野蛮民族征服的命运。

宋帝国的经济重心在长江流域,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和西北边疆尽已失去,而这些地方不仅是重要的军事防线,而且恰恰是军马的主产地。军马的严重匮乏使宋朝军队屡战屡败。王安石曾经多次号召民间养马。但实际上在精根细作的种植农业模式下,根本不适宜养马。如果再看《清明上河图》,即使繁华如汴京,商贾如云贵族如雨,但马车和骑马的却比较稀少,最多的是一些种植农业离不开的牛车。在当时,马匹贸易实际就是军火贸易,遭受各方严重管制。

成吉思汗成为冷兵器时代最后的绝唱。他以百万野蛮的牧民为战斗组团,席卷欧亚大陆,所到之处,任何先进文明顿时都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蒙古人的成功实际上也宣告了热兵器时代的来临。战马的强大能量在野战中所向披靡,但在城郭攻守战中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成吉思汗军事集团因此引进了汉人的火药,火药以其巨大的能量成为城墙的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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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泰斗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两宋之后,中华文明戛然而止。由于蒙元和满清的入侵,以及野蛮残暴的统治,导致华夏文明被迫中断。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在击败蒙古人跨海征服之后,基本断绝了与中国的来往,直到明朝。日本因此保留唐宋文化的影响:细腻、整洁、礼仪、自强。陆秀夫和文天祥成为日本武士道文化中耶稣般的圣徒,在未来的历史里,特别是女真征服中国后,日本更加以“大中华衣钵”继承者自居。日本人认为,日本才是华夏文化的正宗传人,只有他能承担起光复华夏文明的重任。

许多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西方学者都将中国农耕经济称为糊口经济,而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也属于糊口政治。只要保证农民可以活下去,那么作为统治者是完全可以安享荣华富贵而可以高枕无忧的。对崛起于农民群体的贵族统治者而言,只需要做到两点:一要保证遭灾的农民有饭吃;二要阻止野蛮民族来夺取统治权。对于前者,西方历史学家将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称为“灾害专制”或“水利专制”。统治贵族对饥民十分警惕,因为在中华帝国,只有濒临死亡威胁的饥民才会发动危险的革命。但凡有一丝活路,只要能活下去,任何农民都是温顺勤劳的,绝不会铤而走险。

另一方面,中国农民在这种糊口政治体制下彻底丧失尊严与荣誉,对贵族与野蛮人之间的统治权争夺基本保持游离态度。事实上他们难以产生与统治贵族之间的价值认同。贵族如果丧失统治权,他就不成其为贵族,而农民(草民)则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他依然是一个被统治被奴役的农民(草民)。

在中华帝国,这个庞大的农民群体作为一种第三势力始终被置于政治之外,被打入社会底层,从而失去了话语权。中国历史兴亡周期始终在民间反精英集团的反动和野蛮人的征服之间循环。巨大的农民群体事实上成为一场场战争的战利品和观众,改变的是统治集团,不变的是这些农民。没有农民群体,战争就失去了意义和可能,因为农民正是战争的目的。从另一面来说,对于统治贵族、民间反精英和野蛮人,农民的导向起着决定性作用。或者说,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而不是观众,任何一个统治者只是匆匆过客,是一个跑龙套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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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中华帝国的农民是如此顺服,任何一个统治者只要能保证在农民遭灾的时候不饿死他,那么这个统治者就可以成功地统治下去,因此中国成为无数强者想要征服的肥肉。而且这个种植民族太容易被征服。也正因为中国农民是如此驯服,当每一个征服者成为统治者时,他们的意志都将很快地退化,变得越来越温顺和狡诈,然后成为中国农民。这时候,这个软弱的征服者就像一个柔弱女人一样,往往会招来新的征服者。

成吉思汗的托拉斯帝国解体之后,这个野蛮人的民族依然保持着对各种植民族的统治压力。16世纪末期,印度沦为帖木儿统治下的莫卧儿(蒙古之意)王朝,而远东的女真部落也在觊觎着贵族统治下的大明王朝。同时,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的日本在发现兵库银矿后迅速崛起。

因为大明以银为货币,对白银的倚重使日本事实上掌握了中国的发钞权。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雄心勃发,起兵20万,渡海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征服战争。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对农民中国的征服。数十年前的滋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只是民间雇佣军,并不是日本政府行为。

战争先从朝鲜打响。久经战国时期连年战争锤炼的日军攻势凌厉势如破竹,先后攻占朝鲜王京汉城与陪都平壤,并迅速攻占朝鲜境内大量主要城市。丰臣秀吉已经计划好要将日本国都迁往大明的北京,并命丰臣秀次为大唐(日本仍称大明中国为大唐)关白,日本关白由羽柴秀秋或宇喜多秀家担任,朝鲜则交给羽柴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

明朝出兵援朝后,日军攻势受阻。而丰臣秀吉的突然病死使大明和朝鲜的危险不久就得到解除,也使日本进入江户幕府时代。20年后,日本再次出兵征服琉球,明朝贵族已经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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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征服琉球之际,蒙古女真部落在鸭绿江边崛起,迅速征服朝鲜李氏王朝以及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弃地失误以及日本白银的大量输入使女真民族势力大涨,明朝逐渐在辽东失势。

农民中国的贵族统治完全依赖官吏集团的组织和支持。如果官吏集团的人力资源配置做到合理,那么这种统治就比较稳定。比如从嘉靖到万历近百年,皇帝虽然慵懒无德,甚至弃权罢工,但精明强干的官吏集团依然保持了帝国的盛世景象。崇祯前后,这个过于勤政的皇帝对官吏集团进行彻底改组洗牌重新配置。如同对一座危房进行大修整,往往一招慌乱就会导致满盘皆输,而恰恰崇祯还是一个极为倔强的独裁者,结果人力资源组合出现严重失误。

祸不单行,这一时期帝国自然灾难频仍,官吏集团的无能和懈怠导致饥民得不到救助,招致民间反精英集团乘机席卷反叛。与此同时,与皇权离心离德的帝国官吏集团开始背叛贵族统治。

在官吏集团濒临瘫痪和解体的困境中,作为统治核心的皇帝最后以自杀来摆脱心中的罪孽,在此之前短短的10余年统治中,这个可悲的独裁者竟然给自己下了6次罪己诏。这个极其勤勉自责的皇帝用自己的死传达了一个极其严厉的谴责,反精英集团因此失去社会道义的支持。

吴三桂对女真蛮族的投奔只是一个插曲。在此之前,中华帝国的军事力量基本都已经背叛明朝。这些来自中华文明帝国的军事力量对蛮族构成完全压倒性优势,因为洪承畴、吴三挂、尚之信、耿精忠所部均是新式火器,其能量之大和技术之高完全在马上女真的骑射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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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于原始农牧的女真部落在数年期间完成了中华帝国2000年的文明进化,创制文字、制定礼仪、建立国家——从后金到大清。在明帝国的军人背叛之后,明帝国的贵族(包括皇族)遭遇灭顶之灾。大明的军人宣布向大清效忠。

中国人传统上从来将军人视为“吃粮人”,比饭桶强不了多少。军人与胥吏一样,其社会地位极低,毫无荣誉感。因此他们往往在社会动荡时期最容易成为堕落崩溃的环节。而军人和官吏往往又成为贵族的附庸,而且完全不如官吏。

来自异族的女真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贵族。中国农民剃掉头发继续种地。而在精英群体密集的江南,新统治者费了很大努力才获得成功,他们将这些精英收编进官吏集团,使其成为新贵族的一部分。

时过境迁,女真作为后冷兵器时代的征服者,对高度文明的中华帝国本来已经失去了骑射优势。同一时期的欧洲,火药已经将骑士组织的贵族庄园主彻底剿灭,以资本组织和工业文明为依托的新兴资产阶级结合皇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发起对外扩张的世界殖民运动。

中国军人的集体背叛使这一反常吊诡的历史在中国出现——当西方文明在全世界征服野蛮人的时候,中华文明竟然被野蛮人征服。

郑成功是郑芝龙与其日本妻子所生,因此,日本也将郑成功当作他们的民族英雄,历史就是如此纠结哈。清军入关后,朝鲜、日本都将这看作是中原沦陷,而将自己看作是“中华”传人。这种中原情结,对东亚历史的影响很深远,甲午战争时日军的口号之一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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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已经更名为满清)以区区百万之众统治中华,其全部满八旗军队最多时亦不过80000人,而当时中国人口已经接近1亿,而且社会经济高度发达。

在这种情况下,女真统治者其实非常心虚。他们首先对辽东故地进行封锁保护,这是老巢,也是退路;其次,对华北进行大规模圈地运动,使华北成为人烟稀少的政治缓冲区;还有就是将京城原住居民驱逐,东西北三面都为八旗兵重兵拱卫,汉人以及回人被赶到丰台宣武一带的南下洼子,形成大片的贫民窟。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种族隔离:满汉禁止通婚;满人终身享受生活保障;官吏集团以满人为主,汉人为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使小农生产沙粒化无组织化;禁止任何民间组织结社和宗教活动;以文字狱和八股科举禁锢知识分子,钳制言论和思想;对外实行闭关自守,以朝贡体系花钱买稳定。

毫无疑问,满清260年达到了农业中国的最理想状态,糊口政治糊口经济做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人口从6000万翻了3翻,超过4亿。统治贵族的勤勉与人力资源组织的得力使中华帝国的实力和疆土达到历史最高点。突厥人和藏人被征服,新增的国土被命为“新疆”和“西藏”。新疆域还包括早先征服的漠北蒙古与漠南蒙古。对台湾、缅甸和越南的远征完成后,这个异族统治的新中华帝国疆土达到空前绝后的2200万平方公里,几乎成为当时世界体量最大的利维坦。无论人口数量还是富裕程度,大清帝国都远远超过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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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据守大陆文明的中华帝国来说,90海里的之外台湾一直是化外之地,素称南夷。直至16世纪,亚洲遭遇来自欧洲大航海殖民运动,台湾的波利尼西亚原始部落与吕宋(今菲律宾)的波利尼西亚原始部落一起被欧洲“文明人”以火器征服。17世纪后,中日混血儿郑成功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帮助下成为台湾的新统治者,荷兰人在“福尔摩萨”(台湾)的40年开发与殖民被迫结束。“国姓爷”郑成功对满清贵族统治的威胁导致20年后满清的征讨,而其军事领导人施琅正是郑成功的背叛者。灭郑成功者与灭大明者一样,并不是女真,而是汉人,只是女真成为了统治者。

对统治的稳定是如此看重,以至于灭掉郑成功集团后,满清统治者甚至一度想把台湾仍然送还给荷兰人。台湾当时只有10万左右的波利尼西亚原始部落,尚处于狩猎采集阶段。满清统治者对台湾实行封岛政策,以防止发达的汉人势力通过移民渗透在台湾坐大。

在温顺勤劳的中国农民供养中,野蛮的满清文化开始被稀释消解。短短300年期间,女真文字女真语言就基本已经失传。对满清贵族来说,来自北方和远海的西方新文明成为一种巨大的威胁。同时,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巨大的人口压力使饥民骤然四起,白莲教、天地会、太平天国、捻子、义和拳等等,形成一波接一波的民间反动浪潮。中国特色的历史钟摆又一次摆回到2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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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达到巅峰的过程中,日本依靠白银和铜,始终保持着对中国发钞权的影响力。当英国的炮舰开到中国时,美国的炮舰开到了日本。满清统治者打了,然后输了,心高气傲的女真统治者第一次遭遇挫败,他们把这叫做屈辱。日本人也打了,然后认输了,从此在横须贺市建了一座佩里公园,树了一座纪念碑——纪念入侵者佩里使日本开放改革,并踏上富国强兵之路。

美国黑船的到来使幕府倒台,日本赞同开放和自由贸易,但拒绝鸦片,而这赢得了美国的支持。日本以明治维新为契机,走上一条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现代之路。在连续的挫败之后,满清统治者发现,来自欧洲的新文明并没有颠覆其统治的野心,随将民间反精英群体作为最大的敌人,即“心腹之患”。在镇压饥民叛乱过程中,曾国藩的幕府势力使汉人政治势力逐渐恢复了中华主体角色,满清贵族逐渐被来自汉人的新贵族代替。

无论新贵族还是老贵族,对既得利益的习惯考量使他们过于迷信机器的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依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旧中国第一次被新日本征服了。在丰臣秀吉之后300年,日本人战胜并进入了中华帝国。

女真作为一个民族,无论是野蛮还是文明,他们都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字从此湮灭无迹,一切都融化在4亿农民人口的中华帝国里。曾经的帝国顿时瓦解,突厥人藏人蒙古人甚至各省都纷纷宣布脱离帝国统治而独立,天朝曾经的藩属如越南缅甸泰国则沦为欧洲文明的殖民地。

在征服了琉球、台湾和朝鲜之后,日本军人将东北的俄国殖民者驱逐。在300年前女真民族的龙兴之地,新日本人面对温顺勤劳的中华帝国充满300年前女真人那样的信心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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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崩溃中的中国,各种势力都在争夺对于4亿农民的统治权,有旧贵族新贵族,更多的是各地军阀、巨匪以及其它来自民间的反精英集团。新旧贵族和军阀势力结成一个脆弱的统治同盟,而小知识分子领导的饥民则形成一股日渐巨大的反动潜流。

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无疑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达尔文主义尚未退去光环,尼采主义又粉墨登场。人类社会在启蒙运动走向结束的时候,吹响了道德的挽歌。道德沦落成为弱者的借口,人类世界从此成为一个强者的战场。《论道德的谱系》为战争与征服提供了一本关于暴力技术的《圣经》——人类的进步就是杀人技术的进步。在强权逻辑中,从来没有弱者的位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拳头就是硬道理,暴力就是最大的权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待弱者应当像对待女人和牲畜一样,只需要鞭子和刀子。文明与道德是弱者的哲学,征服与杀戮是强者的逻辑。马基雅维利说:“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东西就是权势。”这个时代的成功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勇敢的恶棍。

在2000多年的农业文明之后,东亚整整两代人在一场世界变革和思想启蒙中惊醒,而反应最快的却是日本人,他们以天降大任的姿态担当起拯救东亚文明的使命。一场尼采式的暴力征服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驱动下轰隆隆展开。

在300年前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地方,中华民国的首都遭遇到羞辱性的“南京大屠杀”。日本征服者与女真征服者在一片中国人的血光中难分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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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构成的上层社会正与被组织起来的饥民所形成的底层社会展开镇压与反镇压的斗争。铁与火武装的现代日本征服者来了,分崩离析的传统中国在短短数年之间就被摧枯拉朽地征服了。农民反政府组织和民族主义者政府一起被压缩到交通闭塞贫困落后中国西部。

其时,中华大地饿殍遍野,到处却盛开着灿烂的罂粟花,无论贫穷的农民还是破落的贵族,都沉迷在鸦片的快感中难以自拔。日本征服者震惊了,“东亚病夫”一时成为对“大唐”臣民最鄙夷的批判和谴责。从未遭遇鸦片之祸的日本人根本无法理解鸦片对中国人的诅咒。

如果从服从、勇敢和荣誉感上来评判,日本征服者堪称天生的军人,甚至说他们过于凶残。在短短半个世纪中,这些黄皮肤的日本农民就成长为最优秀的现代军人,他们毫不费力地将东南亚的欧洲殖民者驱逐,一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渐成雏形。

上百万日本农民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大迁徙。最早的朝鲜、台湾和东北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实现了社会转型,新式学校医院政府法院以及选举制度初步建立,基础设施和工业化出现从无到有的巨变。

中国农民依然是如此温顺勤劳,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也是最为悲惨的羔羊,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每一个暴力集团实际上都是一群嗜血的猎手,而农民就是猎物。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导致数百万饥民被活活饿死,竟然是初来乍到的日本征服者以军粮提供了救援,随后许多农民协助日军将当地中国政府军缴械。这就是历史的细节。

先知奥威尔在《1984》中写道:对于奴性的民众来说,“战争无非是一场连续不断的灾祸,像潮汐一样在他们身上淹过来又淹过去,哪一方得胜对他们毫无相干。他们只知道改朝换代不过是为新的主子干以前同样的活,新主子对待他们与以前的主子并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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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美国人结束了幕府日本的中世纪美梦;90年后,美国人又一次结束了天皇日本的大东亚帝国美梦。

欧洲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独立的历史。虽然无数次的战争使欧洲从200多个国家变成20多个国家,甚至间或出现几乎一统江山的大欧洲格局,但基本上欧洲政治处于和而不同的均衡态势。任何过于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一旦出现统一欧洲的野心,必将招致群起而攻之。从拿破仑到希特勒莫不如此。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曾经遭到英法荷的围攻;大英帝国正直日不落时代,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倾力襄助使其美洲殖民地(美国)独立,甚至法国付出国王被断头的惨重代价。作为现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政治体系对大一统和独裁专制具有一种先天性的警惕。

日本是否攻击珍珠港其实并不重要,美国的干涉只是早晚的区别而已,因为它绝不容许一个占人类一半资源和人口的庞然大物存在,更何况这是在一个专制帝国统治下。当日本人以自己可以熟练地生产航空母舰而充满信心时,美国人造出了原子弹。日本第二次向美国认输,同样没有什么屈辱感。

日本征服者的突然退出形成巨大的政治真空。在反复研究了明末农民起义(《甲申300年祭》)的教训之后,这些300年后的流民军队更为成熟稳健,也更为狡诈强悍。他们充分瓦解了脆弱政府的贵族与资产阶级联盟,使无能腐败的新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相反,农民军依靠传统秘密宗教色彩的严密组织,同时利用国际地缘政治的重重矛盾,在一个千载难逢的微妙机遇中力挽狂澜,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就奇迹般征服了一个山河破碎的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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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重新又回到起点。如果说美墨战争的英雄佩里第一次拯救了日本,那么二战英雄麦克阿瑟就是第二次拯救了日本。在原子弹的废墟上,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重建。那时日本比同一时期的中国更加艰难,街头饿死者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社会治安从未失序,穷而不乱。

一个勤奋节制的民族,在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制度下,经过连续30多年的高增长,1970年代的日本终于成为世界最富裕最文明的国家之一。日本用贸易实现了战争没有实现的富民强国之梦。在繁荣昌盛的世界贸易光辉下,战争已经成为不堪回首的遥远回忆。

其时,中国则还是世界最穷最温顺的国家,数量增加了一倍的中国农民依然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与2000年前没有多大的区别,甚至更穷。这些黧黑的农夫农妇在油灯下自己纺线织布缝衣,半饥半饱地吃着番薯和玉米,甚至数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这些不识字的“贫下中农”用属于自己的锄头耕种着不属于自己的土地,用自己打着补丁的肩膀拉犁,用扁担和木轮车一步一步在泥泞的土路上向官吏集团和军队缴纳大米和小麦……

300年前,女真人在征服中国时成功了,从此女真就消失了;300年后,日本人在征服中国时失败了,从此日本遭到了中国的唾骂。日本还是日本,只是比以前更加成熟和富强,因为这是一个现代体制下的新日本。中国还是中国,依然是那么多的数不清的温顺勤劳的农民,只是换了一群新的贵族和统治者。

历史无法设想,美国人的介入产生了“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的巨大差异。美国人使日本的“东亚共同体”破产,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中华文明将在那个所谓的“东亚共同体”中产生怎样的文化征服。美国将日本打回原形,使中国从日本人的征服中被解放出来。中国没有落入300年前大明帝国的命运,日本也没有重蹈300年前女真的覆辙。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现在回看这一段历史,或许都不知该憎恶美国,还是该感谢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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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工业革命引发的全球化产物,中国古代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天下概念。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元清两朝都是外族入侵汉人做了亡国奴。只是时间长了,也就无所谓亡国了,还亡出个康乾盛世,多了两个少数民族。对逆来顺受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不论统治者是谁,只能看权力让不让你好好地过日子,国家跟他没关系。事实上,中国人残害起中国人来往往更加残酷。比起日本军队的暴行来,文革的红卫兵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0多年漫长的农耕文明,使农民意识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之中。温顺勤奋狡诈虚伪之外,面子文化使虚荣成为一种现实艰辛的有力补偿。而大国情结正是这种面子文化的虚荣反映。阿Q说:我祖上也曾经阔过!当国家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却越来越渺小,以至于微不足道。每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并不为自己微不足道而感到悲哀,反而要为一个巨大的国家面子而兴奋莫名。

国家越来越成为每一个微不足道者的面子,这个面子如同安徒生的皇帝新装,其实是不存在的,但大家却都为一个不存在的面子而欢呼,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许多微不足道者活下去的唯一寄托。或者说,这是无数“像屁一样”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在一种去政治化去公民化政治体制下的政治意淫。

人的尊严与国家的面子,人的富有与国家的权势,人的平等与国家的骄横,从这里开始,中国与日本已经渐行渐远。对日本人来说,未来就是忧患;对中国人来说,忧患从来都是一种禁忌——活在当下,活着就好。

2011年7月30日,黑龙江方正县为100年前来到中国的“日本开拓团”逝者立碑。2011年8月月3日下午2时,五个分别来自河南、河北、北京等省市的“爱国者”自驾车赶往方正县,污损纪念碑。此举赢得全国一片喝彩。如鲁迅所说:“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100年前,无数中国农民就是这么爱国的,高呼着杀光洋毛子杀光汉奸抵制日货,热血沸腾的义和团们在所谓“文明人”的马克沁机枪和滑膛炮的火光中化为灰烬,然后他们的孩子被贵族们祭上帝国的断头台。

是国家灭亡还是人灭亡,这个难题常常将人们逼到墙角。当我们首先选择人的时候,我们也就搭上了开往现代社会的列车,否则,我们仍将继续在旧世界的黑夜里做一个无法醒来的噩梦。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