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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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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法庭的宽大处理:“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这一仪式。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开展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力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其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其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的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十年分期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以至一度节节败退,甚至今天仍难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和“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道路;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这一逻辑的证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是否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法庭的宽大处理:“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这一仪式。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新世纪》2011年第37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