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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铮:中国的外交政策,强硬还是软弱?

在外交政策上,中国还不能算是一个正常国家。外交政策的机密化和模糊化也根本上不符合当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利于国内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可能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提供空间。

目前在国际上关于中国外交存在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法,那就是伴随着国力的上升,中国外交正在趋于强硬。在英文媒体中,一个形容中国外交的流行词是“assertive”(自信而强硬)。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你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聊天,或是阅读和观看中国内地的媒体以及网络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老百姓却普遍认为中国外交不够强硬,甚至是非常软弱。最近的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国际舆论一边倒地谴责中国强硬和高压;另一方面,在国内民间和媒体中则充满了要求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告别软弱,亮剑出击的呼声。这种国内和国外罕见的两极看法令人深思,确实值得我们进行讨论。

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政策

在我看来,这两种看法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中国外交目前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强硬或是软弱,而是在于缺乏政策。事实上,中国外交正处在一个寻找政策的政策真空期,很多外交问题都还没有完整成型的政策。我们就以南中国海争端为例,如果“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12字方针是中国处理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具体的政策究竟是什么?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政策问题需要解答。比如说,“九段线”究竟是中国的国界线,还是历史性水域线,或是历史性权利线,抑或只是岛屿归属线?中国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究竟持何立场?中国主张共同开发,但是有没有任何具体的开发方案?在共同开发中又如何界定争议海域和非争议海域?还有,中国主张谈判解决,但对谈判有没有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如果对所有上述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答案的话,又如何能让外界相信你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而且,因为缺乏完整政策而表现出的含混不清和缺乏行动只能一方面被外界误解为强硬(基于中方的主权声明),而另一方面被内部民众视为软弱(基于政府维护主权的行动)。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尴尬的政策真空呢?

角色转变 国家认同须重新探索

过去短短几年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国家角色的迅速转换。以2008年的奥运会和金融危机为标志,中国正迅速地从地区性大国变为全球性大国。很自然,中国的外交政策的确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调整,准备政策,准备人才,协调机制,从而适应这种巨大变化。

建国以后,中国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奉行了不同的外交政策,从建国初期的亲苏“一边倒”,到文革时期的“反帝反修”,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另一种亲美“一边倒”,到了1989之后的打破僵局,破解孤立,一直到江泽民时期的“大国关系”。这些政策后期虽然也有检讨,但政策本身都是非常清楚的,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下也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可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复杂。关键是,中国的角色不同了,已经不可能再做一个纯粹的跟随者或是反对者。比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是一个充满智慧而且非常合理的方针。但是时过境迁,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的国力上升了,中国已经无可回避地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已经无处去躲藏,只能去应对并承担责任。但一时之间,中国对于应该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以及往哪个方向使力还没有明确的主意。毋庸置疑,中国外交近年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外交操作也趋于成熟。但是,外交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缺乏整体大战略表现在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上就难免有时会显得左右为难。

这里还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中国以及中国的执政党目前都处在一个自我认知和国家认同的探索时期。对于自己的定位,对于这个国家的文化及价值取向,以及未来的目标都不是非常的清楚。今年一月,一尊孔子像落户北京天安门广场。可是,几个月前,这座雕像又悄然搬离。在我看来,相互矛盾的孔子像同毛泽东像遥遥相望以及孔子像在几个月间的快速搬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恰恰表现出社会大变革中的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国家认同和文化定位的不确定状态。我们知道,没有清晰的国家认同和定位,一个国家就难以清晰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无法对国家利益做出明确的判定,一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清晰和长远的外交政策。

像主办奥运般组织外交政策研究

处在这样一个寻找政策的过渡时期,中国无疑需要极大地加强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国这些年来花大力气成功组织了一些展现国家硬实力的大工程,如奥运工程、高铁和航母等等。外交政策则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软实力,中国也应该像组织奥运工程一样组织外交政策研究,它的重要性和产出绝对不亚于这些硬实力工程。

近年来,中国涌现出一些极其优秀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员,中国政府需要对他们进行更大的支持。同时,外交政策研究也应当更加开放化。例如,相比中国,新加坡无疑是一个小国,但是,新加坡的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固定的关于中国和亚洲研究的学者研究基金申请项目,这些基金都是面向全球研究者的开放性竞争项目。开放性的研究已经使新加坡的个别研究机构和媒体在中国和亚太研究领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作为大国的中国目前还鲜有对外开放的外交研究基金,海外学人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也很不容易在中国国内找到适合的发表渠道。回顾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种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政策研究长期以来是开放的,众多海外专家可以为之贡献才智,这一点或许可以为中国外交政策研究提供借鉴。

此外,没有辩论,没有公开讨论,就没有好的公共政策。以中国每年举行的人大和政协会议为例,在每年的例会中关于经济和民生的问题都有非常多的深入讨论,但是却很少听到关于外交政策的讨论。人大和政协委员也鲜少对外交政策进行质询。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外交政策上,中国还不能算是一个正常国家。外交政策的机密化和模糊化也根本上不符合当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利于国内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可能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提供空间。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其外交政策并非是在强硬和软弱之间做选择,而应当基于强大的政策研究和恒定的价值观。中国的亚洲邻国会欢迎一个具有清晰外交政策而又奉行和平发展战略的中国。

(作者是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