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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盛凯:树立中国外交的权利政治主张

权利政治可以统筹兼容球权、主权和人权。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正在深刻重塑以权力为核心的传统国际政治和国家间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持续推进的全球政治觉醒和“国家社会”向“国家间社会”的流变,不断释放着现代大众政治惊人的国际政治效应。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处于隐性状态的权利政治概念逐渐显性化,继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潮之后,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掀起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浪潮,80年代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团结维护海洋权益,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积极争取增强其在世界经济中代表性、发言权,权利政治正在各个具体领域中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一大趋势,显示出日渐强大的道义和政治感召力。中国外交应抢占高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鲜明的权利政治主张。

权利政治渊源于近代洛克、瓦代尔的国际权利思想、格老秀斯主义和康德的国际和平思想,是对在国际政治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权力政治观的超越。国际政治学术界“权利政治”的主要倡导者有梁守德教授、秦亚青教授、夏安凌教授等。梁守德教授将权利定义为“合理合法的权利与利益”,认为权利政治就是合理合法的力量政治。郭树勇教授在以建构主义为指导的大国成长的社会性研究中提出的大国成长的“合秩序性”主张,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权利政治的理念。

权利政治是对新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精髓的综合概括。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是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鲜明特色。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从援越抗美到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到“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中国外交在积极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战略利益的同时,坚定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获得平等发展的各项合理合法诉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坚持了反霸和立足第三世界的方针,在积极促进南南合作之余,规划了中国外交的未来,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倡导并践行了中国的“新安全观”主张,确立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积极融入各种多边国际机制。胡锦涛总书记“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和对负责任大国的体认,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中国外交的权利政治思想。权利政治理应成为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核心概念。

权利政治具有指导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的内在灵活性。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势力干涉,维护发展权利,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气候变化,以及调停国际争端和指导联合国改革。权利政治可以统筹兼容球权、主权和人权。在公共外交层面,确立以“权利政治”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可以增强公共外交内容的连贯性和旗帜的鲜明性,把中国政府对内以人为本、建设法治国家的政策理念与对外主张串联起来,减轻世界对中国崛起前景不确定性的忧虑,通过增进对外行为的可预见性改善国际环境。权利政治是外交实践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和谐统一。

负责任大国不是对某些国家的负责,而是对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合理合法的权利与利益”负责。但必须指出的是,权利政治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假定,需要一套国际法、国际制度为之提供保证。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非中性决定了权利政治主张必须与积极改造国际法、国际机制紧密结合。国际法和国际制度既是各国意志协调一致的产物,也是主要大国意志与国际社会意志协调一致的产物,国际社会中国家的权力与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是合二为一的。以斯蒂文·卢克斯的权力的三面理论来考察,国际法既是限制选择的权力第二面的直接体现,更是塑造观念的权力第三面的显性化。但正如联合国历史所昭示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对它的改造是可以成功的。如梁守德教授所言,“权利政治以法为准、以力为基”。中国外交应重视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关联性,为形成中国外交的权利政治主张积极创设条件谋划长远。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