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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钧福:五十年前的一桩荒诞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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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出荒诞戏的特殊之处是除了巴依莫拉本人外,没有别的主角。他和他的家庭在艰难环境下,备受歧视、浑浑噩噩地过了19年。没有任何特殊的人为此负责。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在监狱、劳改农场、公安处、县委中,只要有一位干部认真负责追究此事,也不会酿成如此稀奇古怪的事件。而且,若不是在全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造成的大环境,也绝对不能给他平反,因为造成他的冤案的干部都已平步青云当了更大的干部。当然,巴依莫拉一案也不可能对他们日后的升迁造成任何影响。

巴依莫拉案,无人对此负责。聂树斌案查了5年未果,看来将不了了之。赵作海案,看来会拿几个基层民警顶缸。如果正义长期得不到伸张,复仇女神终将降临。我们当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

1978到1980年在中国是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时代。那个时候总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一般衣衫褴褛,到北京来申诉冤屈。而当时的接待部门也能耐心听取他们的倾诉,记录下来,尽量予以解决。不像现在,只要是上访的,不管青红皂白,先抓起来,监禁在一起,再遣送回乡。

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成立了中央机关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抽调千名干部到全国各地检查落实信访工作。据统计,从1979年9月到1980年2月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各地就接受处理了数百万件来信来访事件。这一小组组成《上访通讯》编辑组,从这数百万案件中选取典型案例,编辑成《春风化雨集》一书上下册,于1981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所谓春风化雨者,领导部门的恩泽也,教育被平反者要感谢政府感谢党。

这本书是内部发行,在正式书店买不到,但是在旧书摊经常碰到。其中的案例发生时间跨度很大,不限于文革时期。冤假错案的发生前后持续30多年,从1945年到文革以后,确实说明文革“由来已久”,也说明,它或许至今仍存在我们中间。

这里面的案例都很值得探讨,它们反映的问题都很深刻。

现在说的是其中《奇怪的囚犯》(新疆自治区信访处供稿)一文所说的故事。1960年,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有一位哈萨克族党员干部巴依莫拉。他当时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下放到“干训队”学习锻炼。一天,他接到地委电话通知,要他到地委报到,重新安排工作。第二天,他带了行李,到公路旁等过路车搭车,因为该地区没有公共交通车。等到下午,他看见两位民警押着一名罪犯也来路边等车。

下午6点钟,从阿勒泰方向来了一辆卡车,民警押着犯人上了车。巴依莫拉判断卡车是到阿勒泰去的,没说话也上了车。这是当地搭车的惯例。

到了阿勒泰公安处门口,卡车停住,两位民警押了犯人下了车。巴依莫拉也下车朝地委走去。却不料一位民警在后面大喊:“站住!”并揪住他问他去哪里。他说到地委组织部,民警大声喊:“不行!”并打了他一拳,叫他跟犯人走。他在情急之中说不出汉话,糊里糊涂也走进了监狱,被关了起来。

第二天,他找到一位能说哈萨克语的看守,说明他的情况,恳求他们给地委组织部挂电话核实情况。结果被看守骂了一顿,说:“你就是县长省长进了这门就是犯人!”把他从办公室推了出来。

就这样,他在监狱里作为囚犯屈辱地过了一年。1961年,他被送到劳改农场,当然没送去任何档案,也没有逮捕证。但是没档案的不止他一个,所以没有引起重视。劳改队照收不误。

又过了一年。1962年,地区公安处组织一些干部到劳改农场处理未决案。他们在巴依莫拉的档案袋里未见任何档案,只见几份申诉书。他们觉得申诉书说得太离奇,是有意破坏公安部门的威信,不肯相信,在处理表的结论栏写了“待调查处理”几个字,就打道回府了。

1962年底,地区公安处一位副处长到农场检查工作,听到这件事情,回去后,来信指示:“请你们找他谈话,上报处理材料。”于是,场长找他谈话,叫他写“材料”。

本是公安部门本身的错误,怎么叫他本人写材料?于是,这出黑色幽默中最荒诞的一幕出现了。

党的干部巴依莫拉多年来深受党的教育。他知道,只能自己犯错误,党不能犯错误。他也牢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并作为自己处世的箴言。他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也有切身的经验,就是不管人家说你犯了多大的罪恶,甚至杀人放火,只要你老老实实承认,总比不承认好。于是,他写了一篇交待书,承认自己解放前当过“土匪”,解放后闹过民族分裂。这都是“反右倾”运动中别人给他加上的罪名。

巴依莫拉确实是党的好干部,自己帮助领导下了台阶。场长看了他的交待材料,觉得他罪行不轻,念他认罪态度较好,建议判处劳动教养六个月。于是,巴依莫拉从劳改队到了劳教队,不出同一农场。

我们今天,也许会责备巴依莫拉太老实,太窝囊,后来的有关部门也认为责任应由他自己负。但是,在当时情况下,也许他这样做,是自保的最好选择。

人们要问,巴依莫拉被莫名其妙地抓了起来,关了几年,他的家属难道就不找他吗?他所属的县委丢了个副部长,也不找他吗?

他的家属知道他被劳改和劳教,从此不敢到县委去领他的工资。县委不知道他哪里去了,直到两年后,公安部门通知他们巴依莫拉被劳改,于是将其除名,并将他全家五口人从县城驱赶到农村自食其力。

那时候,一人有难,株连九族。他的大女儿被学校开除团籍。二女儿被学校开除学籍。三女儿和小儿子不能上学。亲戚朋友谁也不敢和他家来往。一家人在农村艰难度日。

半年后,巴依莫拉解除教养,但是没任何单位愿意接受他,只能在劳改农场就业,直到1976年才被批准回到原籍青河县当社员。

文化革命后,他的“平反”也历经曲折。直到1979年才给他彻底平反和改正,被任命为青河县畜牧局长。19年后,他又恢复了干部身份。

巴依莫拉说:“今天,党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又让我挑起了重担,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我今年五十二岁,一定要拿出全部力量,为党、为实现四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出荒诞戏的特殊之处是除了巴依莫拉本人外,没有别的主角。他和他的家庭在艰难环境下,备受歧视、浑浑噩噩地过了19年。没有任何特殊的人为此负责。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在监狱、劳改农场、公安处、县委中,只要有一位干部认真负责追究此事,也不会酿成如此稀奇古怪的事件。而且,若不是在全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造成的大环境,也绝对不能给他平反,因为造成他的冤案的干部都已平步青云当了更大的干部。当然,巴依莫拉一案也不可能对他们日后的升迁造成任何影响。

这一事件所反映的问题当然是深刻的。作为县委干部的巴依莫拉的命运尚且如此,一个普通百姓的性命更如草芥。多年来,公安部门的权力毫无制约地恶性膨胀,造成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使悲剧一演再演,至今不绝如缕,如佘祥林案,如最近暴露的赵作海案。赵作海是被伤害者,却被诬为杀人犯,判处死缓,他却没有上诉。在巴依莫拉案中,人和人之间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只有相互损害、落井下石。使赵作海,使巴依莫拉丧失信心的不仅是公安部门和司法部门。他们丧失了对人间的良知和正义的信心,他们认为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除去精神病以外,最近一些杀害儿童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犯不也是这样想的吗?

巴依莫拉案,无人对此负责。聂树斌案查了5年未果,看来将不了了之。赵作海案,看来会拿几个基层民警顶缸。如果正义长期得不到伸张,复仇女神终将降临。我们当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