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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言:1974刻骨铭心的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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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六十多年的人生中,和父母、和家人、和亲友、和师长、和同学同事,经历了多少次离别送行?无法说清。唯有这一次和一个最普通的非亲非故的农民的送别,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五味俱全的记忆。

当年我曾把这段经历分别讲给了一起分配到该县的大学同学,一位当场泪眼模糊(此君后来调回老家河南),一位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埋怨我:“你害得我一夜没睡!”(此君八十年代初迁居美国)重提这次难忘的送别,是为告诉人们,我们曾经有过怎样苦涩的年代!

1974年底,我以县委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在农村住队,指导一个生产队搞“农业学大寨” 。突然,接到县局通知,要我准备准备,过两天到新成立的“县磷肥厂筹建指挥部” 报到上班。照规矩住队一般是一年一輪,为何我这次才来三个多月就要走呢?

此事说来话长。1972年我从军垦农场分配到这个县的一家硫铁矿,由于是新建厂,会计、出纳我一肩挑。第二年我分配在另一个省军工厂工作的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连生孩子我也无法去照顾。局领导很不错,在对方単位不愿放人的情况下,同意放我走,并给我厂配齐了会计出纳。在县里还卡着不批时,局里把我抽出来住队,以便我调动时少磕绊。去年我巳经住了一期队,既然还在等调动,局里又继续安排我住队。对这种安排,我很乐意,第一我理解局领导的好意,第二农村的生活、工作我也习惯,在哪不是过?因为心态好,工作扎实,所以第一期住队结束时,我被评为“全县优秀工作队员” ,工作队队长骆副局长和同时往队的局政工组长朱同志对我都十分器重。

到第二期住队时,才调来的一把手李局长当工作队队长,他对下面的人不太熟。,而骆副局长又抽到县磷肥厂筹建指挥部当副指挥长。筹建新厂也要用人,骆局长想到我住队时怪下力,就提议派人換我,李局长同意,于是就有了这次临时特殊调动。

我要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队长、会计、房东家的邻居在晚上收工后都挤到我房东家来确认消息,露出难舍的表情。我这个人一贯瞧不起自视甚高的人,再说“夹着尾巴做人” 惯了,没有“架子” ,和社员们很合得来,大家在一起谈了很久。当我陸续送走他们准备进屋时,墙角后走出一个人影,用低沉却清楚的声音说:“彭同志,我给你说个事。”

我定下神来,辯认出是住在隔壁的青年社员喻成志,因排行第三,同伴都叫他三娃子,年长的叫他“三(儿)”。就说:“有事进屋说。”他却说不。奇了怪了,以往“三(儿)”经常在晚上到房东家和我们一起打扑克,也算随便,今天怎么了?我料定事出有因,只好说:“你说” 。

“你要走,我送你。”他迟疑一下,还是坚决说了出来。

这实在出乎我预料。这个队离公路三里不到,乘车还方便,他要送我,肯定不是陪我坐车,而是歩行才能送。那怎么行?七十里路啊!舖的盖的,再加上衣服、书,少说三十多斤,那多累!

“没事,我砍硬柴来回也有六十多里,还挑一、二百斤,这算啥?到城里要是走小路,听说也只有六十里远。我只是怕你没走过这远的路,累着你了。”

“你为什么要送我?”我不由得问。

“我长这大还没进过城。”

“你不是说你修过公路吗,就没到过城里?”

“离城还隔一个山头,没有看见,我也没有坐过汽车。”

我震撼了!这一夜我辗转难眠。

一个只比我小三岁的小伙子,居然没进过城!一个辛辛苦苦修公路的农民,居然没有坐过在路上跑的车!他毫不在乎自己要挑着不算轻的行李,却顾虑我这个空手两拳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人啊人,你们的差距咋那么大呢?

喻成志家是地主。虽然他们一家都挺老实本份,尤其是他本人干活扎实利麻,连房東陈大娘、陈老爹都说“他给我们家砍柴可比别的地主娃子砍的多”(当时地富家规定一年有多少个义务工),但毕竟是“黑五类” 啊,叫他送我,岂不是表明我“立场不稳” ?我不由想到,有一次我、他、陈老爹的儿子(近40岁,贫协组长,和陈老爹分开过)和另一社员晚上打牌,我和“三(儿)”联手,本可给对方剃个“光头” ,“三(儿)”却 出错了,让对方得了分。亊后我说“那好的牌你竟然没出对” 。他说:“彭同志,你没见他(组长)输了脸色怪难看?若再给他剃个光头,他不敢搞你,不把我恨死了?他动不动就是‘小地主娃’ ,叫人好难为情吧。”我在农村生活了一年多,自认对各阶层的人相当熟悉,咋没想到这一层呢?怎能体会成分坏的人,活得多憋屈呢!我还想到了上期住队时,全公社推广用“划行器” 插秧,我在公社开会时按公社“各队派一个负责、能干的社员来学习这个技术” 的要求,带信给老队长叫他通知社员“胜娃子” 来,岂知第二天就我们一个队没派人来。回来后我批评老队长,老队长却说:“彭同志,你叫胜娃子去,万一公社又叫他回来,不是出他丑么?”胜娃子也是地主子女。为了叫他来,我已经以“叫他来劳动,又不是来戴大红花” 的理由与骆局长勾通了思想,所以有持无恐,谁料功亏一篑。当然,队上这件事最后还是胜娃子做的。

这时,正是“批林批孔” 运动的高潮,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我放着汽车不坐,放着贫下中农子弟不用,却叫一地主子弟送行,会不会是我觉悟真有问题?当地干部群众会不会说闲话?我想到前不久在我主持下,实事求是查清了本队一富农子弟偷砍集体林木(那时没有自留山)、全大队还在“三治” (造大寨田,三治是治山、水、土)工地召开批斗会这件很有影响的事件,自信立场是坚定的,干部群众不会说我觉悟低。县局李局长住在三里远的另一个队,能瞒则瞒。新来代替我的老贺同志和我关系一向不错,人也不怪搞,不会主动打小报告。就是有一定风险,和三(儿)实现好不容易才说出口的心愿相比,又算什么呢?经过艰难的权衡,我终于决定,走进城里,叫三(儿)送!

目的确定了,怎样做得不露破绽呢?我又思索了好一阵子,终于想到了一个“自以为得计” 的办法!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对陳大娘说:“大娘,我到镇上去一趟,要是有人找我,你就说我去看汽车票好不好买了。”

我朝镇上走去。在镇上漫无边际地逛了一圈,根本沒到过路车的停靠点,快小晌午时回到家中。

一进门,我连说累死人了。陈大娘关切地问:“咋样?”

“我等了半天,可能要过年了,车上人多的很,车停都没有停。”这里只有两班客车路过,陈大娘是晓得的,但她不知道我向她撒了谎。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而我为办这件小事,竟然还要撒谎,陈大娘,真对不起你!

陈大娘听了显出替我着急的表情。我喃喃自语,咋办呢?咋办呢?明天要是挑着行李去镇上,搭不上车,不是空跑一趟?

过了一会,我象突然下了决心似地说:“无非累一点,走回去!”

我为什么如此表演呢?因为最大领袖教导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與讑,并且革命的阶级和反革命的阶级都是这样。我这虽不是推翻政权的大事,也需要造舆论呀!万一有人以后来调查我为什么有车不坐要走路,是不是借机怎么怎么的,年高望重的陈大娘可为我辯诬哇。陈大娘听了似乎默认了,心疼地说了句“那多远啊,你不嫌累?”我忙回答,不怕不怕,我们在军垦农场拉练比这走的还要远!陈大娘的表情告诉我,也只好这样了。

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歩!

到了下午,我从工地早点收工,回来拾掇行李,大娘给我邦忙。我漫不经心地说:“我一会叫队长派三娃子给我挑行李,累死他!你看行不行?”

陈大娘慢慢地说:“你一说要走,我就在想谁送你合适,三娃子挑倒是挑得动,就怕人家瞎说,害了你。”真是又关心我又有觉悟的好大娘。

“怕啥?又不是叫他去享福?我想好了,明天叫三娃子挑起行李先走,你儿子、队长、会计送我到村口,还不是贫下中农送我!”我托出了我的方案。大娘点了点头,“也好”。

正说着,陈老爹的儿子“贫协组长” 进来了,对我说:“彭同志,明天我想送你。”他不是陈大娘的亲生,大娘生的儿子前几年修水库出事故死了,儿媳、两个孙子(女)和老俩口一起过日子,生性较懒的“组长” 从没邦过他们忙,有时还到老爹家抱柴烧,故两个老人也不太待见他。“严队长早安排了呢” 。陳大娘冷冷地先说了一句。

“你年龄比我大,怎好支使你呢?贺同志才来,你还要抽时间向他介绍队上形势哩。”我连忙补一句。

我得马上把这个决定告诉还在工地干活的严队长和喻成志,临出门,陈大娘嘱咐我,晚饭不要上輪转的那一家,“回来吃” 。

这是陈大娘专门为我做的“饯行宴” ,四个炒菜一个焖狗肉。这只狗胯子是大娘侄子前不久从山里送来的,原打算熏了过年吃的。饭是净米干饭。这个队劳动日値0.25元,口粮人均毛粮27斤,大娘家只陈老爹和儿媳两个弱劳力,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收拾这一顿饭,多不容易呀!更见老人盛情的,用的是平常从未舍得用过的镶着黄色金边的花盘子花碗。晚饭后,我没照规定给半斤粮票、0.12元钱,因为给了陈老爹不仅不会收,反而会生气。饭后,住在另一户的老贺及队长、会计都过来了,很谈了一会。因我的被褥已捆好,只好和老贺挤着睡。走前,我借口找东西,哲到已睡熟的大孙子柱娃子床前,在他棉衣口袋里塞了5元钱2斤粮票。

和老贺睡在床上,我专门扯工作,生怕提及送的事。谁知到最后,老贺还是想起来了,问:“明天谁送呢?”我轻描淡写道:“听说是三娃子。” “三娃子成分不好么。”老贺果然有顾虑。“队上可能觉得他住的近,方便些。管他哩,睡吧。”我故意用“队上” 这个模糊字眼,又故意打个哈欠,老贺没再往下说了。

次日,我和陈家正吃早饭,喻成志戴个旧草帽进来了。他略微向陈家人打个招呼,向我使个眼色,就挑着行李走了。

不一会,队长、副队长、会计、组长、老贺和几个社员就来了,说了几句寒暄话,我们一起出了门。在路过三娃子家门口时,他爹吸着旱烟袋、他妈牵着四岁的小儿子的手,恰好出现在门口。当然,我没和他们说话,只是和两个大人对望了一眼。

快到村口时,送我的人已有二十多了,在不宽的小路上,完全可以用“簇拥着” 来形容。这是我一生所享有过的最隆重的一次送行,我多想有部相机照下来啊!一来畄下沉甸甸的情谊,二来防身,驳斥可能发生的诬陷。可惜,相机还是民间稀罕物。

终于到了村口。我主动停下脚步,和大伙一一道别。陈大娘撩起衣襟擦着眼泪,更是伤心。这短短的几个月,大娘给我做饭,给我洗衣,给我温水洗脸洗脚,煤油灯下看我们打牌时总是问我“赢没?”……我逗她的小孙女,教柱娃子做作业,邦他们从保管室挑分的红薯……已经情同母子。如今分别,不知何日再逢,她怎不伤心呢?我安慰她,“大娘,我一定来看你。”大娘哽咽道:“我这把老骨头,不知能不能……”已经篬老的陈老爹连忙催促说:“彭同志,快走吧,路不近哩。”于是,在又一次互道珍重后,我依依不舍辞别众人。

喻成志在半里开外等我。见面时,他一脸青春的笑容,我也有“阴谋终于得逞” 的欢愉,都能享受排除压力真诚相对的“二人世界”了。虽然小路崎岖不平,但忽高忽低,弯弯曲曲,山风习习,野鸟啾啾,沿途景色倒也美不胜收,观之不厌。我们一路说说笑笑,不觉间,三(儿)说已走了一大半了。

我提议歇歇,三(儿)找了个有大树的地方,我们在大石头上坐下来。他摘下草帽,剃给我叫我搧搧,又从腰间掏出一个饼子,给我掰了一大半,说是他妈怕我们路上饿,专门做的。这时,阳光从残叶缝隙间洒在他脸上,白里透红,五官周正,一脸生机。我不由得想起一次我问陈大娘“这好的小伙怎么还不找媳妇?”陈大娘说:“去年有人领了一个姑娘来他家看了,不知怎么没有动静。”我跟着问,“那姑娘还好吗?”意思是,如还过得去就行了,谁叫他成份坏呢?大娘说:“是个秃子。”我彻底无语了。秃子,一头恶臭,不太难闻?难怪最后没有动静!

想是这样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还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看他怎么回答。三(儿)迟疑了一会,说道:“去年有个亲戚介绍一个山里面的,要招上门,我想到山里光吃苞谷,没干。”他的解释不同于陈大娘。不说“秃子” ,是不是怕伤了自尊?我不能再深问了。

“再说,我哥哥还没结婚。”他又说一句。

三(儿)的哥哥和我同年,初中毕业,个头比三(儿)矮一点,也呆在家里。这个村位于平埧,背靠山丘,可能自然条件在这个山县显得好一些,划成地富的比我上期住的队多得多。地富子女招工、当兵绝无可能,学业到初中已是稀少,尤其男青年打光棍的多,已婚的不少是换亲串亲或找个有残疾的。看着三(儿)忽然暗淡的目光,我真后悔问这个事。

将近下午两点,走到城边了。

三(儿)指着不远处的烟囱问:“那个园筒子是什么?”

“是水泥厂的烟囱 。”

“为什么盖那么高?”他一脸不解。

我以他家厨房的烟囱做比方,祥细地讲解了烟囱为什么建这高的原因。看得出,他听懂了。

在城里,我们进了唯一的国营饭店。我要了一个蒸肉、一个炒猪肝、一个粉丝汤、一斤二两米饭。

在算帐买牌子的当儿,我看他在身上摸索,就问:“做啥?”“找粮票。”“你哪的粮票?”“出民工时攒的。”他觉得我出钱,他应当出粮票,不能让我太吃亏。三(儿)啊三(儿),你怎么这样想?

他摸了一阵,还是没找着。“我记得把5斤粮票带上了的,怎会不见呢?”看他又心疼又尴尬的难受样,我一边结账,一边拿出10斤粮票给他。粮票对他太珍贵,但他说什么也不要。

饭后,我跟他一起到局里去。我叫他站在局门口,我提着行李进去。办公室小黄(武汉知青招的工)给我一把钥匙,叫我住李局长寝室,明早再把钥匙给她,并说,你就算调到磷肥厂指挥部了,明天可以回老厂把行李搬下来。

老厂与住队在一个方向,离城200多里,磷肥厂就在城附近。真是万事顺利!

把行李放好,我连忙出来带着三(儿)在城里逛,他显得很兴奋。晚饭我没带他在局里吃,还在那个饭店,买了三碗面。接着引他到县城唯一一家国营旅社用我的证明给他开了个床铺,随后挤着买票看了场电影。

第二天一早,我去旅社找到他,在外面买了两个饼子吃,然后一同去汽车站。

在车站排队买票的时候,我叫他守坐着的位置(水泥长凳),我到停车场转转。突然,我看见李局长刚下车朝候车室走来。李局长也经常到“三治” 工地,候车室不大,万一他看到面熟的喻成志,问起来可就麻烦了。我马上走到三(儿)面前,悄悄给他说,李局长来了,你把头低着。我也正襟危坐,目不斜视。李局长若没看到我,我也就不主动打招呼。幸好李局长扬长而过,我才虚惊一场,回头喊三(儿)时,他仍扣着草帽扎着头。真是形象的低头老实啊!

接下来就顺利了,我们一同乘车,他又显得很新奇很高兴。车到那个小镇时,他下了车,很是难舍。我站在车门口,向他扬着手,大声喊:“以后到城里找我!”

尾声:我到了磷肥厂指挥部后,听说新招来的民工中有很多是三(儿)那个公社的。时间长了,协助我搞广播的姑娘小冀对我说:“彭同志,其实我早就听说你了。”“为啥?”“你抓偷树的贼娃子唄!”啊,是那回事。“你是哪里人?”輪到我问她了。“三娃子的相邻大队。”三娃子,那个俊朗勤劳的小伙子,我不由陡然心头一颤。那个公社来了一百多人,怎么选不到他呢?

“你咋会叫他送你?你不怕?”

“队上叫谁送谁就送,我怕他干啥!”我巧妙应对。

“你们分手时你给他说了啥?”她浅然一笑。

鬼女子,她一定知道了什么!“我叫他到我这儿玩呀!”我索性坦然相告。我没有问她是听谁说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果然群众的眼睛雪亮!但那天车上没熟人呀。

“你想,他会来吗?”她幽幽地问。

我不知如何回答。

送行的故事到此结束。

现在讲这件事,可能很难引起共鸣。一是我笔秃,二是时过境迁,没有了那种人人自危的气氛。我想。

后话:不久,我调到外省,又过了若干年,来到这个离喻成志所在的县不算太远的城市。终于,我用出差的机会,实现了去当工作队员时住过的两个队看望乡亲的夙愿。

九十年代的一个春天,(也是春天!)我到了三(儿)住的地方。当时他正邦邻居犁田。站在田头上的邻居一见面就说:“彭同志,还记得我吗?”怎么不记得?那年我动员社员积肥种麦子,他老兄倒好,竟挑着粪桶到镇上,在别人家的厕所里舀大粪,那个队长以“偷粪” 为由把他的粪桶没收了。他回来哭丧着脸对我一说,第二天到公社开会,我亲自(不好意思,用这个首长们才能用的词)给他要回来的。“喻允久!”我一声大喊!我调侃道:“你忘了你的粪桶是咋回来的?你当时还赖响应我的话才叫别人扣了粪桶,有这回事否?”说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喻允久手指点着我:“彭同志,你记性真好!”在有些人笔下,这种温馨的回忆,该叫“激情燃烧” 或“青春无悔” 了。

我和三(儿)辞谢了喻允久“在我家玩” 的好意,朝三(儿)家走去。路上,我迫不及待地打听房东的情况。三(儿)说:“柱娃子病死了,以后陈老爹陈大娘柱娃子妈也先后死了,孙女嫁到外乡去了。”我听老人家去世虽不十分意外,但回想起陈大娘“我这把老骨头……”的话,还是很难受。更没想到柱娃子在七十年代就死了,我这次来还给他买了一条“红塔山” ,心中尤感凄然。到了三(儿)的家中,他媳妇刚好在家,人端庄朴实,想起陈大娘说的那个“秃子” ,我脱口而出:“三(儿),你媳妇不错!”她媳妇一听,低头一笑向门外走去。三(儿)不好意思地说:“彭同志,你还喊人家小名字!”

这句话又引起了我的回忆。记得有一次挖红薯时,我当场表扬三(儿)挖的多、摘的干净。事后,三(儿)単独对我说:“彭同志,你当着那么多人说我小名字,叫我多不好意思?”我一时竟不知怎么回答。说大名字,不入乡随俗,还怕大家反应不过来;喊“三娃子” ,对人既不礼貌,又自降身份,还真是个问题。

正想着,三(儿)的父亲来了。看得出,他特意換了一身干净的兰的卡,红光满面,一扫昔日萎琐晦气的模样。毕竟以前读过私塾,见过世面,“老地主” 主动伸出双手,和我紧握。须知,我以前和他没说过一句话哩!不一会,三(儿)的母亲和“贫协组长” 一起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高高大大很英俊的青年。三(儿)的母亲手中端着一个碗,连招呼都没和我打(她以前也没跟我说过话),低着头进了厨房,又出去了。大家落坐,我好奇地问:“这个小伙是谁?”三(儿)忙说:“是老五,你忘记了?你还拉他过他的手哄他?”想起来了,有一次社员们在场上忙着打谷子,我见一小孩在旁边哭得厉害没人管,的确给他擦了鼻涕哄了半天。如此不经意的“小善” ,被人家这样唸叨,我倒不安了。

从交谈中得知,三(儿)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在县城打工,两个儿子在读书,他是组长(不叫生产队了)。我问生活咋样,三(儿)说不挨饿了,都能吃饱了。“贫协组长” 见我把头侧向他,便说:“比过去强多了” 。三(儿)说能吃饱了,我信,但从三(儿)一家五囗人只住两大间“干打垒” 的房子、堂屋中央吊的25瓦灯泡来判断,经济仍未脱贫。哎,慢慢来吧!我又问,现在还有工作队沒?“贫协组长” 抢着说:“哪个农民不会种地?要那形式主……”说到这,陡然住口了,朝我欠意地嘿嘿一笑。可能他想到我也当过工作队,再往下说不合适。其实,我并不介意,象我这样的书生或干部,能指导农民搞啥?而“贫协组长” 这种“老运动骨干” 现在 能有这样的见识,我还真高兴。

这时三(儿)的媳妇端着一大碗糯米做的“冻米茶” 出来了,递到我手中。我接过碗一看,里面还卧着两只荷包蛋。我猜,“冻米” 一定是三(儿)的妈妈刚才端来的。盛情难却,我边吃边聊。其中我提到我曾担心的三(儿)送我后怕群众有不良反应一事,三(儿)说“都怪高兴的” 。“贫协组长” 则一拍大腿,挺仗义地说:“我都沒意见,哪个敢胡吣!”昔日在“分子” 面前的傲气又显现无遗。

吃完“茶” ,该告辞了。这显然出于他们意料之外。三(儿)的媳妇说“我把肉都煮上了。”“贫协组长” 说“我准备明天接你的” 。实在不行,司机还在路上等我哩,约好一个半小时会合。

我给三(儿)了一双深筒胶鞋,这里黄土路用得上。把给三(儿)的烟给了他爹,把给柱娃子准备的烟给了“贫协组长” 。

自然,他们又要送我。没有了设计,也不用担心。三(儿)一直送我上車。

听说,现在时兴大学生当“村官” ,这不是开农民玩笑嘛!又听说,“唱红” 的城市又大搞“三同” ,这不又混转去了吗?连老“贫协组长” 都不当回事……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