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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达内:“有那么难吗?”

“有时,我们需要告别对别人的高分贝声讨,倾听自己心里的实话:我们不愿救人,真是因为‘彭宇案’吗?真是害怕传说中的法律风险吗?或许,只是因为我们的冷漠、懒惰,甚至是看客心态;或许,‘彭宇案’成了最好的麻醉剂,让我们良心得以安宁,不致愧疚。”

媒体札记:“有那么难吗?”

这或许是一个意料之中的新闻——《八旬爹爹跌倒后窒息,围观者越来越多就是没人敢扶》。相信《楚天都市报》编辑在看到这则稿件时,一定想起了彭宇,想起了许云鹤,想起了依靠录像才避免被老太认定为肇事者的救人司机。于是,在上周六的报纸上,这则发生在武汉的故事获得了头版展示机会。

虽然不足400字,但这则通报88岁老人躺在地上1小时、最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的简讯被广泛转载,以及广泛叹息。无独有偶,同日可与之遥相呼应的是《老人当街摔倒血流满面无人扶,10分钟后有人报警》,上海《东方早报》予其五版头条。

那些关于“好人做不得”“老太扶不起”的世道感叹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深入人心,悲剧如约到来只是增加了人们的苦涩感。不过,这个时候,自有意见领袖愿意站出来展现社会责任感,高喝一声“别故意放大社会冷漠”,“扶一把倒地的老人,有那么难吗?”

那份湖北报纸昨天以头条评论反思,寄望于“发掘围观者的‘道德金子’”;不过在《成都商报》上,李鸿文开篇即表达了对同行们议程设置的失望:“康拉德•芬克在《冲击力:新闻评论写作教程》中提到,评论撰稿人热衷于冲突而不是和解,因此容易感染坏消息综合征。不过,看了《楚天都市报》3日的一则‘八旬爹爹跌倒后窒息,围观者越来越多就是没人敢扶’的报道,感觉喜欢冲突的不仅是一些时评人,还有司客观报道之职的记者。”在列举了自己身边的一些好人好事后,作者呼吁相信“人类具有行善和向善的人性”,试图解释“一些媒体报道为何总给人感觉好人难寻呢”:“我们很容易患上坏消息综合征;也许,我们在潜意识里放大了做好人好事的成本和难度。当然,不可否认……‘彭宇案’确实影响人们做好事的意愿。更多时候,则是做好事的能力层面。回到那篇报道,既然围观的人很多,也就不存在被人诬陷的担忧。围观者之所以没有帮老人转身,应该说不是没有这个意愿,而是缺少相应的急救知识和能力,担心自己的鲁莽动作导致意外。这显然跟冷漠无关。”

凤凰网大力推荐的还有另一篇来自《东方早报》自己的感叹。牛克冷眼看世情,《“彭宇”,几多冷漠假汝之名》:“舆论将这种人人自危,责怪到当年的‘彭宇案’判决上。但这种‘因果关系’,未免有些宏大叙事。”身为媒体人的作者亦试图向受众解释媒体运作规律,“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小概率’事件,大家不能以偏概全,认为世风就像某些新闻曝光的那么冷漠。我们社会中发生的更多事儿,是老人受伤、走失,就有人报警、施以援手。只因这些事太普遍,媒体不可能一一报道。”文章质问那位指称“大约过了10分钟才有路人报警”的拍照网友,“(你)当时在做什么?”——“有时,我们需要告别对别人的高分贝声讨,倾听自己心里的实话:我们不愿救人,真是因为‘彭宇案’吗?真是害怕传说中的法律风险吗?或许,只是因为我们的冷漠、懒惰,甚至是看客心态;或许,‘彭宇案’成了最好的麻醉剂,让我们良心得以安宁,不致愧疚。”

与《京华时报》《人心向善不能单靠法律救赎》的评述角度相比,《新京报》更愿意用社论来展现安民告示:“‘老人倒地无人敢扶’还是极端少数的个案……当下社会的信任基础固然非常脆弱,但是,大家也不必过于悲观。”在批评“社会上很多人的道德认知和实践能力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强调“公权力不辨是非……放大不良影响”之后,这篇同登新浪、腾讯评论头条位置的文章呼吁公权力和公民更加积极作为、互相互助,“走出信任匮乏的恶性循环,除了从确定无疑地去履行公民责任开始,并无其他更好的办法。”

新华网除了播发《拿什么去扶起“摔伤”的公德?》、认定“见死不救”入罪刻不容缓之外,还推荐本社电稿《“彭宇案”诱发救助恐惧症,空喊口号难鼓励善行》。根据此文观点,为了“让有良知的公民出手施救不用有那么多顾虑”,对于像南通老太及其家人“误认”救助者为肇事者的情形,不能简单处置,用爱心、宽容之类“滥情”的理由“和稀泥”:“需要建立制度记录在案。这样做,既是为了警醒当事人,即使你被撞之后可能‘大脑一片空白’,但一旦清醒过来,不能没有证据却一口咬定;更是为了警示任何有讹诈打算的个人,不要指望可以毫无成本和风险地挑战社会公认的道德。”

继张泉灵用春晚小品讲解“肇事者?好心人!”之后,昨晚《新闻1+1》再度上阵,由白岩松从一幅写着“谁救啊!这里没有摄像头!”的漫画说开去,苦笑着问一声“谁来搀扶‘爱心’”。央视把武汉大爷的家属们、邻居们请到了镜头前,讲述他们的悲伤与无奈。“难道我们就那么怕吗?”——结语之时,这位主播引用《北京青年报》评论员张天蔚之言来反省,:“制度固然重要,但在当下,我更想强调个人的道德承当,和由此构成的社会道德氛围。如果一次或几次不当的判断,就是见义而不为的全部理由,只能证明社会的道德基础本来就不堪一击。行善之后被讹诈而且被错判,毕竟只是极小概率事件,如果这样的风险概率就足以阻止你深受救人一命,则即使没有以前的错判,你也未必打算出手。”

究竟是谁在审判–根据另一篇同在今晨得到门户推荐的《中国经济周刊》报道,律师王潜正在就“许云鹤案”批评“不应出现的媒体审判,过早地主导了舆论”:“在证据不清且法庭尚未做出审判时,媒体就一边倒地认可了许云鹤的说法,并把‘许云鹤案’称之为‘天津版彭宇案’。这无疑是助长了偏听偏信,使很多人先入为主地相信许云鹤的一面之词,这是不利于该案的公平的…….以此为基础延伸出的讨论和评价,再次加剧了舆论的偏向性。”

在昨天的《中国青年报》“一周舆情”专栏中,除了引述那些对专家座谈30年前“历史问题决议”的网民热议外,祝华新还推介“人民日报评论部9月1日发表又一篇好文《以‘制度供给’呼应参与热情》”,并以其中的“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一句作为标题。

不过,就在这篇可以视作“改革派”观点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文章发表前后,人们也可以通过中央级官办媒体接收到更多对网络舆论的警告声。新华网在8月的最后一天播发评论《公众人物的微博不应失去“边界”》,呼吁“在使用微博的时候要有鉴别力和判断力,对自己不能把握的信息不能随意转发,而应该先考证真伪”,以及“不能泄愤对骂,发表一些有违社会公德和社会健康的言论”。“微博女王”姚晨作为正面典型出现,因为她“不要散布不实、恶意信息,不要助长情绪化的社会心态,这种‘边界’非但没有阻碍沟通,反而让其拥有了千万粉丝,正是有边界的微博才成就了无边界的沟通。”

而另一篇来自9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稿件就更是旨在让那些整日沉迷于转发评论的微博用户警醒:“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是那些每天急匆匆上下班的人们,是工作岗位上忙碌操劳的员工,是商场里推着购物车摩肩接踵的男女,是节假日里公园及景点熙熙攘攘的游客。那些每天趴在电脑前上网发帖的人并不是社会的多数。”

根据这篇曾获多家门户网站推介的《求是》课题研究成果,中国网络舆论呈现以下特点:“非主流性——浏览者多,参与者少”、“负面性——批评的多,肯定的少”、“非理性——情绪宣泄多,理性思考少”、“从众性——‘马太效应’”、“扩散性——‘雪球效应’”、“逆反性——挑战权威”、“有组织性——‘意见领袖’与‘网络推手’”、“虚拟性——与现实生活的反差”。在宣布“中国的互联网可能是世界上最热闹、最嘈杂、最舆论化的网络……我国网络舆论越来越暴露出燃点低、噪音大、可信度差等负面特点”后,这家中共中央党刊痛定思痛,强调“今后开发应用新的网络技术,必须进行认真的评估,采取更为审慎的政策,增强管理的预见性、前瞻性”,因为:“一方面,在网民已习惯于极为宽松的网络环境之后再来加强管理,往往会引起网民强烈的抵制和反弹,增加管理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容易引发国际舆论的批评和攻击。”

文末,作者更阐述“对网络舆论既要重视,又不应片面迎合,而应区别对待、加强引导、依法管理”的方法,指明“各级领导的重视,客观上助长了一些人通过网络舆论向党和政府施压的心理”:“有的人遇到问题,不是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而是选择网上炒作,搞网络‘大字报’,制造网上舆论热点;还有极少数人出于政治目的,通过网络串联、鼓动,搞所谓‘新宪章’、‘公开信’、‘万言书’等,企图挟持网络民意向党和政府发难。”

“网络舆论并不能代表社会主流声音,但又是不容忽视的社会情绪‘晴雨表’”——这其实是另一份最高机关报子报《环球时报》经常在社论中阐述的立场,比如昨天那篇《不能总在无序监督中兜圈子》。而本期《求是》的另一篇长文,更是曾得这份畅销报纸在9月2日以近乎整版转载。

《西方正在经历深刻的制度危机》——“近一段时间,西方国家接连发生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事件:美国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挪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枪击爆炸案,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种种困境和乱象表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正在经历深刻的制度性危机。”根据文章总结,“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了极限,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经终结;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是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崛起,也包括观念和模式的国际竞争。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西方国家的制度和体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

此前一天,《环球时报》甚至已有预热之文,《西方应深刻反省享乐文化》,同得新华网以“资本主义完蛋了吗?”为题推荐。身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的作者开篇即言,“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凸显,陷入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危机……西方社会需要深刻反思,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不仅在政府,更在于西方社会的文化!”

有攻有守。昨夜今晨,腾讯凤凰都将“中方否认曾向卡扎菲政权出售武器”的口径放在新闻头条,由外交部发言人在答问中强调:“经向有关部门核实,卡扎菲政权曾于7月份在中国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派人来华与中方有关公司的个别人员进行了接触。中方公司没有同利方签署军贸合同,更没有向利方出口军品……安理会通过第1970号决议以后,中方公司没有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向利比亚提供军品。”

《环球时报》已将“售武”说直接定义为谣言:“西方广为散布中国曾在7月份准备向卡扎菲政权出售军火的谣言,利比亚反对派、国家过渡委员会的官员们是这个谣言的推动者……这些不像是成熟政权高级官员的言行。”这篇旨在教育“利比亚反对派应扳正‘世界观’”的社评,警告其如不保护中国在利利益必将“付出代价”:“中国有自己的国家关系准则……不可能对利比亚一个小国‘折腰’……利反对派近来的一些言论,让人怀疑他们被军事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针对中国的一些表态有要挟甚至讹诈的味道,这种不冷静有点像当年春风得意时的卡扎菲。……希望利比亚反对派多读一些国际政治案例,避免在对华关系上走弯路。”

《人民日报》要顾全大局,在刊发稿件中删去“售武”表述,把通报重心放在“中方对解冻利比亚资产原则上无困难”上:“有媒体报道称,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表示,中国对解冻利比亚资产进行了‘阻挠’,该方曾同中方接触,以进一步了解中方立场。针对上述疑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9月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中方对解冻利比亚资产原则上没有困难,本着对利比亚人民负责任的精神,中方及安理会其他一些成员认为上述申请需进一步明确有关资金用途和监管机制。她说,在申请国提交进一步信息后,有关申请已在安理会制裁委经协商一致获得通过。中方参与了协商一致。”

文中更引用非洲人士评价,以证明“阿拉伯国家舆论积极评价中方在利重建进程中作用”:“利比亚新政府要获得最大程度的国际支持,就不能绕开中国。利比亚此前的很多大型工程都是外包给其他国家的,中国在其中占有一定的份额,利比亚有必要再把中国公司请回去。”

中国目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没有承认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的国家,中方考虑何时承认“过渡委”?面对这个提问,姜瑜保持了同事前一天的口径–“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重视‘过渡委’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愿与其继续保持密切接触”。于是,外交部副部长带队赴巴黎参加“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一事被作为利中友好的证据,也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版面上。

不过,针对这场有关利比亚重建工作的国际会议,新华社亦曾在昨日播发讥讽之声,《利比亚之友还是利比亚之油?》,将在法国总统府里发生的事情比作“一场围绕利比亚石油利益的新的‘战争’已吹响了冲锋号。”文末强调,“尽管各方有这样那样的小算盘,但我们不应忘记,当前利比亚的硝烟尚未散尽,人道主义危机尚未结束。真正符合利比亚人民根本利益的做法,应当是在联合国主导下,有关各国与非盟、阿盟、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密切协调和合作,共同帮助这个被战火蹂躏了半年之久的国家恢复稳定,重建家园。”

而就在今天,《人民日报》那同一个要闻版上,还由“钟声”署名反驳“西方对中国发展同非洲关系的指责”:“新殖民主义论、掠夺能源论、漠视人权论、援助方式危害论……近日,西方一些官员、学者又扬言中国要对非洲之角的饥荒负责。”文章斥道,“中国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竟然也会受到批评。中国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外交政策决定的。中国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调解非洲地区冲突。西方强迫非洲接受其价值评判标准,不啻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