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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雍:不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左右派划分

眼下的所谓左派和右派的划分和表述,从逻辑上说,就是偷换概念的一种反逻辑做法。

从现今的政治经济现实来观察,除去那些为了保住权贵者阶层的既得利益而顽固抵制政治体制改革,借用连自己都不真正信仰的所谓“真理”,在公众面前装出一副“左派’的姿态者以外,谁还会真正是文中所表述的那一种“左派”呢?

主张跟上当今世界的民主潮流,积极同旧的、甚至是专制主义余绪的体制机制做决裂,将经济领域的改革延申至政治领域,实质上就是革新,是政治的创新,是合乎人类进步和正义的行动;在一个从没有过真正民主制的国家,也是完全的革命行动;这怎么被当成了右派呢?

读了尹宝虎先生8月24日在《联合早报·言论》发表的“中国政治改革需克服两种教条主义”一文,虽能感知到作者亦身处政治改革的一方,但提出左右两派的划分(由于在此短文中难于对这样划分进行追根溯源,只能就文中所言之含义做一辨析),让笔者恍若回想起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姓资”(资本主义)还是“姓社”(社会主义)的争议,然而当时的领导很是理性地跳过了那个“姓资”、“姓社”的纠缠,果断坚定地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与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所谓“姓资”、“姓社”的辩论,实是一种无知的徒劳。

今非昔比,中国在经济领域走向与世界接轨的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令世界惊羡的巨大成就,不但顺理成章地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提到了全体公民的面前,也同时将现实的不同观点的定性划分推到了一个全新的、合乎世界潮流的平面;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人们的政治意识也难免不随之现代化。因此,把革命战争年代、以至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时期的左右派划分,照搬到全然不同的今天,不仅在形式上也在内涵上完全很不合时宜。

从作者的表述可知,所谓现今的“左派”和“右派”的内涵,仍然一分不差地保持了几十年前“左派幼稚病”式的划分;很令人怀疑的是,今天有何人还持有那种非真实的马列主义或毛思想?马克思主义本产生于欧洲的工业文明和文化土壤之上,与过去中国没有完全从封建主义脱胎出来的全部国情本不合宜,即从很早开始中国就极其缺少李大钊式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奇怪的是现在却出现了“马列主义”的左派?!……不过,从现今的政治经济现实来观察,除去那些为了保住权贵者阶层的既得利益而顽固抵制政治体制改革,借用连自己都不真正信仰的所谓“真理”,在公众面前装出一副“左派’的姿态者以外,谁还会真正是文中所表述的那一种“左派”呢?

再者,所被指的“右派”,也根本同客观存在的实质风马牛不相及。主张跟上当今世界的民主潮流(民主也本是马克思所推崇的;尹先生也已指出),积极同旧的、甚至是专制主义余绪的体制机制做决裂,将经济领域的改革延申至政治领域,实质上就是革新,是政治的创新,是合乎人类进步和正义的行动;在一个从没有过真正民主制的国家,也是完全的革命行动;这怎么被当成了右派呢?历史上的右派,实质上就是在革命营垒内站在旧体制一边,阻扰革命,继续为旧体制服务的一派。

归结到一点,眼下的所谓左派和右派的划分和表述,从逻辑上说,就是偷换概念的一种反逻辑做法。我的看法是,在当前政治改革的任务极为紧迫地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严肃时刻,有两点是否重要:

第一,最好不以所谓的左右派之类的标准来划分不同的改革议论,不给具体的人戴上什么“左派”或“右派”的帽子。这样对推进政治改革只会有害无益;笔者在上面指出的跳过“姓资”、“姓社”的争议,可资作为有益的借鉴。

第二,若依然还要以左右来划分,那就遵从逻辑的要求,将被偷换了的概念再予以还原归位,以给主张改革者正名。

另外,文中对一些概念(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及其相互的关系的论述,在辩证逻辑上,都均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因同改革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又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赘述。

作者是新疆大学退休副教授,现居新加坡。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