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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智勇:中国的政治选择

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在这三十年间已经完成基本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虽有争议,但整个社会以普世价值为旨归的“右倾”基调已经形成而且非常牢固。知识分子群体同底层民众在接受普世价值的理论深度上或有不同,但是指向的明确和感情的强烈程度却丝毫不见逊色。中国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在打压中的成长超过利益集团的估计,也超过很多自由知识分子的估计。

在毛泽东悍然以83岁高龄死于最高领袖任上之后,邓小平的时代悄然来临。这是中国1949年以来第一次政治上对毛疯狂的乌托邦一个逆反期。历史在这里徘徊、寻找方向。在这个充满不安与骚动的时期,毛的原教旨信徒——文革爆发富新宠及其夫人被囚禁。中共党内受压制的传统势力同中国社会的整体愤懑形成共振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合力,邓成功的引导和驾驭这股力量建立了他的时代。他公开祭起了非毛化的拨乱反正大旗,把毛这个带给他屈辱的政治克星和命运的敌人从神坛上赶了下来,在反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以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他完成了政治上的合法性重构,同时完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政治权力再分配。

这是1949年后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十字路口。非毛化的深入很快就触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底线,何去何从必须抉择。从后来他对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实施普选的表述看,他其实或许对中国最终的归属是一个明白人,但他没有选择激进的变革,他没有彻底挑战毛的勇气,而是选择了阻力最小的渐进改革战略,以不触及根本的修正主义面目出现。逻辑上这个战略的有效实施依赖于稳定可控的秩序,而稳定的基石只能是政治保守主义。当反思的力量开始触及对基本政治制度批判的时候,1979年末邓与自由主义这段短暂的同路人历史结束了。这年,试图对1949年以来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反省的西单墙被取缔,年底,划定意识形态底线的“四个坚持”正式出台。在对文革否定的同时对毛采取了三七开的处理,这是邓的渐进路线必然做出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既一定程度满足了、释放了社会积压的强烈不满,提供了政治上泄洪减压的通道,为渐进改革开辟了空间,同时使中共自身合法性的阐述避免了颠覆性断裂,承续了1949年的政治血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两个共产主义大国都在寻找变革之路。前苏联在政治上如同后来的俄罗斯在经济改革上,实施的都是“休克疗法”,是一种猛烈的推到重建模式。邓的中国走了一条从外科手术开始的有序变革。邓的渐进战略可以概述为:政治上告别泛政治化的大规模恐怖主义——毛无休止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内政实践中实施精神和肉体恐怖的巅峰,但是,以党的绝对领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不容挑战,所有意识形态职能不再具有虚无的乌托邦色彩而是实用主义,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导入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

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巨大实践。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以国家名义把整个生产要素、资源甚至连每一个人都“国有化”之后,在这个垄断一切的巨无霸内部发育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先例。这注定是一次非常态的遗传与变异。

1949年至今,从历史的大脉络看,是两个人的时代,毛的时代和邓的时代。邓在1997年驾鹤西去,从历史视角观察,迄今中国依旧在邓的构架下运行,只是邓的晚年中国已经凸显的问题今天更加尖锐耀眼。

邓以国家主义手段启动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西方的热烈回应与协同中,制造了奇迹,尤其是在江和胡的时期,中国经济领域完成了工业革命、市场化与国际化,中国结构性植入了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体系。这是一个历史的飞跃,它是中国未来走向的底盘和轨道,是始终将发生作用的基础性力量。它可能发生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不是任何人可以最终掌控的。在这个辉煌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矛盾与负荷再次处于紧绷的临界点。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复杂的巨变,邓的渐进改革战略走到转折点上。

在三十年里,权力与金钱的神圣同盟已经形成新型的利益集团,它已经主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具有利益刚性化与政治上的保守性。绝对权力垄断下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给权力自肥提供了最好的走廊。当底层社会的边缘人开始以简陋的生产工具心惊胆颤的开始做个体户的时候,改革僵死的计划经济而开始的双轨制就使权力饱尝金钱的甘美,一场不满足于抽象占有国家财富开始资产人格化的盛宴开场了。没有理由埋怨权力的忍耐力,这种没有约束的权力,紧靠纪律检查和道德自律是无法控制其堕落的,于是,这三十年,权力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好的自肥基础,第一,在起点上直接掌握整个国家资源;第二,自己负责制定游戏规则;第三,自己当裁判。权力商品化,政府公司化,权钱同盟结构化,制度化,这些均是必然衍生的结果。

对利益集团而言,现存秩序最符合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是因为目前的财政模式和政治模式使他们的利益实现最大收益。中国有世界上相对额最高的皇粮国税绝非偶然,绝对权力支配庞大的财税收入,在再分配中,顺利实现财富的个人化,已经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潜规则。整个国家的纳税人没有自己有效的利益代表,也没有透明的机制监督财税收入的支出和分配,这样的尴尬处境实际上已经使国人整体沦为利益集团的打工者。利益集团已经刚性化的利益格局也因此很难被突破,维护自己利益的本能更使它政治上的保守短视,甚而倒行逆施,绑架国家利益。国富民穷的财税政策客观上符合利益集团的通过财政分配实现瓜分国民财富的目的,各级政府热衷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动力恐怕也不只是简单刺激经济,大量透支的地方债隐含竭泽而渔的利益动机也十分醒目。利益集团对自己的利益边界越来越清醒,对公民觉悟和舆论监督抵触压制,政治上呈现一种刚性的倒退特征。

公平正义的缺失进一步消耗这场渐进改革的合法性,至少暗示,它的积极价值已经消解,社会酝酿一场反思,一种道德清算。在改革发轫之处,底层社会就以“官倒”指称权力自肥,“官倒”曾经是八十年末大规模社会抗议的重要诱因。中国底层为社会转型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九十年代中国为失业工人发明了“下岗”,这些曾经把自己整个人生交给“国有制”的工人们悲哀的发现,当他们被抛弃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国有”的元素。这个国家的财富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所在破产企业的职工,因此,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只有让他们扫地出门。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虽然是猛药,但是它有一个起点公平的要素,这个要素决定了你没有怨恨的理由。俄罗斯的国民在量化后的国民总财富中都均等的获得自己的股份。以国家的名义整体占有国民财富至少是一个需要合理解释的根本问题,但是在九十年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考量这个因素,九十年代城市工人的群体事件在高压下被控制了,但内心不公平的认知鸿沟却反而被进一步拓宽。以“经营城市”为名的圈地运动,其残酷度已经被多次曝光,在城市摩肩接踵的高楼大厦的背后,是失去家园的市民和近郊农民,他们“被”现代化,被城市化,对他们的暴力拆迁凸显利益集团的极度贪婪和骄横,也预埋了沸腾的民怨。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没有办法制约权力的毒化甚而行政权的黑恶化,没有能力做到改革起点的公平正义,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被剥夺感日益深重。

中国社会的病灶都有极端化的迹象,底层民众的情绪也已经开始表面化,社会燃点很低,有一触即发的态势。2004年我曾经在《凤凰周刊》撰文分析万州事件,根据我的记忆这是大陆第一例事不关己者大规模介入的骚乱,冲突起点的直接原因已经不重要,鼓动参与者核心的原因是转化为官民积怨,我警告“如果回避或低估万州事件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暗示,如果把万州事件仅仅局限为一个移民地区特定矛盾的孤立个案,中国将会因为缺乏政治敏感和行动能力而为之付出难以估计的巨大代价”。自那以来,以某个孤立的诱因导致大规模骚乱的事件此起彼伏,越演越烈。正如当时的分析,这些群体性骚乱以自己生动的形式在暗示中国社会矛盾展开的方式和突破的方向。

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在这三十年间已经完成基本的价值判断,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虽有争议,但整个社会以普世价值为旨归的“右倾”基调已经形成而且非常牢固。知识分子群体同底层民众在接受普世价值的理论深度上或有不同,但是指向的明确和感情的强烈程度却丝毫不见逊色。中国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在打压中的成长超过利益集团的估计,也超过很多自由知识分子的估计。

这是中国社会生态的现实,中国再一次面临政治选择。以历史家的眼光看,短期内它有多种选择的路径,建设与破坏,理性与暴力都是可能的选项,长期趋势则没有悬念,中国最后的出口只能是走向普世文明。对执政集团来说,这个时代的开启人邓的政治遗产中对未来中国有一个谜一样的论述。邓在接见南斯拉夫人和香港人时他都曾经清楚的描述过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人可以实现普选。也许这个现实主义的权术家在1978年其实在内心中就告别了置他于死地的毛,但是为了获得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他选择了阻力最小的路径。对中共而言,甚至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年代,它也并不缺乏可以追溯和衔接的另一种理论资源。政治是一种选择的艺术,是寻找合法性与力量的艺术,是对意志和远见的考验。如果中国目前刚性保守的利益集团已经丧失自我调整的能力,中国社会也未必永久沉沦,自甘堕落。由于刚性的秩序没有提供内生的替代力量有序成长的空间,因此它的断裂也必然是刚性的,但是只要公民社会的底盘扎实坚固,中国一定会成功走出历史三峡,而且为期不远了。

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