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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维稳办”的前世今生

胡温为首的中央新领导人自2002年上任之后,对外推出多种眼花缭乱的口号:“新三民主义”,“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但一以贯之的“总纲”,是两个并列的最高信条:“发展是硬道理”,“稳定高于一切”。

在中国官方眼中,2010年是中国社会矛盾形势缓和、让他们稍稍宽心的一年,不仅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增长势头似乎放缓,更没有发生一起类似瓮安、石首那样的重大群体性恶性事件。官方乐观地认爲,这意味著自2008年北京奥运建立“大维稳”体系,收到了成效,遏止了群体性事件连续几年爆炸性增长的势头。

这种乐观估计,进入2011年初夏,却被突然粉碎了。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因为5月两起非正常死亡,引发连续多日、蔓延多地的大规模游行请愿;

广东潮安古巷镇,因农民工讨薪却被砍伤,引发“6·6”事件;

湖北利川,因反贪局长冉建新非正常死亡,引发“6·9”事件;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6月10日治保队与小贩衝突,致使孕妇王联梅倒地,引发持续三天三夜的严重打砸抢烧事件,当局出动大批武警和特警……

而另一方面,人们得知:中国维稳的费用扶摇直上,已经超过了国防费用。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问题出在这个维稳模式上。应该解决问题的政府本身就造成了最大的问题,维稳本身就造成了最大的不稳!

胡温为首的中央新领导人自2002年上任之后,对外推出了多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口号:“新三民主义”,“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

但是一以贯之、可以说是“总纲”的,凡中共官场人士都心知肚明,不论是就政权全局而言,还是就自己个人仕途而言,就是两个并列的最高信条:一个是“发展是硬道理”,一个是“稳定高于一切”。

发展与稳定虽然被中南海并列为“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两项使命,但两者的待遇和社会名声,曾经大相径庭:主管发展的大衙门不仅比承负稳定的机构多得多,而且公开得多,都在前台;负有维稳使命的机构则多是遮遮掩掩,其中像政法委、公安部、国安部等等,儘管招牌在外,但内部也封得严严实实,常人难以一窥堂奥,真想探究,弄不好还有“窃密”之嫌。

起初,维稳的主要力量体现在公检法联合办案的“严打”。三次大规模的“严打”分别发生在1983年-1987年间、1996年-1997年间和2001年-2002年间,均由中央政法委主导。

只是从2008年以后,维稳机构才越来越多地在公众面前亮相。人们才明白,最值得深入探究的,是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办公室(简称“维稳办”)。

《2009中国本命年》(明镜出版社)书中的一章,专门介绍了“维稳办”的来龙去脉。该书作者伊杰卫根据当时的调查结果,对《大事件》记者做了详细说明。

“维稳办”这个跨部委机构,是在十多年的社会变迁中逐步建立的。

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运、民运抗争被铁腕血腥镇压,造成了惨重后果,当局痛感对社会突发事件,从“硬件”设施到软件配套都“一穷二白”,遇到重大社会危机,除了硬干,别无良策,当时政府要想不垮台,只有一种选择:将野战军拉进首都,用坦克、衝锋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但这种方式不可能不招致全世界暴风雨般的抨击。

“六四”之后,当局亡羊补牢,全方位地加强应急“维稳”建设,从购置大批包括监视录像仪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在内的侦防、护卫设备,到规定各级政权都制订遇到突发事件的预案、规范、程序,从建立各种应急机构、落实人员和责任,到进行“稳定压倒一切”的大规模宣传动员……

十年过去,1999年,万馀法轮功信徒包围中南海,虽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又一次造成了巨大衝击。中南海震惊之馀,于1999年6月10日成立“610办公室”,其正式名称为“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又叫“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

(万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