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郭春孚:中国正在用金钱消灭“高尚的人”

的确,高尚多半是孤独的,要让高尚在狂风暴雨中像大树一样站立,需要我们坚持付出。只有用高尚才能战胜卑鄙,就像只有用正义才能战胜邪恶一样。我相信,在事实的启发教育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精神的骗局中觉悟,走出自私的误区,走出卑鄙的泥潭,成为社会呼唤的“高尚的人”。

推荐者按:看了选网文章《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作者不痛不痒说种种原因。不知是本人文化水平太低还理解能力太差,就是看不出作者所说“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原因。其实“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是我们自己消灭了高尚。本来我想写文章论述这个问题,但有人捷足先登。那就是郭春孚去年发表在人民网的文章——《中国正在用金钱消灭“高尚的人”》。虽然所论但所论问题不全面,但仍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应该引起我们深思,故荐之。

什么是“高尚的人”呢?

高尚是超越了人的劣根性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行为,是勤劳、朴实、真诚、宽容、英勇、清廉、奉献等优秀品德和美好情操。

“高尚的人”就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优秀品德和美好情操的人,为人民谋利的人,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

在28年的革命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为了中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英勇奋斗。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利益置之度外,而且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正义的事业,成为受人敬仰的民族英雄和时代楷模。他们舍弃家业,撇下妻儿,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人斗智斗勇,将凶恶的敌人消灭,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意志品质和无比崇高的精神。他们视人民为亲人,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为老百姓挑水,为老百姓分田分地,与人民结下了鱼水深情。他们就是“高尚的人”。

在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时期,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高尚的人”。为了把新中国建设好,他们创造条件,迎难而上,没有机器就用人力,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他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学赶帮,生怕落后,奋勇争先,无私奉献,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他们积极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同盗窃和破坏行为作斗争,同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作斗争,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自觉地与各种犯罪行为作斗争,将一个土匪、恶霸横行,骗子、流氓猖獗,偷盗、抢劫肆虐的社会,改造成为安宁祥和的社会。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中国第一次消灭了黄、赌、毒、黑。他们就是“高尚的人”。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的私欲膨胀,各种邪恶势力死灰复燃,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风气日益恶化。居民失去了安全感,纷纷在窗户上安装了铁栏杆,一时间家变成了监狱;办公楼失去了安全保证,纷纷雇用保安,原来向群众昼夜开放的大门关上了……一个无私奉献的社会,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离我们远去。渐渐地,高尚成为一种悠远的回忆,在今天这个市场意识无所不在、一切向前看的现代社会里,显得很不合时宜。如果你跟人谈高尚,就会有人问你:“高尚值多少钱?”

金钱和权力是商业社会的主宰,不仅主宰着社会活动,而且主宰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富人和官员的地位高高在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因为权钱交易是市场经济的通病,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第一号潜规则。

一个人如何才能成为富人?勤劳致富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劳动要素被一些人剔除在市场经济要素之外,也就等于把劳动者在分配中除名。他们认为劳动不是生产要素,劳动者获得就业岗位是富人的恩赐。解放初期就有一位中央领导人求资本家剥削工人。

依靠个人奋斗成为富人的凤毛麟角。个体户也能富起来,但只能是极少数,而且也很难成为大富翁。多数富人是依靠权力富起来的,富起来后又需要权力保护。为了赚更多的钱,富人收买权力;为了使赚到的钱不会失去,富人也收买权力。中国的富人依靠收买权力富起来后,不仅忍痛行贿,还逼迫人大通过私有财产保护法,这样就为自己的财富构造了权力加法律的“双保险”。他们有时还参与损款,以发展慈善事业之名,买一顶“乐善好施”的桂冠戴上,用好名声撑门面,为自己换取社会对“好人”的保护。就这样,富人为自己的财富安装了“三保险”的铁锁,然而去歌舞厅潇洒。

官员手里有权,但不能吃不能穿,急需要钱,而且多多益善。官员最爱面子,不可能放下面子去借,借上钱养小蜜的官员迄今为止尚未听说;他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己有什么,他有的是权。除了权,他一无所有,与老百姓一样。他只能用现有的权力去换钱。由此看来,权力寻租是顺理成章的事。

富人需要权力,官员需要金钱,二者心领神会,一拍即合,互相利用。美国总统背后都有大财团资助,他必须听大资本家的话,为大资本家谋利,否则就有可能被赶下台,或被暗杀。中国直选村委会主任、县长,名义上是靠选票,实际上选票都是花钱买来的。事实最会说话,它告诉我们“直选”并不代表民意,而是代表金钱。这样的民主不要也罢。所以,我是反对“直选”领导人的,因为这不是发扬民主,而是制造骗局。骗子是受法律制裁的,但国家制造骗局却是合法的。这种反民主的行为破坏了法律的公正性,明白人是不会支持的。

在制造腐败的问题上,富人与官员心照不宣,所以让统治者反腐败是贼喊捉贼。反腐败的难度就在这里。

金钱使一些人变成了腐败分子,使很多人变得自私自利,为了钱不择手段成为社会常态……中国正在用金钱消灭“高尚的人”。

在组织上反腐败不力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开始举起反腐败的大旗。2010年2月14日(大初一),安徽省砀山县的一些单位和居民收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举报该县房产局局长刘某 “贪污、受贿、嫖娼,利用职权变卖国有资产大把捞钱……”,还称刘某“虚伪、阴毒、卑鄙”,用词十分严厉。写举报信的是这名局长的前妻张某和17岁的儿子小刘。

儿子是最了解父亲的家庭成员之一,但与妻子不同,不可能诬蔑父亲,安徽省砀山县房产局局长刘某肯定是一个“虚伪、阴毒、卑鄙”的人。然而,他并不是一生下来就这么坏。也许他曾经优秀过,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很出色,只是后来变坏了。他是怎么变坏的呢?

刘局长有权后开始大把捞钱,贪污、受贿、变卖国有资产,没几年就富了起来。既大权在握,又金钱无数,还缺什么呢?现在是香车美女时代,国家给配了香车,还缺美女啊,但国家不给配,只好自己去找。嫖娼最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刘局长乐此不疲,经常以出差为名不回家,去与小蜜相会。妻子受了冷落自然不让,多次以自杀威胁,但刘某已深陷情感黑洞不能自拔,诱骗妻子离婚,并恶语相加,大肆欺凌。从表面上看是夫妻感情破裂,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使刘局长变坏。

利用职权谋私享乐,逼得儿子揭竿而起,成为反腐败积极分子,这是新时代出现的新现象。历史肯定会对此记上一笔。

有人评出了改革开放30年来涌现出的“十大贪官”,看了他们的业绩,一些官员肯定羡慕不已,自叹不如。

陈良宇官至上海市委书记,位列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身居如此高位,应该说钱够花觉够睡,可他却并不满足,违规动用了10亿元的社保金,并在项目审批、土地规划、职务升迁等方面大肆为他人牟利。10亿元是一个大型企业的总资产,也就是说他一次将一个大型企业装入了自己的腰包。当他胆大贪婪的面目暴露后,上至中央高层下至地方群众无不感到震惊。200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2008年4月,陈良宇因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领刑18年。他被称为“党内级别最高的贪官”。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成克杰4年里受贿4000多万元,日均敛财近3万元,创下了新中国历史上的受贿记录。成克杰在位时“一手遮天”,与情妇李平联手,上演了一幕幕疯狂的钱权交易“二人转”。此案还牵连出10余名厅级高官,成“窝”成群,震惊全国,被称为“广西现象”。2000年7月,成克杰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同年9月被执行死刑。这一判决颠覆了封建社会沿袭几千年的“刑不上大夫”的观念。他被称为“第一个因贪财被判死刑的国家领导人”。

丛福奎原是一位手握重权的河北省副省长,摇身一变成了求神拜佛的“老佛爷”,演绎出了一套全新的腐败版本。他不仅在佛教界有师父、法号,供养起寺庙来更是一掷千金,甚至在被“双规”后仍大谈佛法,俨然一名虔诚的佛教弟子。然而,信佛对于丛福奎来说除了寄望个人命运外,还有更重要的利用价值,就是借佛敛财、倚佛洗钱。利用这种方式,千万余元的“善款”从私企老板的口袋流进了他的腰包。2003年6月,他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他被称为“最迷信的贪官”。

时任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的余振东涉案金额高达40亿元,创下了贪官涉案金额之最。他不仅购买房地产,炒卖外汇,经常去赌场挥霍,还将大部分资金转移海外,自己随即仓惶出逃。他以为至此万事大吉,却于2004年被美方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这是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中美关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后,第一个被押解回国的外逃贪官。他被称为“涉案金额最多的贪官”。

江苏省原建设厅厅长徐其耀不仅“贪绩”卓著,而且在他的桃色履历表上还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徐其耀被批准逮捕后,有关部门在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居然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100多个情妇的名字。为博红颜一笑,他一次就收受他人巨额贿赂2000多万元。2001年10月,他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他被称为“情妇最多的荒淫贪官”。

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先后受贿390万元,贪污公款120万元。作为大法官和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的兼职教授,是法律的执行者,具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可惜他最终还是没抵挡住诱惑,没有把持住自己”。他因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他被称为“最典型的执法犯法贪官”。

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是公然索取巨额贿赂的典型。大部分腐败分子是因为抵御不住诱惑而收礼、受贿,而王怀忠不仅先后16次非法收受贿赂230余万元,还4次主动索要275万元,共计517余万元,成为利用权力“拦路抢劫”的“江洋大盗”。他拥有家庭财产1059.64万元,首饰162件(套),对其中的价值480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最为嚣张的是,当他得知中纪委专案组进驻安徽、即将对他展开调查后,竟筹资200万元,放言以此“摆平”中纪委,其性质恶劣堪称空前。2004年2月,王怀忠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执行死刑。他被称为“最嚣张的贪官”。

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在澳门赌博的豪兴令港澳“赌神”黯然失色——他在两年半时间内去澳门狂赌17次,4次登上澳门赌船“东方公主号”去公海赌博,曾3天输掉上千万元。但凡招商引资,他必定是走一路赌一路,就连1997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也多次溜到香港、澳门豪赌。他参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据查是贪污、挪用公款、受贿所得。他先后贪污公款33万余元,挪用公款约330万元,受贿财物976.7万元。他的家庭财产有近3000万元,其中有1000余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轰动全国的“慕马案”共涉及16人,其中15人是“第一把手”,有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国资局长、建委主任等。虽然他是个副市长,但实权在握,可以肆意捞取实惠。2001年12月,他因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他被称为“最挥金如土的公款赌王”。

曾锦春原是湖南省郴州市纪委书记,与煤矿行业完全无关,却有一个很响亮的绰号“曾矿长”——他独揽了全市矿山的审批权。他在矿产承包、纠纷处理、工程招投标、职务升迁、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妻子和子女等收受、索取贿赂195次,共计3151万元,其中他单独收受他人贿赂2639万元。他的家庭财产多达6000多万元,其中有96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他手中的王牌就是纪委的“双规”权。在郴州,不论你是否党员干部,一旦得罪了他,就有可能被“双规”。他曾被上级调查过三次,最后都不了了之。这个“三不倒书记”,最后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他被称为“最滥用‘双规’权谋私的纪委书记”。

原河北省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真从“政治暴发户”到“经济暴发户”仅用了7年。他自称是唐太宗家族和大清朝“第一秘”李莲英的后裔,在任河北省委领导的秘书时狐假虎威,伸手敛财。在成为河北省国税局一手遮天的土皇帝后,为自己配备了3个秘书、2个女服务员和1位在部队服役的警卫人员。2003年11月,他因受贿罪、贪污罪被执行死刑。他被称为“最令人深思的河北第一秘书”。

这些贪官都是爱钱的人,爱钱不是错,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中饱私囊,那就是犯罪。哪个官员不懂这个道理?法律意识淡薄只不过是为自己减轻罪责进行辩解的说辞。知法犯法的无数案例也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金钱的诱惑力,一般人是抵挡不住的。人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生动地揭示了金钱的魔力。

贪官没用几年都成了富翁,常常为花钱而“发愁”。时下最贵的就是房产,于是就把钱拿来购置豪宅。据媒体披露,被曝光的贪官几乎都或多或少拥有豪宅。

原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花107万元为16岁的情妇在成都百花东路购买了一处临街旺铺,名为“悠悠茶坊”,面积达141平方米。后来在拍卖时以每平方米10100元落槌。他还在成都百花东路购置两套住房,面积分别为156平方米和134平方米,当时每平方米购价均在4000元以上。另外他还有两个地下车库。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喜欢在国外购置高档房产。早在1996年,她就通过亲戚买下曼哈顿中城靠近帝国大厦和时代广场黄金位置的一座五层大楼,市值约500万美元。这是在国内轰动一时的通过买房转移资产的最典型例子。她于1994年贪污1100多万元,涉案金额2.532亿元。她在敛财的同时就为自己准备了后路,将美国选定为日后的避风港。2004年4月20日,她预感罪行将败露,就携女儿、女婿、外孙女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途经新加坡逃往美国。

原成都市金牛区副区长马建国在“御都花园别墅”内购买了7、8、9号三幢独栋别墅,地上二层,地下一层。每幢占地1000平方米,其中建筑物基底面积为350平方米,其余为绿化面积。一个官职并不高的副区长,竟然能买得起总价过千万的别墅,真让人叹为观止。

其实许多贪官的豪宅都不是自己买的,而是房地产商送的。原海口市公安局副局长赵林主管本局的基建工作,2002年4月上旬,他利用职务便利,暗示承建商石勇送给他一套住房。于是,“东方洋唐苑”的一栋别墅很快就成了赵林的私产,承建商还出钱进行了装修。赵林于2002年7月底搬进这栋面积687平方米的别墅居住。原深圳市南山区区委书记 虞德海除拥有一套福利房外,还有以妻儿和亲戚名字做房主的楼房7套,总面积达940多平方米。办案人员还从他家里搜出520万港元。

有人说,中国的房价太高,是因为中国人太有钱。这句话不完全对,应该说:“中国的房价太高,是因为中国的官员太有钱了。”许多人买不起房,是因为官员与房地产开发商互相勾结抬高了房价——他们有的花巨资购买多套楼房,有的受贿占有多套楼房,不仅减少了房屋供应量,还利用职权使商品房涨价,帮助房地产商赚更多的钱。

从房价就可以看出金钱对人性中美好方面的重创。中国是一个低工资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可是我们在工资上不与国际接轨,却在房价上早与国际接轨了。这是一种对大多数人公开抢夺的行为。好在中国人口多,房价再高总有人买,而且许多本来买不起房的家庭,因为儿子结婚的条件是有房有车,便只好借钱购买。中国的官员和房地产商正是号准了房屋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将在很长时期内不会改变的命脉,所以一再推高房价,宁可空置,也不降价出售。那些道貌岸然的贪员不但不为人民谋利益,不帮助劳动者致富,却大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肆无忌惮地从老百姓干瘪的口袋里掏钱。由此可以看出贪官与房地产商的心有多黑。

官员并非一生下来就自私自利、卑随无耻、贪得无厌。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蜕变成贪官的呢?除了制度缺陷的原因外,主要是:随着职务的升迁,官僚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到极致,思想扭曲,意志退化,背离党的根本宗旨,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将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视同儿戏,我行我素;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独断专行,排斥异己,搞宗派主义,结成小团体;利用手中的职权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追求享乐。

生命的意义重在抚慰灵魂而不是抚慰肉体,但感官的享受又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对此大多数人是难以抵抗的。在肉欲的驱使下,在虚荣心的作用下,物质需要经常地会成为人的言行的主导者。假如“物质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能够成立,有什么理由阻止芸芸众生对金钱趋之若鹜,甚至为获得金钱而不择手段呢?

马克思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出发,反复强调物质需要对人的重要性,尽管同时指出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但精神因素被放在了从属地位,后来经过物质主义的放大,物欲被置于人性的顶端,于是造成物欲横流。应当说,马克思对金钱有着清醒的、正确的认识,但是他在构建宏大的理论体系时太多地关注了物质基础,忽视了精神作用。他落入了一般常识的陷阱——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可能他没有想到的是,按照他的原理,金钱代表物质财富,那就是金钱第一性,精神第二性。

我认为,物质和意识、存在和精神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同等重要的,是互联互动互决的。对于人来说,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缺一不可,没有物质财富是穷人,没有精神财富也是穷人。这是最基本的辩证法。

我们发现,有的富人穷得只剩下钱了。在大桥上撒钱,经常参与豪赌,购买数量高级轿车……当一掷千金成为一个人的习惯时,他就没有精神了。而一个丧失了精神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如果你只知道贪图享乐,生与死对你来说已没有了界线。

有的人将高尚等同于清心寡欲、冥思反省、超凡脱俗,这是不对的。“高尚的人”也食人间烟火,不能离开物质条件而生存,更不能离开物质条件而发展。但是,高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高尚的人”在物质条件基本能够满足需要后,就会将别人的快乐视为最大的快乐,将别人的幸福视为最大的幸福。甚至在自己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他也会想着帮助别人,为人民谋幸福。马克思经常忍饥挨饿,孩子病了无钱治疗,几个孩子都因病而死,可他仍然笔耕不辍,呕心沥血地构建共产主义理论。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伟人。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马克思、毛泽东,但是应该倡导学习他们这种高尚的品质、无私奉献的精神。尽管中国还不是世界强国,但中国最缺乏的并不是金钱,而是“高尚的人”。如果中国有一大批时传祥、王进喜、陈永贵、王宏斌、吴仁宝等时代的楷模,何愁人民不富裕、国家不富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官员、富人和精英在精心策划后,大力鼓吹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树立致富典型,评选改革开放风云人物。一些别有用心的精英在媒体上将共产主义说成是乌托邦,并公开丑化革命先烈、英雄人物、劳动模范等,甚至攻击毛泽东,将高尚的说成卑鄙的,将卑鄙的说成高尚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否定共产主义和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高尚的人”。对他们心怀叵测的言行,多数人总是善意地去理解,以为他们是解放思想的先驱,是在反思历史,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一些人则听信了他们的鬼话,以为“这才了解了真相”,对理想、信仰产生了怀疑,甚至放弃了原有的理想、信仰,将资本主义、宗教等作为精神支柱。

好多人不明白,中国的官员、富人和精英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制造信仰危机,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信仰,摧毁共产主义理想,为推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扫除思想障碍。

一些专家将胡说八道视为本事,经常发表奇谈怪论,最典型的就是茅于轼。他赤裸裸地说,要“替富人说话”,“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发商心黑,而是部分老百姓太有钱”,“不要仇富,不要仇视别人收入高,别人收入高自己收入也会高”。他在河南郑州为青年人所做的《赚钱、创业与人生》的演讲,更是语出惊人:“对大学生来讲,第一位的就是赚钱”,“免费的为人民服务未必是好事”,“青年人赚钱的行为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不赞成不赚钱的为人民服务”,“一个人能赚钱,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劳动只是产生了物,是交换产生了财富”,等等。

我们不能说茅于轼的观点毫无道理,完全是谬误。但是他所贩卖的这些观点都是西方世界早就有的,中国人过去听的少就以为新奇。从总体上看,他的观点有失偏颇,让人难以苟同。就拿赚钱与“为人民服务”来说,他的观点就难以成立。赚钱属于个人的经济行为,“为人民服务”属于个人或组织的公益活动,两者并不矛盾,怎么能因为鼓吹前者而否定后者呢?赚钱与“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而是并存不悖的。不论在什么时代和政体框架内,“为人民服务”都是不可或缺的,应该一以贯之。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内涵要不断丰富和拓展,将单纯的“学雷锋做好人好事”提升为更高层次和更广范围的公益道义情怀,一如从“施舍”到“慈善”的嬗变。这是它的可变性,也就是说“为人民服务”的内涵也要发展;而不变的是,“兼济天下”的社会信仰。

富人都是自私的,公而忘私的人是成不了富人的。但富人不可能永远都活在金钱里,有的富人会站在金钱之上看世界,有的富人甚至会背叛自己的阶级。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都有过。从赚钱走向富裕,再到有能力“兼济天下”,用自己的财富反哺社会,这是富人超越自我、走向文明的必然轨迹。

事实上,我们并不缺乏会赚钱的富人,也不缺乏赚钱的经验,我们匮乏的正是“天下为公”的理念,反哺社会的财富信仰。“天下为公”的最高境界是,在义与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以“义”为重,“先义后利”,甚至甘愿自我牺牲,做到“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茅于轼以“免费的为人民服务未必是好事”这种狭隘的财富价值观去误导青年群体,实在令人遗憾。

他否定劳动创造财富,鼓吹交换创造财富,是对劳动价值论的颠覆,是对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践踏,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关系作辩护。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是谁非,历史必将作出最公正的回答。

高尚是一个人踏上历史高地的身影塑造的精神,是跋涉于人间的足迹折射出的光辉,是向无助伸出的双手,向寒冷捧出的温暖。

伟大的灵魂能够在高尚里得到安宁和快慰。“高尚的人”对社会所求如小溪,对社会付出如江河。但是他们心此为乐,无怨无悔。

让高尚站立一时是容易的,让高尚站立一生就十分困难。卑鄙的人无须高尚,他们将一己的私利视为泰山,将高尚视为虚伪,所以会不惜一切地消灭高尚。中国的官员、富人和精英一次又一次地对“高尚的人”发动围剿,企图将“高尚”消灭干净,为他们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和全面私有化扫清道路。他们的围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使“高尚的人”愈来愈少,就像凤毛麟角。这样的战果值得他们自吹自擂。

的确,高尚多半是孤独的,要让高尚在狂风暴雨中像大树一样站立,需要我们坚持付出。只有用高尚才能战胜卑鄙,就像只有用正义才能战胜邪恶一样。我相信,在事实的启发教育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精神的骗局中觉悟,走出自私的误区,走出卑鄙的泥潭,成为社会呼唤的“高尚的人”。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