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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三门峡河殇50年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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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三门峡项目尚有防洪考量的话,那么更多的移民项目纯属基于经济利益考虑,不过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巨大利益。资本和权力嗜血追逐的经济利益与一条大河所承载的庞大的生态体系,与世世代代生长在这里的原住民福祉相比较,哪个更有力量?哪个更重要?或许一部叫《阿凡达》的童话电影已经告诉了我们人类。

富有正义感的作家郑义先生在《遥祭中华之子黄万里》中激愤地说:一个庞大的权势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为了以上大工程而攫取权势、中饱私囊,这个利益集团反大禹疏导之道而行,大建其坝。半世纪以来,他们建了8万5千多座各类水库,竟占了全世界水库总数的二分之一。仅在长江流域,他们竟然建了4万多座水库。他们还不打算住手,还准备在汉水上再建16座,在长江正源雅砻江上再建20座。不把中国的大小江河碎尸万段,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三门峡大坝上开通了剩余的几个底孔,泄流量得到保证,西安之危已经解除,但矛盾并未真正解决,如病齿到一定时间就要发作。2003年秋陕西渭河洪灾便再次暴露了这一矛盾。 陕西省也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努力上书力陈三门峡水库对陕西省之害。2002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陕西省委员再就这一问题提交报告。

陕西省认为,在小浪底水利枢纽投入运行之后,三门峡水库的主要功能已经可以被转移 出去,除非在非常情况下“帮小浪底水库一把”,其他时间三门峡水库基本上应该空库敞泄。2003年10月11日,水利部在郑州召开专家会议。同意陕西省主张全年敞泄的意见只占少数,而且只是几个已经退休的老人。其他大部分专家由于同三门峡水利枢纽局的主管部门黄委会之间存在项目合作关系,因而“不便在这个问题上多说话”。而黄委会与河南省水利厅近乎邻居。

陕西省水利厅一名副厅长在汇报中尖锐地提出:“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40年,积淀的各种矛盾已非我省所能解决,矛盾的发展完全是由三门峡顾及自身利益和下游利益造成的。”无疑,从三门峡水库规划起就一直存在的上下游利益的对立。如果按照陕西省的要求,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水位大跌后,库区形成已久的供水、灌溉链条就会中断,因此受损的主要是山西与河南两省。

中国历史有关洪水的记录大多都是有关河南的,2003这一次竟然破天荒的出现在太平关中。事实上关中平原的洪水记录确实很少。战国中后期以后,因郑国渠等古代水利工程的修筑,关中平原成为千里沃野,富甲天下,秦汉隋唐一千多年中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说,三门峡水库的修筑,使关中平原自禹治水以来形成的相对发达的水利系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潼关是出秦的第一关,也正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汇流后的第一个出水口。潼关高程的形成,无疑使大禹治水之功毁于一旦。(潼关高程是指黄河潼关水文站断面流量在每秒1000立方米的相应水位。)

治理黄河,对于河南人和陕西人,虽然说是同一个命题,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解法。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劈开山峦,疏通河道,使万里黄河水奔涌而出秦川,在今天,这可能仍然是陕西人的治水方式。但对于一马平川的河南来说,天上来的黄河之水,不受控制地奔涌而出秦川,可能意味着灾难。

而河南人对于黄河泛滥的记忆,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对于洪水的记忆可能都要深刻。无数次黄河夺淮入海而形成的千里黄泛区,曾使无数人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地遭到灭顶之灾。千里沃野的中原,在经历了商周汉唐宋几千年的辉煌后,最终走向衰落。堵截黄河,驯服黄河,理所当然成了河南人的治水方式。

2004年,陕西省15位省人大代表向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陕西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水灾隐患的议案》。同年的全国两会期间,陕西省的多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潼关高程“废”掉三门峡水库。

对此,河南的32名全国人大代表针锋相对,也联合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议案说,三门峡水利枢纽是治黄工程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担负着黄河下游防洪、防凌的重任,保护着冀、豫、鲁、皖、苏5省2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1.7亿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随后,就连三门峡市也奋不顾身地打破常规,向水利部直接发去了长达5000多字的紧急请示:“三门峡市离不开三门峡水库!三门峡人民离不开三门峡水库!”

从某种意义上说,陕西省关于三门峡水库的争议,不是是非之争,不是真理之争,而是生命之争、利益之争,是为关中上千万父老乡亲争生存权与发展权。三门峡是典型的以邻为壑,是一种嫁祸,或者说水灾搬家。

站在陕西角度来说,同在一个黄河流域,唯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的利益。利益的考量,显然是三门峡争端的核心。可以说,三门峡水库已经严重制约了关中地区的发展。

三门峡无疑是在特定环境下中国工程建设的政治牺牲品。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三门峡问题的历次专家会议基本都是水利专家,而法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等人文科学家都缺席。说到底,这是关于人的幸福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关于水的技术。

事实上,在小浪底水库建成之后,三门峡防洪功能已经被取代。这时候三门峡大坝的“水灾搬家”的作用已经变成了历史,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各界对三门峡大坝未来命运的各种推测。为了减轻上游渭河的洪涝灾害,三门峡的去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潼关怀古

当北京开封等许多历史城市正在疯狂地拆除城楼和城墙的时候,因为三门峡水库,大名鼎鼎的潼关古城在50年前也毫不例外地被从地球上抹去。

按照苏联专家的360米水位,附近的陕州古城、潼关古城、蒲州以及方圆百里的村庄均要沉没。所以在水库蓄水前,潼关等几个古城被迫不及待地被拆掉了。造化弄人,1969年,三门峡开始第二次改建工程,当时确定的非汛期水位为310米,比原设计低了50米。正是这几十米决定了潼关等几座古城的存亡。三门峡水电站建成后,水位从未到达过离大坝只有几公里的陕州古城,也从未到达过潼关老城,更未到达上游20公里处的蒲州、朝邑和蒲津渡。然而这些古城都已不复存在了。

潼关地处陕西东端,南障秦岭,北阻黄河,东连函谷,西拱华山,这个由山川自然组成的军事要塞,历来被誉为“三秦锁钥”、“四镇咽喉”的天险重关。古人曾概叹:人间路止潼关险。《山海关志》有“畿内之险,唯潼关与山海为首”。

潼关不仅有险要的自然形势,且因地连秦晋豫三省,而有独特的地理位置,自中古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据有史可考的兵事即达30余次。例如东汉末曹操、马超之战;中唐安禄山、哥舒翰之战;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和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都在潼关和统治者进行过殊死决战。城墙同西安和北京的城墙一样厚,抗战时日本人炮轰了八年都没有轰垮,但遇到三门峡就立马就完蛋了。

“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也遭遇到了与潼关相同的命运。在文学、思想和军事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的玉门关,在1958年全国兴修水利的热潮中,为了在疏勒河中游修一个面积很大的平原双塔水库,玉门关永沉水底。

黄河在“几”字形的最后一笔中,从潼关转向东流,穿行于中条山与崤山之间,构成黄河又一个较长峡谷,北岸为山西省,南岸为河南省,故称晋豫峡谷。上古时期,河水经常泛滥成灾,倒灌关中盆地,一方面因为洪水带来的肥沃的黄土沉积而使关中成为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另一方面也因为洪水肆虐使人们流离失所。传说为了治理咆哮的洪水,大禹用神斧把高山劈出三道峡谷,分别叫做人门、神门和鬼门,于是这里便得名三门峡。据说三门峡顺流而下,河中有巨石屹立,其中一处名曰砥柱。河水至此,激起巨浪,这就是“中流砥柱”的出处。

50年前三门峡水库建成,三道峡谷永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巍然耸立在黄河上的现代化大坝。传说并非信史,然而不难发现,大禹开三门而通黄河,这个传说与三门峡大坝的修筑,正好是一个轮回。大坝成,三门锁,黄河之水再次被锁在潼关以内,千里秦川,复又处在咆哮的黄河威胁之下。

故土难离

三门峡大坝只是一场不可理喻的政治游戏,而这场游戏的牺牲品就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朴实农民。如果水库以最低水位来设计,那么相当大面积的土地将划在库区之外,大部份农民不必迁移;如果水库按照最高水位蓄水,则全部土地都会被淹没,也不会发生事后移民返回争夺未淹没土地的风潮。

当年政府开动巨大的宣传机器制造出一种荣誉感:你们为黄河下游数以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作出牺牲,你们是国家的功臣。政府还信誓旦旦地保证: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原有水准。

政府的谎言很快被贺兰山下冰冷的寒风撕破了。宁夏贺兰县和陶乐县的移民安置区地处黄土高原的沙漠边缘,自然环境极端恶劣,一年到头狂风漫卷黄沙蔽日。晚上闭门睡觉,第二天早上房门就会被流沙封住。据说当时一位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不小心掉进一个沙坑,顷刻之间便被流沙掩埋。

被风沙吹明白的移民展开大面积的逃亡运动。南路逃亡队伍在宁夏银川附近被当局拦截,绝大部份被遣返安置区。北路的逃亡者穿越险恶的内蒙古沙漠,辗转于秦晋高原,终于成功地返回黄河岸边的家乡。当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逃亡者们走进自己祖居的村落时,已经泣不成声。他们讲述了安置区的恶劣环境和逃亡途中断水喝尿、沿途乞讨的悲惨情景。乡亲们把他们团团围住,如同召开全村大会。听的人和讲的人哭成一片,泪水淹没了村庄。第二天黎明,村里的马车队出发了,去迎接那些还挣扎在逃亡途中的亲人。恐怖与悲伤迅速席卷了库区,各村派出的马车队汇成一股洪流,浩浩荡荡向北进发……

次年秋天的移民,再无欢声笑语。政府派出的大批移民干部如围猎一般驱赶着村民,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藏匿不走者,并随即推倒房屋……原住民早已占据了好地,移民们只好被安置在沙漠边沿。恶劣的气候使移民大批患上水土不服,病倒了一半,带来的耕牛也死得所剩无几。大迁徙后的第二年,又遇上了那场人为的“三年大饥荒”,每月人均口粮仅有7市斤。大批大批的人饿死了,幸存者们一贫如洗。

移民的到来导致安置地人口剧增,移民数量甚至超过原住民一倍以上,生存空间的争夺与环境的恶化激化了移民与原住民的矛盾。原住民占据了河流的上游,每当灌溉季节,便截断下游的水源。抢水发展为大规模械斗,移民与原住民成为誓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在沙漠与饥荒夹击之下,思乡之情终于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惨烈悲壮的大逃亡。

东归之路

1960年是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饥荒中最可怕的一年。当初冬来临之际,树皮、草根、谷糠、老鼠……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吃光了,留在安置地只能是死路一条。逃亡很快由分散行动汇集为洪流,银川周围的交通线被挤得水泄不通。政府当局紧急封锁了所有的车站渡口。只要是陕西东府口音,没有“移民通行证”不准乘车渡河。在黄河封冻之后,大批移民偷越冰河。贺兰县某移民村40余人踩塌了冰层,当场13人葬身黄河,剩下的人仍然义无反顾地跃过浮冰,继续东归之途。

1961年6月,在宁夏仁群黄河渡口,上万名被堵截的移民与封锁渡口的官员僵持了三天三夜。但返回家园的决心是暴力所无法阻挡的。不久之后,1961年7月的一天清晨,当各村留守监视的移民干部们醒来时,发现所有土屋都空无一人。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从高原上神秘地消失了。

这一次,他们绕过严密把守的黄河,向北迂回,横穿内蒙古沙漠,再折向南方,越过晋北高原,顺汾河河谷一直走到山西省最南端,最后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这条跨越三省,顺着河套外沿绕行数千里的路线,就是首批逃亡移民九死一生的“北路”。除了餐风宿露,忍饥受渴,还要对付官方的围追堵截。沿途各级政府奉命追捕,被抓住的马上强行押解回安置区。

漫长的路途中,有些人失踪了,有些人被遣返了,有些人半途留下了,回到家乡的逃亡者不及出发时的一半。这是自两千年前犹太人出埃及以来最为悲壮的一次远征。堪比当年从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当权的沙皇俄国东归逃亡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落。(电影《东归英雄传》)

事实上在政府当局的严密封锁下,大部份移民仍然难圆返乡之梦。在30万移民的强大压力下,陕西、宁夏两省政府终于同意移民全部返回陕西。返陕的那些日子,一支衣衫褴褛的灰色人流绵延数十里,在黄河的两岸缓缓地蠕动着,宁夏到陕西沿途所有火车、汽车挤满了回归的移民,这是一支败溃的大军,规模巨大的黄河移民至此彻底地失败了。

自从三门峡水库建设方案敲定后,原住民被迁走,库区就成了无人区,非淹没区也被撂荒。按原计划蓄水360米而强行搬迁腾空的上百万亩土地并没被淹没,而成为闲置无用的荒原。很快,各种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瓜分了这片沃土。文革时期,数万名城里的红卫兵,大的只有十八九岁,小的才十五六岁,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到库区,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

当数十万移民终于回到自己祖居的故土时,不禁悲喜交加。喜出望外的是,家园并没有被水淹没;悲愤难平的是,故土已被侵占,自己竟成了身无立锥之地的外人。一场夺回土地的斗争就此展开。1964年,夺地运动的首领王志义等4人被官方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同时,陕西省政府对移民采取了分散安置,甚至极端到一村仅安置一户移民。原来的一个移民村有时被分散安插于数十里长的广阔地域,“聚众闹事”被消解。暴力震慑和孤立安置的阴谋维持了15年安定。被彻底割断乡情脐带和组织关系的新移民陷入极其孤立的悲惨境地,

贫苦而又无助,返乡之梦似乎已然破碎。

对于长久以来生活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中国农民来说,祖祖辈辈比邻而居的鱼水关系是一种极其重要生存环境。割除这层软环境就如同断了一个人的经脉,使人处于被孤立被监禁的状态。每一个农村人或者来自农村的人都会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

官民之争

黄河大移民23年之后,1979年土地承包制开始试行。土地使用权和户籍隔离制度的松动唤醒了移民对故土的渴望,前赴后继持续7年的返库运动终于爆发。

正像发生在中国南方一个叫小岗村的血誓一样,被称作“返库司令”的移民领袖王福义在自己家中召开了蒲城县移民代表会议。60多个移民代表没有一个退出的。20多年来,命运已经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面临的是鱼死网破的选择:蒲城县的移民全被安置在三个最穷的绝地——北部山边的沟壑区、南部卤泊滩区、中部旱原氟水区。直到1970年代末,这里的日工分值还不到1毛钱,人均口粮不足百斤。承包制推行以来,当地居民首先分得较好的土地,而分给他们这些外来人的又都是最贫瘠的土地。

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返库虽然凶险难测,但留在当地他们只能世代贫困悲惨度日。在向省政府申述失败之后,移民们经过一年多串联和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返库运动勃然兴起。1981年春播季节,蒲城等5县数千移民拉着架子车,赶着牛车下了山。在王福义“移民返库总指挥部”的大旗引导下,直奔家乡朝邑滩和沙苑滩。他们闪电般地抢种了4千多亩农田,并抢占了农场的仓库和办公室,安营扎寨,准备长期相持。

他们相信那个古老的习俗:谁种谁收。农场紧急动员,组织起80多人的敢死队,开着巨型推土机,将移民部落夷为平地。流血冲突惊动了当地政府,立即开动专政机器,短期拘捕了30余名民众领袖,将移民强行遣返。吃了亏的移民组织了数百人的复仇军,杀将回来,誓言血洗农场,捉拿凶手。官方闻讯大惊,即刻派员调解。最后以沙苑农场赔偿移民5万元结束了这场历时3个月的流血风潮。

1982年清明时节,原黄河华荫滩移民在“返库祭祖”的旗号下卷土重来。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禁止人们在传统的扫墓日回乡祭祖。清明节那天,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高举着“返库祭祖”的旗帜标语,堂而皇之地从渭南市穿城而过。华荫滩移民的“返库司令”刘怀荣身着素服,站在开路的拖拉机上指挥若定,数十辆手扶拖拉机和上万移民紧随他前进。

队伍开进华荫滩,数千移民举行了公祭仪式。刘怀荣站在临时搭起的简易主席台上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悼亡词。当时在场监视的官吏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大庭广众之下都不敢发作。

当演说结束的时候,满面流泪的刘怀荣大声向面前的数千移民发问:“挖我祖坟,占我土地,移民兄弟们,你们答应吗?”“不。”众移民饱含热泪,一呼千应。如林的手臂竖了起来,众口一声的誓言响彻华阴滩:“宁做库区鬼,不为安区人。”

这次返库祭祖,移民们携带了炊具、口粮、种籽和农具,做好了长期驻扎的准备。这四大返库大军会合在华荫滩上的军队农场,划分了土地范围,连营十里,抢种抢收,驻扎下来。陕西省当局马上采取了高压政策,拘捕了“不合作派”领袖刘怀荣和苗福群,强行将刘、苗两部移民遣返回安置地。“合作派”孤掌难鸣,王、陈只好率部主动撤出库区。第二波返库大潮只好退去。

祖先之地

两年之后,1984年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返库运动爆发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求生存求发展的农民自发的和平起义。四大农民领袖各自重新组建了自己移民大军,其建构一般包括由总部、常委班子和基层指挥部构成的指挥系统,由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参谋系统,触角一直延伸到省城、专区、县城的庞大的情报系统,起草文告散发传单的宣传系统和由精壮青年所组成的总部卫队。他们召开了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划分了势力范围,议定了统一行动的日期。

秋天,在预订的日子里,8个县上百个乡的安置区仅剩下老幼看家,青壮男女全部开赴库区。这一次,返库的移民不仅仅抢种土地,抢占房屋,而是从一开始就着手建立起移民新秩序。他们规划街道,划分宅地,打井垒墙,分田承包,一切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当局的办法仍然是暴力。他们动员了全渭南地区九县的人力物力,决心采用人海战术,以至少2:1的优势,两个官吏对付一个移民,也要把人押解回安置区去。当“官军”在大荔县城集结时“上万人和上千辆车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店铺的烧饼蒸馍被抢购一空。”但是,在组织严密、有备而来的“义军”面前,一切软硬战术都无法奏效。

双方从1984年秋一直相持到次年春天,事件终于通了天,中央决定从国营农场和军队农场使用的50万亩土地中划出30万亩安置生活特别困难的移民,而这些土地原本就是移民祖先的土地。官方这次妥协实际上是对黄河移民坚强意志无可奈何的承认。

陕西省官府坚持要在“保持政府尊严的前提下”解决问题。当局故伎重演,先动员压服温和派陈、王二部撤离,再对孤立无援的强硬派刘、苗二部发动突然袭击。政府方面先以优势兵力对移民聚居区完成合围,然后采用战时手段,在各公路口设卡,强行征用路过的空车。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各路清剿大军同时冲进去,连打带骂将移民强行架上车。看到陈、王二部撤退,军心动摇的移民们不久就绝望地放弃了反抗。有人高喊着“政府哄人,别相信”投河自尽。官府的尊严终于得以维护,民众的尊严则被践踏。

在强硬发达组织严密的现代国家机器面前,组织松散的第三次返库运动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黄河移民历经17次不屈不挠的返乡运动和3次返库大行动,体现出了令全社会为之震撼的坚决意志。

1986年7月,第一批移民回到失落了30年之久的故乡。出于所有人预料的是:大部份移民放弃了来之不易的返回家园的权利。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大多是极端贫困户。政府“自拆自迁自建”的方针实际上阻断了他们的回归之路。他们太累了,不想折腾了,在讨回了公道之后,他们无力再一次承受重建家园之艰辛。至1989年底,大约有10万移民回到了库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当年敲锣打鼓离开家乡的,相形之下,重归故土的情景却凄凉得令人心酸。公路上蠕动着一支几乎可称作难民的队伍,一户又一户的移民自己拉着架子车,肩挑手提着破烂的家当,跟逃难似的。人们默默地走着,没有欢笑也没有生气。一次又一次的来回迁徙不但耗费了他们的家产,同时也耗尽了他们可怜的生活激情。

当他们回到黄河滩上时,却发现往昔肥得流油的桑梓沃土已变成一片荒滩。三门峡水库引起的黄河回水垫高了黄河及渭河的河床,使黄渭洛(河)三角洲的地下水位普遍升高了两三米,原来的平原地变成了低洼地。土地大面积盐碱化水涝化……据统计,盐碱地和涝洼地达12万亩,占官方划拨给移民使用土地的将近一半。原来黄渭洛三角洲的富庶已经成为年代久远的往事,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成为眼下十分严酷的现实。

谢朝平被捕之后,渭南市移民局工会主席李万明先生在一封公开信中称:2003年渭河发生特大洪灾,温家宝总理亲临渭南察看灾情并慰问灾民,总理当时向灾民承诺说:“中央不会忘了你们,一定会帮助你们度过难关的。”随即便指示国家发改委给华阴受灾移民下拨了5906万元的紧急救灾款。可是谁知此款竟然被当地政府任意滞留和挪用,到3年之后的2006年,给移民仅仅只兑付了50万元,占不到5906万元的1%。

后记

10几年前,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一个笔名叫冷梦的陕西女作家写的中篇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这部出自中国作协体系的主旋律作品,虽然多有对农民返乡运动组织者的不光彩描写,但它难得之处在于,它也是仅有的涉及此类题材的公开出版物。令人惊讶的是,这部貌似平庸的作品不仅使作者一朝成名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同时也使三门峡移民问题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现实关注。据说官方因此为安置移民特批了5亿元安置资金。如果说这5亿元与一部文学作品有关系,那么如今谢朝平的《大迁徙》自然也免不了官方的怀疑和警惕。事实上谢朝平之前已经预感到了越来越逼近的危险,只是他没有畏惧。

随着远超三门峡项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和启动,移民安置问题在政治稳定的大背景下变得日益敏感。仅从规模而论,水利工程导致的移民安置远比公路铁路以及房地产强拆所引发的安置难度大。此前云南宾川县25民移民被政府集体判刑,表面看是一年前因为暴力移民引发的群体事件,根本起因仍是投资227亿的世界最高拱坝——澜沧江小湾水电项目。

狂奔的中国经济对能源需求已经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全社会已经被GDP绑架。只有经济而没有人,只有今天而没有未来。经济正在毁灭自然,也在毁灭人本身。从人的角度来说,将一群人活生生连根拔起逐出家园,对待被剥夺公民权的穷人像对待一件没价值的物品一样,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令人心安理得的善事。在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中,那破破烂烂满目疮痍怎一个凄惨悲情了得。

在变态中国特有的书籍审查制度下,可以想见,别说涉及移民问题的此类书籍在中国出版已经变得极其渺茫,就是采访和写作本身也已经越来越引发和谐政府的介意和紧张。如果稍加留意,仅仅最近50年来中国几个大型水利工程,就已经制造了2000多万在和平时期背井离乡的庞大移民和准难民,这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

如果黄河上的三门峡工程因为恶劣的移民方案而充满不堪回首的伤痛的话,那么在同样狂热时代背景下,为治淮而匆匆建成的河南板桥水库带来的则是一场旷世巨灾。在以粮为纲的偏执中,毛时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水库都以灌溉发电为首要目的,而轻视排洪作用。与75•8溃坝相比,2003年的渭南水灾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1975年8月8日零时,一场大暴雨导致板桥水库崩溃,随即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引发了豫南地区石漫滩水库、宿鸭湖水库等60座水库接连溃坝,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溃坝灾难。炮制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将牛皮吹破天的偌大遂平县变成了末日的遂平湖。30多个县市1000多万人被淹,直接经济损失达百亿。死亡数字至今不明,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6万,一说超过8.5万;民间说法从10万、24万到40万莫衷一是。比较得到认同的说法是超过30万。不仅死难人数,且75•8之悲状亦超过一年后的唐山大地震。如果说后者更像天灾,那么前者就更像人祸。无数村庄在午夜的瞬间就数十米高的洪水荡平淹没。无数人在睡梦中赤条条就被洪水冲出数百里,从河南漂到安徽。就连火车都被冲出十几里,京广大动脉被冲毁100多公里,月余南北断绝。数不清的溺死者隔日即腐烂崩溃,黑压压的苍蝇压断了洪水中仅存的大树,人间地狱亦不过如此。

遭到灭顶之灾的遂平民间于灾后试图立碑纪念,未果。从某种意义上说,75•8浩劫最大的不幸并不是那场水灾,而是灾后当局动用一切手段封杀真相,费尽心机对这场人造灾难的隐瞒和掩盖。30多年之后,除非亲历者,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在人类灾难史上,我们有过多少世界之最。在很多时候,人是一种短视而愚蠢的动物。好大喜功见利忘义见风使舵使一切危险都被人们视而不见和选择性的遗忘。在好莱坞的电影中,中国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诺亚方舟;现实中,中国人造出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库。它是一座丰碑还是一座墓碑,没有人能预见到。没有了黄万里的中国,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但我们看不见,不是不愿抬头,就是抬不起头。

如果说三门峡项目尚有防洪考量的话,那么更多的移民项目纯属基于经济利益考虑,不过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巨大利益。资本和权力嗜血追逐的经济利益与一条大河所承载的庞大的生态体系,与世世代代生长在这里的原住民福祉相比较,哪个更有力量?哪个更重要?或许一部叫《阿凡达》的童话电影已经告诉了我们人类。工业化早期,西方自由主义先驱穆勒就警告说:“对人类未来远景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商业精神的过度弥漫。”200年后,这一切都在中国变成不幸的现实。如同美国记录片《地球公民》所批判的人类罪恶,重商主义的当下中国,在金钱和贪婪的驱使下,在权力和虚荣的蛊惑下,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分外可疑。

富有正义感的作家郑义先生在《遥祭中华之子黄万里》中激愤地说:一个庞大的权势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为了以上大工程而攫取权势、中饱私囊,这个利益集团反大禹疏导之道而行,大建其坝。半世纪以来,他们建了8万5千多座各类水库,竟占了全世界水库总数的二分之一。仅在长江流域,他们竟然建了4万多座水库。他们还不打算住手,还准备在汉水上再建16座,在长江正源雅砻江上再建20座。不把中国的大小江河碎尸万段,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民国老人于右任先生曾有一诗曰: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人间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水利专家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黄万里生前曾激愤地对曾担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李锐说:“如果三峡修成后出了问题,在白帝城山头上建个庙,如岳王庙前跪三个人,中间一女,两边各一男。”

2003年非典结束后,全国解除了交通封锁,我坐火车回关中,在车上遇见一个库区灾民。他难过地告诉我,他的房子粮食家具家电衣物家畜和庄稼都被水冲没了。我问道:电视报纸上不是说发救济款了么?他一脸茫然地说,是发救济了,他家总共就收到了200元,孩子学费和粮食种子都没法解决,不知未来的日子里怎么办……说实在的,200元不够城里人在家得宝为自己的卫生间买一只像样点的水龙头的。

20多年来,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走过三门峡,也记不清多少次走过潼关。我只知道,过了潼关,我又一次离开了家乡;我只知道,过了潼关,我又一次回到了家乡。或者伤感,或者温暖。厚重的关中、巍峨的秦岭和宽阔的渭河,一直在我的梦里闪现。

2500年前,老子过函谷关,留下一部《道德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300年前,杜甫路过崤函古道,留下《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700年前,张养浩过潼关,留下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元史•张养浩传》记载:“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登天就道,遇饥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元代济南人。曾任监察御史,因批评时政为权贵所忌,被罢官。1329年关中大旱,应召出任陕西行台中丞,忙于赈灾事宜,积劳成疾,任职仅4个月,逝于任所。

人类建立法律的初衷,一是阻止公权力的非法滥用,二是保护公民的安全和自由。9月17日,陕西渭南检察机关对谢朝平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谢朝平在经历过近一月的手铐脚镣剃头囚服之后,被取保候审。2010年12月17日,谢朝平获选《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50人——良知之魅。

部分参考资料:

《渭河人被改变的生活》南方周末作者:江华

《三门峡工程半个世纪成败得失》 作者:李文凯

《反思三门峡大坝建成的半个世纪》外滩画报作者:杨漩

《再谈三门峡的教训:兼答水博先生》作者:秦晖

《三门峡警示录》作者:高君

《黄万里文集》作者:黄万里

《大迁徙》作者:谢朝平

《黄河大移民》作者:冷梦

《75.8浩劫内幕纪实》作者:于为民 叶树鑫

《遥祭中华之子黄万里》作者:郑义

《历史悲剧——黄河三门峡水库大移民》作者不详

《渭南封杀<大迁徙>前后》作者:谢朝平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