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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三门峡河殇50年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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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著有长篇小说《乱弹》、商业管理类《职业人格》、历史类《历史的细节》和《1776:乾隆四十一年》等书。近几年在传统纸媒和网络上发表了大量时评,以及许多颇有影响的文化、经济、社会和历史随笔。

中国素有以言治罪的传统,关于中国警察英勇围剿中国作家(记者),谢朝平先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说起来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老的有焚书坑儒,有文字狱;远的有“左联五烈士”,有遇罗克李建彤;近的更多: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山西检察官、浙江龙泉警方等都轮番上演追捕记者的大戏。就在不久前,4个采访伊春空难的记者也毫不例外地遭遇当地的“粗人”(警察自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门峡已经成为渭南人永远的伤口。这一次,在谢朝平先生和渭南警方的密切合作下,这道伤口又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从1960年9月三门峡水库正式下闸蓄水,到2010年9月——正好50年。50年前,50万生于斯长于斯的陕西父老乡亲,在当时官府的逼迫和哄骗下,从背井离乡到妻离子散再到家破人亡;50年后,一个籍籍无名的作家让7名中国警察如临大敌。这一切尴尬与不幸,都是因为错误的或者说罪恶的三门峡水库。

引言

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有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依照这句话,谢朝平先生可算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了。2009年,公民王帅因在网上发帖而遭到三门峡下辖灵宝警察的“跨省抓捕”;2010年,作家谢朝平先生因在《火花》杂志(增刊)上发表作品而被渭南警察“跨省抓捕”。

据谢朝平先生的妻子李琼女士说,2010年8月19日下午5时许,有人敲她家的门,自称是“人口普查的”,开门后是7个“便衣”,“他们冲上去擒住谢朝平,并戴上手铐。”随后出示了警察证:4个渭南警察,3个北京当地警察。随后警察搜查了她家,带走了谢朝平的书稿、笔记本电脑、录音笔和U盘。在谢朝平的要求下,警察列了一个查抄清单,但清单并未留下。警察拒绝出示任何书面拘传手续,即将谢朝平先生从家中抓走。8月30日,谢朝平的律师周泽前往渭南市临渭区公安分局法制科了解案情,得到的答复是“涉嫌非法经营”。

中国素有以言治罪的传统,关于中国警察英勇围剿中国作家(记者),谢朝平先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说起来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老的有焚书坑儒,有文字狱;远的有“左联五烈士”,有遇罗克李建彤;近的更多: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山西检察官、浙江龙泉警方等都轮番上演追捕记者的大戏。就在不久前,4个采访伊春空难的记者也毫不例外地遭遇当地的“粗人”(警察自称)。

据说为避免“烈士”的下场,鲁迅当年经常躲到外国人的租界里写作。后来租界没有了,高行健只好躲到外国去写作,结果竟然为中国作家圆了诺贝尔之梦。人常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55岁的谢朝平躲在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可毕竟不是租界,结果还是没有逃出富贵不淫的渭南警察的作战半径。7个威武不屈的警察“冲上去”,就把一个贫贱不移的老作家抓住了,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找的就是你!”。

在中国历史的一半时间里,关中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即使现在,关中依然是陕西最富裕的区域。而在关中地区,渭南却是最穷的。80多年前,反政府的中共组织在这里发动了渭华起义,招致政府军的血腥屠杀。80年后,这里是中共的政府,官方势力依然战无不胜。据说1996年,渭南官府就曾调集数百警力,历时两个多月时间,在库区3个县市方圆几百里大张旗鼓搜查和收缴当时的《工人日报》和《中国妇女报》,当然免不了抓了数不清不慎看了这些“党报”的不幸的读者。这一次,在跨省抓捕谢朝平先生的同时,渭南当地的警察和各种官府雇佣的稽查人员正以奋勇扫黄的革命热情,在渭南这个穷山恶水里展开大规模的清查,以阻止哪怕一本载有谢朝平先生作品的《火花》杂志进入渭南。

导致此次谢朝平先生遭遇警察非法抓捕的,无疑是他写的10万字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涉嫌非法经营”只不过是一个无耻的现代“莫须有”而已。如同轰动世界的南都案中,南都总经理喻华峰被以“私分公款”判刑,总编辑程益中被警方以“涉嫌贪污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刑拘。南都案的始作俑者广东省纪委书记王华元2010年落马,传出南方都市报遭到迫害的真实理由其实是,因为其不顾官方的封杀令率先揭露孙志刚惨案和SARS疫情。

谢朝平历时3年潜心写作的《大迁徙》,以深厚的笔墨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水库大移民的悲惨历史,而这段历史与三年大饥荒、75?8溃坝、“红场”惨案等许多中国故事一样,一直被官方满怀罪恶和恐惧地隐藏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三门峡已经成为渭南人永远的伤口。这一次,在谢朝平先生和渭南警方的密切合作下,这道伤口又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从1960年9月三门峡水库正式下闸蓄水,到2010年9月——正好50年。50年前,50万生于斯长于斯的陕西父老乡亲,在当时官府的逼迫和哄骗下,从背井离乡到妻离子散再到家破人亡;50年后,一个籍籍无名的作家让7名中国警察如临大敌。这一切尴尬与不幸,都是因为错误的或者说罪恶的三门峡水库。

千人诺诺

在远古时期,中国和地球其他地方一样,森林茂盛草长莺飞。中国北方有一条大河,人们依水而居。伐木作舟折木为屋钻木取火烧山开荒,终于森林越来越少,泥沙俱下,河水变黄了,大河改名为黄河。如果按水系来划分中国文明的不同阶段,那么黄河应当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源头,五胡乱华之后中国文明重心转入长江,近代文明肇始于珠江。经过鸦片战争和战争鸦片的双重洗礼之后,现代文明滥觞于中国沿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既是上天的恩赐,也是上帝的惩罚。黄河进入华北平原后如入无人之境,汪洋恣肆不可一世,一次次暴虐的洪水成为中华文明无法摆脱的悲情。根据可考的历史记载,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民国政府炸开花园口,共计2500年间,有关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的记载多达543年,决堤1590次,经历过5次大改道,洪灾波及纵横25万平方公里。

可以说,治黄成败已经成为中国史家评判诸朝政绩的重要指标。以至于西方历史学家独特地认为,中国之所以形成“中国特色”的极权专制体制,正是因为要对付黄河。只有在铁腕的独裁体制下,才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阻止洪水泛滥。从这种匪夷所思的观点上来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无疑是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治水的最好年代。

事实上早在1949年8月,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就收到了《治理黄河初步意见》,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 防洪为开发目的”。起草者王化云不久即成为在郑州新成立的水利部直属的“黄委会”的老大。

1952年,黄委会、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和苏联专家在勘查三门峡水库坝址后,认定此处地质条件良好,可筑高坝实行蓄水拦沙,并产生大水电效益。但这个方案终究因为要淹没八百里秦川,“损失太大” 而舍弃。

1954年,苏联对华156项重点援建项目新鲜出台,黄河流域规划列在其中。经过数月考察,只懂工程而不通水文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科洛略夫又一次提出三门峡方案:“想找一个既不迁移人口而又能保证调节洪水的水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空想,没有必要去研究。为了调节洪水,需要足够的水库库容。但为了获得足够的库容,就免不了淹没和迁移。”

“老大哥”一句“免不了”的金口玉言就将关中无数芸芸众生打入了祸从天降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当时国内的官员和水利专家,除了黄万里,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对此表示异议。随即,由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炮制出炉:三门峡水库将蓄水至350米高程,总库容360亿立方 米,设计允许泄量8000立方米每秒,黄河下游洪水威胁将全部解除。由于巨大库容可以大量拦蓄上游来沙,从此经水坝泄出的黄河水将是清水,清水冲刷下游河床,最终将黄河这条“地上河”变成“地下河”——千年未解的治黄难题将毕其功于一役。此外,还有巨大的灌溉、发电和下游航运等综合效益……写在纸上的一切都跟朝思暮想的共产主义一样如此令人喜出望外。

中国古语说:圣人出,黄河清。据说宋大观元年(1107年)曾经出现过“黄河清”的祥瑞,因为中国出了一位圣人——宋徽宗赵佶。如今850年过去了,毛万岁的书法已经远超“昏德公”的瘦金体,“圣人”自是不用说了,所以举国上下都热切地盼望着“祥瑞”的第二次出现。1955年7月,全国人大充分发扬“平庸集体”的传统,全票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周恩来兴奋地说:“做了那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翌年,苏联专家将水库的正常水位修改为360米,比原设计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 333万亩,移民90万。1957年的中国正通过户口隔离制度进入疯狂的军事化管制时期,同时还在进行剪除民众思想的反右运动。在一片狂热的革命浪漫主义和亢奋的爱国热情背景下,国家建委会迅速通过方案,三门峡工程随即动工。

两年之后,文化大太监郭沫若来到木已成舟的三门峡。在迎接“高级兽长”的一片献媚谄笑中,郭大诗人如同刚服了春药,不由诗屁大发当场挥毛:

炸将神鬼化为烟,从此安澜亿万年。

人道河清圣者出,圣人已出自戡天。

大禹巍巍浪得名,擅逃水土误中原。

千秋功罪今勘定,不在龙门在鬼门。

鬼斧神工作天险,人工民斧险为夷。

三门峡上英雄汉,动地惊天大史诗。

一士谔谔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治理黄河水害,荷兰、英国、挪威的水利专家都明确指出黄河建坝仅能限于“削减洪水”;美国人提交给当时中国政府的《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中,根本否定在三门峡筑坝,建议将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事实证明,虽然在后来的小浪底水库没有建成之前,三门峡大坝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但不可否认,这座坝址没有选在小浪底或者八里胡同绝对是一个致命的决策错误。

从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开始,中国人已经成功的修建水坝超过两千年历史。如今,世界上已经建有成千上万座大中小型水坝,人们对水坝建设的认识也已经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但在三门峡时代,它所遭遇的已经不是水坝本身的问题,而是由当时狂热的政治环境。

很多年以后,我们不应当忘记那些在一片狂热喧嚣之中的清醒理性的反对者。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工部部长邓子恢早先曾对三门峡方案表现出极其谨慎小心的态度。在所有官员之中,或许他是唯一一个。他在1953年5月31日写信给毛泽东:“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度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与更多的移民问题。”

黄万里是坚决的反对派。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先生提出自己对在三门峡黄河干流上建坝的忧虑:由于黄河的多泥沙性质,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电力部水电总局的温善章先生也认为,关中平原乃中华文明最精华的所在,它的淹没不能单纯地用经济数据衡量。为了减少淹没迁移,温善章提出低坝(水位335米)水库(90亿立方米)、滞洪排沙的方案,迁移可降到15万人以下。

周恩来随后批示水利部进行讨论,70名专家中绝大多数主张高坝大库蓄水拦沙,支持温善章排沙降低设计水位者,只有叶永毅、黄万里、吴康宁三人。黄万里与温善章,一个忧心泥沙淤积之祸,一个焦虑淹土移民之失。恰恰是这两点,后来正成为三门峡一直血流不止的伤口。

国务院将讨论会的情况批转给陕西、山西、河南、河北、 山东、甘肃等沿黄各省。陕西省在回文中提出要求降低水位、缩小规模的建议。除过陕西,其他各省都没意见。数百万 亩即将被淹的良田,近百万的移民,主要都在陕西省。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自我牺牲”。陕西省不屈不挠,甚至在三门峡工程开工一年之后依然要求“翻案”。

1958年4月周恩来来到热火朝天的三门峡工地。对西北局有着重大影 响力的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帮助周恩来对陕西省作说服工作。周最后明言“不能损害西安”,而陕西省则表示“有困难,但中央决定了就服从”大坝的标准按360米设计,按350米施工,但1967年最高运用水位不超过340米,同时降低泄流孔底,以增加泥沙排放。这个妥协方案使原本90万要背井离乡的人中有一大半得以留在故土。

1957年,黄万里先生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花丛小语》的散文:“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的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下游治河,他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腆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以讨好领导他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因为这篇使毛万岁龙颜大怒的文章,再加上他极力反对三门峡,黄万里被打成右派。这个中国绅士说:“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文革中,“死不悔改”的黄万里被发配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这期间他耳闻目睹了很多移民的苦难。他的一首诗写道: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与曲迎圣意的郭沫若钱学森们不同,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满怀报国情怀的正直学者遭遇相似,在那个焚琴烹鹤的唯政治年代不仅明珠暗投怀才不遇,反而率遭打击迫害。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

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2年之后,一场5年一遇的小洪水竟然酿成了渭南地区50年一遇的大灾,225万亩良田绝收,500万人受灾。而此时的黄万里已经不能再面对他情牵一生的万里黄河了。

50年前,黄万里先生曾经写过一首小诗,不想一语成谶:自古长才难为用,孔丘汲汲屈原恸。居然白首成葫落,忍对黄河哭禹功。

初尝苦果

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于1960年9月开始蓄水,1961年2月9日,回水超过潼关,库内淤积,河床抬高,渭河河口出现“拦门沙”,渭河下游过洪能力严重降低,沿河两岸地下水位抬高,河水淹没农田,盐碱化扩大。

1961年,黄万里教授力争要求保留的导流底孔被全部堵死。就在这一堵孔工程紧张施工之际,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15亿 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 4.5米,黄河上游及支流水面也连涨连高,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受到严重威胁。陕西的担忧变成残酷的现实:随着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河成为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同时,三门峡大坝泄出的清水一路冲刷沙质河床,卷起千堆沙,行至郑州,河水又浑浊不堪了。

在三门峡水库建成不到2年的时间内,潼关渭南西安接连告急,由前苏联专家设计的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理论遭到现实无情的嘲讽。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可是到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到了1964年,库容量仅剩下22亿立方米了,4年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7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所谓的“万里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人造瀑布。

在1962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周恩来也承认当初“急了点”,“头脑发热”、“打了无准备的仗”。

如果没有后来的两次改建,三门峡水利工程将以一个彻底的水害工程被废弃而告终。潼关河床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西安面临危险。对此难题,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陕西省代表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尽快拿出方案——拯救 陕西。在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周恩来直言“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对于改建,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认为:“黄河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主张将三门峡大坝一炸了事。而担任过三门峡水电枢纽第一任总工程师的汪胡桢却认为淤积是必然的,下游的利益是全局利益,因此不必改建。

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2年后,第一次改建工程完成,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原本用来发电的引水钢管,以促库内淤沙泄出。但效果一如周恩来所言,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显然水库的排沙能力还不够。第二次改建接踵而来,没有任何争论,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共耗资8千万。最后一次改建是在1980年代,使27个孔洞全部可以过水。这一系列工程改建的目的只有一个:加大三门峡水库的泄洪能力,降低潼关高程。

与改建方案具有同等意义的,是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这四个与三门峡水库运行方式发生直接利益关系的省份在1969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三门峡水库汛期控制水位为305米,必要时降到300米,非汛期为310米。此时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 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以及地下河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至于发展下游航运,更是因为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成为痴人说梦。

目前,三门峡水电站每年的发电收入约两亿元,还不够给枢纽局近4000名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铁饭碗”发工资的。

背井离乡

为了三门峡水库下游的安全,渭河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近50万农民陆续被强行迁出富饶的渭河平原。1956年8月10日,迁往宁夏中卫的潼关移民告别故土登上列车。一个叫王益民的移民老人回忆说,“当时我家住在老城南街村,由于地处淹没区全村12000人全部迁移。迁往宁夏中卫的有5000多人,其余落迁白水县。母亲和小妹是一步一回头,哭着离开家园的,幸好当时我在西安一建筑公司上班,才免了这一难。两年后再回到村里,房子拆了,地也没了。”

离开富庶的关中,远迁宁夏的农民实在受不了条件恶劣的不毛之地“新家园”。1956年8月,到达安置区不久的农民有400多人返回陕西。1957年,在宁夏的移民形成了6500人 的返陕浪潮。3年之后,移民返陕愈演愈烈。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正值卫星遍地饿殍遍野的中国大饥荒。官府规定,移民外迁省外禁止带粮,移民将仅带的一些家具和衣物都在百里之外的香山换了洋芋。最艰难的3个月,他们人均口粮每月只有8斤半,移民称“8斤关”。一个人每天正常消耗2000卡路里,8斤粮只能提供每人每天约400卡路里,这会使人连翻身都会变成奢望,只能苟延残喘等死了。因此很多人就这样成为漂流异乡的可怜的“饿死鬼”。

1964年,三门峡水库改变运行方式,移民们看到他们的土地并未淹没,仍然可以耕种,纷纷返回家园。1984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派出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后来的报告称,许多移民的经济状况远不及在库区的时候。据说,这些实地查看的官员都脆弱地哭了。

建成后的三门峡,并没有让人看到想象中的好处,洪水泛滥不断,淤积泥沙使河床抬高,落差5米不止。陕西人从大局出发,义不容辞地舍弃了2座县城、21个乡镇、248个村庄和100万亩耕地,28.7万移民先迁宁夏,后又返回陕西,再返库区,几经磨难,付出了沉重代价。时至今日,三门峡水库仍给陕西人遗留下了复杂和繁重的库区防汛抗洪及移民的生活保障问题。

在贫瘠的西海固,每一个陕西移民都对遥远而富饶的故土望眼欲穿归心似箭。由于不断搬迁,每个家庭越搬家产越少,越迁越穷。多数人没有住房,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钱供子女上学。从1986年到1990年代初期,一个又一个村落重新在渭河边形成。10个乡、 100个村的行政格局逐渐形成。

一个叫李天一的潼关渔民,从14岁起就靠在黄河里打鱼为生,每天打了鱼就挑进潼关古城里卖。修三门峡水库潼关古城拆毁,他带着三岁的儿子和妻子移民到了宁夏。60年大饥荒中,儿子和妻子都饿死在宁夏,他孤单一人跑回了潼关。此后他在潼关与宁夏安置地之间又来来回回跑了三次,一直到老了才最终留在了潼关。

当年的陕西移民中,有的人拿到一点微薄的补偿,有的人什么都没得到。他们从富庶的关中迁到土地贫瘠的甘肃宁夏新疆,过不下去就回来,回来之后得不到安排又迁回去,有的来来去去有4次之多,有的人两边生活上没着落。但他们和逃难的不一样。他们本身祖祖辈辈就生活在关中平原,而且生活还过得去。关中素有重土的传统,即使饿死也很少离开自己的家乡。

2006年7月1日,中国官方出台《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政策意见》。2个月后,新修订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正式实施。这两个文件被称为水库移民权益保障“新的里程碑”:不管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只要你还活在世上,都可以得到每年600元的补助扶持,20年共计1.2万元。

人祸天灾

三门峡项目从一开始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多数人的暴政,几乎没有人去考虑原住民的利益和同情他们的处境。后来宁夏苦寒地区的移民被容许返回库区安置。但即使回到家乡,家乡已经不是那个风调雨顺的家乡了,命运并没有多大改变,此后的年代里,关中平原渭河两岸十年九灾,回迁移民大多居住在水库原计划的淹没区,地势低洼,洪水一次次洗劫他们的家园。

自从三门峡建库之后,渭河河床越来越高,自我冲淤能力很强的渭河, 越来越变成“悬河”。

移民们终于回到埋葬着自己祖辈的家乡。有了可以耕种的土地,他们的一切又从零开始。然而历史又一次折磨了他们,他们回到父辈的安宁生活仅仅10多年,一场洪水使他们筚路蓝缕苦心经营的生活一朝归零。

2003年8月31日开始,渭河下游流域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撤离,净身逃出的农民近20万人。由于河水倒灌关中,渭河支流纷纷决堤,4亿立方米的水在渭河的大堤外肆虐,如同大海一般。

2003年受灾直接损失,按照官方的数据是12.08亿元。 一个华阴农民悲叹道:“我们的生活倒退了10年,要恢复元气,至少需要5年。”2003年11月初,在反复消毒和检查危房之后,政府解除了禁止回村居住的命 令。房倒屋塌的家庭至今还没有回来,由于安置点的逐渐撤销,当地政府也无力承担庞大的费用。灾民暂时借居在自己的亲戚那里。

在2003年的大洪水中,华阴市华西镇罗西村暂时安居点,333户中有73户居民回不了家,209间房子倒塌, 所有的东西都被洪水冲毁。罗西村平均每户有5只鸡、一头猪,5家平均有一头羊。 这些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也都已经随水而去。有一个叫王满池的老人,他是1950年代三门峡库区移民先遣队队员,他在历史上移民回潮的过程中,来来回回迁移6次。他的儿子始终没有原谅他:“他除了移民,什么也没有做过。”

虽然三门峡水库水位看似没有接近潼关河床的高度,但316米多的常年水位产生的潼关以下的淤沙降缓了这段河床的坡度,从而增加了潼关河段河水冲沙入库的难度。2003年的河水倒灌导致了华县的南山支流相继决堤,黄河口的顶托让渭河水流速缓慢,数次洪峰进入渭河大堤外,形成了一个容量为4亿立方米的泽国。秦家滩旁边的渭河大堤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不久开始加高河堤。“原来只有 两三米,现在有十多米了。”2003年9月1日上午9时20分,渭河支流石堤河东岸被水撕开,秦家滩被水淹没。

事实上这只是陕西渭河下游5年一遇的小洪水,却导致50年不遇的大洪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与水利部前部长、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钱正英对此发言:祸起三门峡!三门峡水电站是个错误,理当废弃。值得一提的,他们恰是当年三门峡水电站设计方案讨论的重要参与者和主管部门的前部长。

2003年8月,渭河流域遭遇罕见的特大洪灾:以华县、华阴为主的2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夜之间变成水乡泽国,102万亩的农田和55个村庄被大水淹没,受灾人口达56万,13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20多亿元。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