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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就“后达赖喇嘛时代”专访桑东仁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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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毕研韬,男,祖籍山东。现为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广告系主任。

现在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缺乏解决西藏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或许,下一代领导人能展示出些许信心和决心。希望对话能继续下去。

尽管存在分歧,西藏问题总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不可能永远如此。—-桑东仁波切

就“后达赖喇嘛时代”专访桑东仁波切
2011年5月22日

毕研韬(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桑东仁波切,您好!谢谢您再次接受我的专访。今年您将从首席噶伦的位子上退下来。您可否透露一下退休后的计划?

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很高兴再次接受您的专访,特别感谢您的真诚关注和坦率意见。

是的,我很快就退下来了。

虽然起初我从事学术工作,但在过去几十年内,我以不同方式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退休之后,我计划在达兰萨拉附近安顿下来,专注于教育和著述。

毕研韬:达赖喇嘛是藏人的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传统上,藏族是个政教合一的族群。您认为,达赖喇嘛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政治退休”的愿望?

桑东仁波切:即使是今天,“流亡藏人宪章”本质上依然是政教合一的。所以说,这与达赖喇嘛本人无关。

通过修改宪章,达赖喇嘛的全部政治与行政职责已成功移交给民主选举的领导和机构。

无论是在公众层面还是管理层面,随后我们将逐渐认识到,达赖喇嘛退休的决定将得到完全实现。

毕研韬:在达赖喇嘛和您都引退后,流亡藏人的团结是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桑东仁波切:不可否认,随着达赖喇嘛政治权力的移交,新政府和新领导所面临的挑战和责任是巨大的。

但是,我不认为这些挑战会削弱我们的团结。从根本上说,团结不仅仅取决于领导(人)。

我清楚领导者对团结各界人士所发挥的作用,达赖喇嘛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明显。但是,我们的事业将是持久的,不会因某个人而受限制。原因如下:

我们的运动是正义和非暴力的。它决定着六百万藏人的福祉。我们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拥有独特的文化、种族、语言和传统。藏人的强烈愿望和真诚关切维系着它。西藏及其人民的未来,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都无从保障。

毕研韬:没有宗教的支撑和护佑,新当选的首席葛伦的权威性是否会被削弱?

桑东仁波切:新领导的权力不会因此受到削弱。相反,从今以后,人们将通过政治程序直接选举领导。所以,有可能新领导将更具权威性。

从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达赖喇嘛的指引、勇气和远见,我们曾试图通过建立民主机构和制度来提升行政能力,尽管那时刚到印度不久,处处受到掣肘。

这些改革的成果之一是,在过去五十年里,藏人已经能够选举自己的议会代表,议会是我们的最高决策机构。从2001年起,葛仑赤巴(内阁总理)都是由代表直接选出的。所以,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人民都享有充分的权力。

今天,我们可以宣称,我们的政府是完全民主的,有能力承担未来的管理重责。

因此说,近期的变化应被视为民主化程序的完成,而这正是我们刚到达印度不久就孜孜以求的。因此,不能说这是对新领导权力的限制或削弱。

由于得到了人民的授权,新领导,即使不超越人民,至少享有和人民一样的权力。

毕研韬:在没有境内藏人参与的情况下,西藏流亡政府如何看待新当选的首席葛伦的合法性(legitimacy)?

桑东仁波切:由于受到政治压迫,西藏的藏民不能参加选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参加或不想参加。流亡藏人代表了西藏藏民的愿望。只要西藏的藏民信任我们,新领导的合法性就不是问题。

毕研韬:和第一代流亡藏人领导人相比,第二代领导人在管治理念和管制模式上会有哪些变化?

桑东仁波切:这一点还有待观察。

但是我相信,第二代领导人会吸纳现代管理制度的精华。这可能是主要区别。

毕研韬:近几年,达赖喇嘛一直倡导汉藏团结。但从公开资料看,接触流亡藏人的汉人大都生活在境外。有些汉人本身长期流亡在外。不知“西藏流亡政府”将来是否会调整工作重心,更加注重与境内汉人的交流?

桑东仁波切:我们高度重视汉藏团结。

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强调,汉藏之间应建立友谊和密切合作。事实上,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2009年,我们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藏汉会议。

我们绝不反对汉族人民或中华民族。我们反对压制藏人愿望和需求的现行政策。事实上,在很多层面上,我们的不满由此而来。

尽管我们非常想接近中国国内的汉族兄弟姐妹们,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接触不到。目前,侨居海外的汉人是我们接触国内汉人的唯一媒介。我们一直努力接近海外汉人,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

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寻找更具创造性的方法,以使我们的工作更富成效。这点我完全同意。我们欢迎相关建议。

毕研韬:关于历史问题,达赖喇嘛建议留给历史学家去讨论。从传播学视角分析,民间辩论不会有令人信服的结果。您认为,历史问题将来还会是争执的热点吗?

桑东仁波切:从我们的角度看,回顾历史,一切都是清晰的。

藏人的和西方的西藏历史是基于事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歪曲历史以满足其政治利益。

如果我们基于历史证据来接受历史,就不会有争论。

毕研韬:您说过,达赖喇嘛是藏人的一张脸,但也是一个问题。那么,流亡藏人的第二代领导人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桑东仁波切:我们需要一张新面孔。

我相信第二代领导人有能力塑造出一张面孔。

毕研韬:您认为,流亡政府还应采取哪些措施来争取国际关注和支持?

桑东仁波切:我相信,基于真实、非暴力、透明和前瞻性,我们有能力继续我们的运动、创造国际意识、赢得国际支持。

毕研韬:您如何预测流亡政府和北京政府之间未来的磋商?

桑东仁波切:很难预测。

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现在的中国国家领导人缺乏解决西藏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或许,下一代领导人能展示出些许信心和决心。希望对话能继续下去。

尽管存在分歧,西藏问题总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不可能永远如此。

毕研韬:谢谢您回答我的问题!扎西德勒!

(说明:这是毕研韬对桑东仁波切的书面专访,感谢贡嘎扎西先生的协助。)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