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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王亚南: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 骗子和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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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留之际,他同孩子谈过对上海的这样一个观感,“过去有一个学者讲过,专制制度下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他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朋友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之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

本世纪的第一道曙光投射到祖国大地来的时候,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了。他与新世纪同年,相挈相长。遗憾的是,他只经历68个春秋就谢世永辞了,不能与20世纪同享百年。可是,他在学术上业绩彪炳,厥功甚伟,芳名永留人间。他就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的译者之一王亚南。

走南闯北为人民

王亚南,又名王渔屯阝,1901年9月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的一个农民家里。自幼耕读乡间,与农民朝夕相处,深能体恤民情。1924年,抱着“教育救国”的志愿,进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攻读,1927年毕业。可是,在毕业即失业的旧社会里,等待他的是坎坷的前途和蹇滞的命运,使他一跨出校门就感到脚底无路,四顾茫茫。

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育系毕业的高材生,竟连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都谋求不到。教育救国的夙愿顿成泡影。他悟彻在这四壁严迫的黑暗社会,要对人民真有所作为,必须投身到时代的潮流中去,探求真理,勇于实践。于是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任政治教员。谁知这已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尾声,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国民党右派已独操权柄,执鞭捏刀,即将公开绞杀革命了。

王亚南感到不是滋味,这也叫“国民革命”?这位天真烂漫的青年对“国民革命”开始严肃地思考了。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血腥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了,王亚南愤然离开北伐军。先去上海,后到杭州。孑然一身,踽踽独行于西子湖畔,不免凄惋悲凉。他川资微薄,又日见短少,只得在杭州大佛寺里租一弹丸陋室,权且栖身。并计划写一部小说糊口。之前,郭大力从上海大夏大学哲学系毕业来杭州,也住在大佛寺里。

这两位同是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在短期的相处中,经过几次促膝谈心,双方发现彼此学识相当,志趣合拍,遂结成莫逆之交。真是猩猩相惜,英雄爱英雄。就在这僧舍里,二人拟定“大佛寺计划”,盟誓长期合作,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翻译《资本论》和有关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名著。这是1928年的事情。1929年,王亚南得友人资助,东渡日本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学。1931年回国,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

1932年,以蔡廷锴、李济深为首的第19路军在福建发动反对蒋介石的著名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王亚南闻讯赶来,积极参加事变,出任革命政府的教育部长,兼任革命政府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主编。

闽变失败后,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被迫出国避难,亡命于英国、德国。一面继续研究经济学,一面从事写作和翻译,以维持生活。1935年冬经日本回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亚南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1938年上海沦陷后,到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致力于抗日宣传活动。就在这一年,与郭大力合译的《资本论》三卷中译本在上海出版。这时,王亚南已有数部译本和著述出版了,成了经济学界的佼佼者,享有盛名。大学教授的聘书,四处飞来。此后转入教育界。

不过,这时他已不是要去重拾旧梦,复蹈“教育救国”的老路了。他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大学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新的世界观和革命真理去哺育青年,为革命培养栋梁。1939年至1949年,他先后在东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任教,同时兼任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还常常接受友入和进步团体的邀请,出外讲演。

旧中国的经济学论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欧美学派,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被庸俗学者公开指斥为异端邪说的。王亚南不畏强暴,独树一帜,在论坛上与庸俗学派公开对垒。他立场坚定,策略高超,甚至在敌人的监狱里也能公开巧妙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1939年,国民党反动当局要他到湖南衡山给集中营的“政治犯”讲课,他身为国民党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的委员,无法推诿,只得从命。他知道“政治犯”的水平,就以隐约而深奥的言辞,从卡尔到伊里奇,宣传了一通马列主义。“政治犯”听得连连首肯。讲过之后,看守所的那些草包狱吏,还不懂装懂地称赞“王先生讲得好”。

在大学讲坛上,他讲的课新颖深刻,教室内外,门窗过道,总是挤满人。在厦门大学担任法学院长兼经济系主任时,由他引荐的郭大力、洪深、林砺儒、杨东纯、石兆棠、王守礼等进步教授相继应聘而来,使厦大成为我国南方的民主堡垒。

王亚南的前半生是处在波谲云诡、动荡不安的黑暗社会,三座大山压得中国人民惨苦万状,难以聊生。从他本人的惨淡经历,是极容易同情和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的,因而也是极容易接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的。他永远不会忘记在武汉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对他耳提面令的谆谆教导。

因此,他虽在大学里,却不纯粹是学府里的教授、书斋里的学者,仍然是与社会的火热斗争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家。他与学校里的地下党组织经常往来,支持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从而也遭恨于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时受到威胁,甚至收到包有子弹的恐吓信。面对特务的卑鄙伎俩,他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1949年初,党组织为了他的安全,把他转移到香港,暂在达德学院供职。

到香港不久,他受友人邀请,去台湾大学讲演。这时台湾形势已十分紧张,蒋介石为退却准备,在台湾大肆捕杀“危险分子”,取缔进步组织。在王亚南去讲演之前,有几个进步文化人士已被暗杀。王亚南讲演了几次,就被特务注意上了,在朋友们的掩护下才安全返回香港。北平解放后,党组织就把他和在港的一大批文化人士送到解放区。抵北京后,林伯渠同志代表党中央即来看望他,并征求工作意见。不久,根据他本人愿望,安排到清华大学当教授。

为革命、为人民走南闯北过半生,终于见到了太阳,他欣喜万分,充满力量,自励要加倍工作。1950年,政务院任命他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直至1969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为止。他生前除了日理校务、讲课、科研以外,还担任繁重的社会工作和学术要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常委,《经济研究》、《新建设》编委等。1956年和1957年,曾以团长身份先后率领中国大学代表团和中国教育专家代表团分别去印度、缅甸访问和工作。虽然一身多职、担子繁重,但他都完成得很出色!195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脚板床育大器

王亚南10岁丧父,家境不济。他深知求学不易,加之有救国抱负,所以读书十分勤勉、刻苦。读书是他一生最大的嗜好,至死手不释卷。还在中学读书时代,他把木板床的一脚锯去半尺,每读到半夜,上床睡一觉后,迷蒙中一翻身,床就向短脚方向咕咚倾斜,他就惊醒过来,马上爬起读书。天天如此,从不懈怠。所以他在中学时,成绩就很拔萃,被誉为班里三杰之一。翩翩少年,饱学非凡,受人钦羡,谁知他吃的是苦中之苦。后来他对秘书说,年轻人不发奋多读点书尚待何时?我那时只是十分困乏时才上床睡一觉。

进大学后他学的是教育。在学习上他真可谓是“贪得无厌”的,还以中文、英文为辅系,同时修习这两系的课程。繁重的课程业务,强烈的求知欲望,需要他以加倍的毅力去消耗加倍的时间和精力。从这时起,他养成了十分有规律的学习工作习惯。每天清晨四、五点钟起床读书、工作、锻炼。有条不紊,至死不渝。他对师长十必尊敬、只要有所长,他就虚心学。大学时代有位教师课上不好,大家反映听不懂,流露出不敬之意。但这位教师对学生偶尔谈及养身之道时说:脑力劳动者每天应至少走十里路。这话对王亚南启发很大,。从那时起每天坚持步行活动,一句话使他受用一辈子。他外语水平很高,解放前就精通英语、德语、日语解放后又学了法语、俄语。青年时代在日本时,他住房隔壁有一位老太太会德语,他就每天向她谦恭求教。他的德语就是这样学起来的。由于他在年轻时勤奋好学,刻苦砥砺,博通文、哲、史、经,这为以后成为经济学界之巨擘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王亚南作为蜚声国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除了他翻译、宣传研究《资本论》方面有杰出贡献之外,还在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经济原理研究中国经济形态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著作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40年代以前主要是翻译,40年代以后主要是研究。读书—翻译—著述,是他的做学问之道,是颇可为我们借鉴的。他一生勤勉耕耘,孜孜不倦,著作等身。从3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前夜,30多年的文化生涯中,他一共翻译和著述了近40部书,单篇发表了约400篇的论文、报告。要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和过早的损命,将有更多的著作问世。

他本人的著作,有《经济学史》(1932年)、《世界政治经济概论》(1953)《经济科学论丛》(1943年)、《中国经济论丛》(1944年)、《中国经济原论》(1945年)、《社会科学新论》(1946年)、《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48年》、《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1949年)、《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949年)、《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年)、《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1956年)、《<资本论>研究》(1973年)等28部,是我国经济学界多产的作家之一。这些著作都是他长期苦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劳绩记录。其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影响最大。就象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誉为中国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样,有人把《中国经济原论》誉为是中国式的《资本论》。虽然从理论的深刻性、革命性方面与《资本论》相较,不免逊色而过誉,但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观点、体系结构、范畴规律来研究中国经济,在中国经济论坛上无疑是别开生面、首屈一指的。该书鞭辟入里地剖析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形态。“文化大革命”以前,该书经过增订,更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重新出版,国外亦有它的多种译本。

合作翻译《资本论》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给当时日益壮大并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奠定革命的理论基础,从19世纪40年代起,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前后整整花了40年的工夫完成了《资本论》这部辉煌巨著。《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南书,很快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然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部大经典在我国的传播,却是20世纪初以后的事情。

20世纪初,我国极少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革命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神秘的学派,在报章上作了一些介绍。不过,这种介绍还是十分零星的、朦胧的,只在资产阶级知识界狭小范围内有点微弱的声响,与工人阶级还是隔绝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就是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才由革命知识分子在我国真正传播开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王亚南是有魁甲之功的。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与郭大力合作翻译了《资本论》。

翻译《资本论》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

首先,他们遇到了生活上的困难。1859年,马克思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分册)以后,曾风趣地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写货币著作的人像他这样缺少货币。我国两位当时不知名的《资本论》青年译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没有职业时,他们就靠菲薄的稿费和亲友的有限资助过日子。起初他们就只好在杭州大佛寺里,一边过清贫生活,一边攻译《资本论》。王亚南的女儿王岱平回忆说:“爸爸“讲起在杭州大佛寺和郭大力叔叔的困境,他感慨地说:‘那个时候,谁还会想到舒服!’”[2]

其次,他们遇到的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学识方面的困难。《资本论》是公认的百科全书,博大精深,无与伦比,要准确无误地把它翻译出来,译者非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和渊博的学识不可。王亚南与郭大力在翻译过程中研读了许多经济学名著,翻阅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史、哲著作,特别还间时专门翻译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著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资本论》又名《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在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了能够把《资本论》翻译成功,他们先以翻译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作为准备。

1931年,他们合译的亚当·斯密的划时代著作《国富论》,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使严复的文言译本《原富》顿为逊色。1932年,他们合译的李嘉图的大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这是一部十分高深的著作。李嘉图写此书,原不想付印,估计偌大的英国还没有25个人能读懂它。后来经他的好友詹姆士·穆勒的催促才拿去出版。我国有些译者知其名而畏其难,一直没去翻译。这两位青年成功地把它翻译出来,一时轰动文化界。两个译本的出版,使两位青年人在经济学界初露头角,被人誉比为英国的译界明星保罗兄弟。《资本论》之所以译得如此成功,与他们所费的心血是相照应的。当然,在他们之前,国内已有几种从日文和英文本转译过来的中译本出版,可资借鉴。但毕竟都是一些节译本,且限于第一卷,并不能为他们直接从德文原本翻译的劳作减去多少困难。

最后,也是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迫害。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资本论》的几种节译本虽然分篇另册游击般地发行过,但要把《资本论》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的客观规律,完整明白地展现在我国大众面前,必将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更大的迫害。王亚南和郭大力的翻译工作曾几度中辍,就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荆天棘地中,没有一家书店敢冒然应允出版。但是,尽管有以上的重重困难,王亚南与郭大力历经十年的努力,终于在1938年8、9月间出版了《资本论》三卷本。这是我国的第一个《资本论》全译本。这在我国当时文化界无疑是一个光辉的里程碑,也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有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传播。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大东书店曾出来以较优稿酬向译者招揽生意,译者在党组织的影响下毅然决然地交当时比较进步的读书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和郭大力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解放以后,王亚南对《资本论》的译文又作了几次缜密的修改,在玉成圆美上又倾注了许多心血。王亚南从1928年起到1969年逝世止,为翻译、研究《资本论》勤勉不息地工作了44年,刚好等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间。这可以说是《资本论》撰写与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I

昔为“野马”今为牛

王亚南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世界观是很彻底的,在他漫长的政治、文化生活中经历了无数次磨难,却没有在自己的历史上沾染一个污点,保持页页洁白光亮。他在理论上是鲜明的,实践上是坚决的,工作上是负责的,品格上是高尚的。就他为人方面的种种美德也教人永难忘怀。

王亚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面前,是威武不屈的猛士。他自比野马,不受任何旧法规、旧传统的羁绊。为革命东奔西跑、左冲右突,大有踏破旧世界的气概。可是,他对人民却一向十分真诚谦逊、廉洁,完全是一头孺子牛。解放以后,他不再把自己的住房叫“野马轩”了。

在厦门大学,他的收入可以说是最高的,单是稿费与出版税的收入就很可观。然而,他们一家没有比别人生活得特别阔绰。他于1950年回厦大当校长,但家属1955年才由北京迁来。这5年中他自理生活,非常简单,房里除写字台和几把椅子外,几乎没有什么摆设,床铺差不多只比读书时代多条腿,褥子下垫的竟是一堆鼓鼓的稻草。家属来以后仍然保持简朴的生活,戴的一副黑框细脚架的老式眼镜还是23岁念太学时买的,一支磨秃了的大号金星钢笔解放初买的。这两样帮他读了无数部古籍今论、写了无数篇锦绣文章的宝物一直陪伴他到停止呼吸为止。他极喜欢孩子,但从不溺爱。不准孩子坐小车,吃小灶,他看不惯懒惰,总要让孩子多锻炼,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他过去是太舒服了。孩子大学毕业了,征求他的分配意见,他不要组织照顾。男孩北大经济系毕业分配到兰州,女孩复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山西,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以后组织照顾才把他男孩调来厦大。

他自己一家生活简朴,对公益事业和有困难的同志却总是慷慨资助。他把稿费给学校教工办幼儿园,给困难的学生付讲义费。教工有困难,他解囊相助。1956年秋天,外文系有位青年教师需要到大连治疗。他知道后,心想:“助教工资低,出远门要花钱。”立即拿出二百元钱叫秘书送去。秘书走后他又想:“北方天气冷了,衣服可能不够。”又拿出自己的大衣叫秘书跑第二趟送去。就在同一年,他爱人得了慢性病,长期在家休养。他先是把爱人病休期间的工资全部送给幼儿园,继而给她办了留职停薪手续,后见病不易好转,干脆要求组织部门去掉爱人的编制,公费医疗也放弃。这位经济学家深谙全国的经济,却从来不会合计他个人的“经济”,即使劳作一世,简朴一生,银行里竟没有分文存款,留给孩子们的全部遗产就是“文化大革命”浩劫后残缺不全的一堆书。

但是,他对同志的关心,决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慈善心肠,而是他胸怀中的马列主义思想和信念在行动上的自然流露。于是他对同志不仅有和蔼的一面,还有严厉的一面。他性情豪爽,襟怀坦白,耿直敢言。对谬误、邪气、庸俗从不迁就苟且,大家都说他有“陈老总”的脾气。他很爱讲礼貌、讲文明。看见教师穿戴邋遢他要批评“衣冠不整”;学生穿背心进大礼堂他要斥责“野蛮”。他有一次到学生宿舍,一个学生不经意躺在床上把脚架得老高。他发怒了:“我是校长,如此无礼,对其他老师更无礼貌可讲了。”这位学生连忙爬起,深悔不已。有时遇上一件往往不为常人瞩目的小事,他也会想得很远。

1964年他在上海寓所的庭院里散步时,见一个拣废纸的小姑娘腿上有许多伤痕,他关心地询问起小姑娘来。小姑娘说,她昨天拣的废纸太少,被妈妈打的。他听了马上跑回家把所有废纸、看过的报纸抱来塞到小姑娘的背篓里。目送小姑娘走了,他还十分难过地在房里踱来踱去,说:“上海还有许多人靠拣破烂过日子,他们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改善?”可是,这位经济学家的希望不久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四人帮”冲灭了。不仅那位小姑娘生活得不到改善,就连他这样的大学校长也朝不保夕了。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工资也被扣了,精神和肉体上受尽屈辱和折磨,终于愤郁成疾。1969年11月13日因患恶性瘠椎肿瘤医治无效,逝世在上海华东医院。弥留之际,他同孩子谈过对上海的这样一个观感,“过去有一个学者讲过,专制制度下面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上海就有专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他还对前来探望他的朋友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之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

“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1978年,王亚南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并于同年12月23日在福州革命烈士陵园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陈云、方毅、彭冲等许多同志都送了花圈,王亚南倘若地下有知,当应含笑于九泉。

(摘自《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第一集)》/作者:胡培兆 周元良/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凤凰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