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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手:发明一个敌人,促成一次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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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并不存在,但是它活在人民的心中,而这恰恰是团结的必要条件。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敌人,只有当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三权分立成为西方价值观时,只有当穆斯林被概括为恐怖主义时,敌人才被虚构出来。身份的幻象归根结底带来的是敌人的幻象,当我们团结起来,把桥拆掉,将你我独立于河的两岸,社会从此走向封闭,民族走向对峙。

每一次成功的团结,无一不意味着一群敌人的建构,发明一个敌人,促成一次团结,国家一声咆哮,民众一阵战栗,团结因此造就了力量。

群众的激情来自何方?勒庞的《革命心理学》告诉我们,群众的激情来自革命,在领袖的教唆煽动下,群众把革命的火种传遍各方,从而摆脱了纪律的限制。然而,激情废止旧制度的同时,还带来了失序,暴力,以及无政府状态。一旦识破革命理想,意识到乌托邦只是雾里看花,人们就会寻找新的权威,所以勒庞说“没有哪个政府是被人推翻的,它们的失败常常是自取灭亡”,人们燃起革命的激情不是因为权威过度,而是权威的虚弱。当革命激情丧尽,人们就会致力于寻找新的权威,一个依赖权威而存在的社会不会因为一场革命从而推翻那片权威的土壤,法国大革命国王命运几经起伏,断头台上演的变态游戏,都在论证着激情的失效。

多数人之所以参与革命,不是出于理想,而是激情。当发现激情不能带来新世界,相反却造成了混乱时,革命中的群众很快患上政治上的斯德哥尔摩症——他们开始怀念过去,即便过去的君主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他们不会任由无政府主义者肆意糟践社会秩序,一旦领袖的承诺无法兑现,群众就会试图祭出尚方宝剑,把笼子里的国王放出来。

激情从来都不会负责建设一个新社会,革命只是一种低级的社会变革手段,“造反有理”与其说是为革命辩护,不如说是革命家为壮大声势而编织的激情演说。人们在激情演说中营造出造反的合理性,使造反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天下大势,而事实上,一个时代的终结不会因为摘掉皇帝的桂冠而一劳永逸,革命是否成功,依赖于人民拥护的领袖,如果革命只是改换年号,如果领袖仍然身着黄袍,那么,人民不会因为革命而迎来新时代,历史只会变换一种剧情,而个人的命运在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是巧合遇到一处拐弯,眼看着要上岸,实际弯道过后,又是杳无边际的滩涂。

在这样的革命中,唯一称道的是领袖们的策略,他们团结了人民的激情,利用泡沫星子诠释革命理想,当多数人对现状不堪忍受时,泡沫星子就成为他们的寄托,他们回应领袖的呼唤,于是,所有人的泡沫星子水乳交融,他们彼此称兄道弟,完成了革命所必要的大团结。

无论是《1984》中虚构的欧亚国战事,还是电影《地下》中同志描述的地上战火,抑或当今朝鲜营造的幸福感,都是对这种策略的典型运用。团结的前提是共同体之外存在大量构成威胁的敌人,有了敌人,人们才有理由彼此抱团,才有必要互称同志,团结策略在专制国家或者革命中经常被使用,对于前者而言,正如波普尔所言,“一切专制政治的普遍倾向都是以抵御敌人拯救国家(或人民)为理由来证明其存在的,每当原有的敌人被制服时,这个倾向又注定导致新的敌人的产生或发明。”专制依赖敌人而存在,如果没有敌人,那就发明一个敌人;对于后者,革命理想同样依赖于虚设的敌人,专制国家可怕,专制社会也让人不寒而栗,革命中的社会可能没有残忍的君主,没有完备的暴力机器,但是一旦社会长期处在封闭状态,视野狭窄的人们就更容易组成乌合之众,团结的可能性也就更大。《1984》讲述的是一个专制国家的故事,而《地下》呈现的则是一个专制小社会,他们的命运不尽相同,但是技巧如出一辙。

年终回到老家农村经常能发现类似的“敌人文化”,那些年代久远的建筑,除了构造显得不合时宜外,它们的墙壁上还留有一个时代的印记。类似“打到帝国主义”的口号占据着墙壁的大部分面积,它们呈现一个时代国家的情绪,现在这样的情绪缓解了很多,但在过去的若干个年头,却一直作为一种团结的武器,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独立的另类象征。或许在那个时代,国家的外交政策出现些许转折,帝国主义成为了我们的朋友,但是在边远的乡村,对方仍然是作为敌人而存在,村民们仍然以党指挥枪的思想要求,以民兵组织的方式,时刻准备迎接对岸的挑战。他们不是生活在“1984”中,也没有远离地面,但是还必须为远方的威胁煞费苦心,敌人并不存在,但是它活在人民的心中,而这恰恰是团结的必要条件。

世界上没有那么多敌人,只有当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三权分立成为西方价值观时,只有当穆斯林被概括为恐怖主义时,敌人才被虚构出来。身份的幻象归根结底带来的是敌人的幻象,当我们团结起来,把桥拆掉,将你我独立于河的两岸,社会从此走向封闭,民族走向对峙。

每一次成功的团结,无一不意味着一群敌人的建构,发明一个敌人,促成一次团结,国家一声咆哮,民众一阵战栗,团结因此造就了力量。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