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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新著《上帝是红色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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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新著《上帝是红色的》。(子夜出版社、明镜出版社)

上帝为什么会是“红色”的?红色在这里象征什么?血?火?还是朝霞?廖亦武将沉痛和愤怒之情化为了写作的动力:“云南被称为红土高原。可太阳和泥土更红呢,还是血更红?苦难如此深重而辽阔,人们能够抓住的,也只有耶稣了。”

“上帝是红色的”——这个书名,要想不抓人眼球也难:上帝为什么会是“红色”的?红色在这里象征什么?血?火?还是朝霞?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调查作家廖亦武的新着《上帝是红色的》中文版推出之际,适逢他在官方十六次禁止他出境后却传奇般地离开了中国,安全抵达德国,更使这本书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如何离开中国?保密直到明年

关于廖亦武的消息在进入7月之后纷至沓来。他原本计划应美国笔会邀请于2011年4月初访问美国,参加4月25日在纽约举行的“世界笔会之声节”活动,但3月28日,廖亦武收到当局禁止出境的命令。随后警方再次阻止他前往参加5月21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作家节。十多年来,廖亦武曾16次尝试出国,除2010年秋天成功前往德国,其余均告失败。

7月6日,明镜网率先报导:廖亦武长期被中国政府禁止出境,但他今天凌晨突然乘飞机抵达柏林。据明镜网所知,廖亦武是经过过了一个复杂的路线才得以到达德国的。其中曲折的经历,知情人要求明镜网暂时不要公开。

廖亦武出国传奇在全球中外文媒体上成为热议的话题。不仅中文网站报纸刊登消息,《纽约时报》、《纽约客》、英国BBC和德国《明镜在线》等西方主流媒体也纷纷报导。

廖亦武说:“对我来说离开这个国家是个艰难旅程,我将对细节保密直到明年。”“好像变魔术,我不但能出来,而且我的护照上还盖着出境印章。”所以,他不是难民,他也表示,不会做难民。“我可以肯定,有一天成为难民可能是胡锦涛,但不是我廖亦武。”

为什么“保密直到明年”?廖亦武说,“2012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将换届,我对新政府抱着希望,希望他们到时候会允许我回中国。”

多年以来,廖亦武的作品在中国始终被禁;但他在国际上却相当知名。8月他的《证词》一书将在德国上市(德文版书名《为一首歌和百首歌》)。

另外一本书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上帝是红色的》,在子夜出版社和明镜出版社联合推出中文版之后,2011年秋天,英文版也将在美国面世。

廖亦武已经获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提供一年奖学金。

对上帝表达敬意的独特方式

《上帝是红色的》一书,作者以他粗砺而跳脱的笔锋挑开的话题,一如廖亦武此前的著作,是中国又一个不堪回首的阴暗面:毛泽东时代农村基督教徒所遭受的惨重迫害。

2004年秋天,走投无路的廖亦武从四川漂泊到云南。在这里,因缘际会,他结识了几代在中共重压下呻吟、抗争的基督徒,聆听了他们充满血泪的经历。《上帝是红色的》这本书就是这些访谈的结晶。用廖亦武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是我,一个不太规矩的底层作家,对上帝,对因信仰而蒙难的冤魂们,表达敬意的方式”。

廖亦武介绍说,大约150多年前,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中国内地会,派遣十多位牧师,首次登陆中国上海,自此,西方传教士就源源不绝地抵达,并深入穷乡僻壤,播种福音。不少人死了,遗骨永不还乡。信仰就这样扎下根来,代代相传。

廖亦武在彝族的则黑乡造访过的当地德高望众的张应荣长老的父亲,就是传教士最早的土著追随者之一,紧接着,这个张氏家庭全部信主,年轻的张应荣还入学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创办的中国西南神学院。可正当他从传教士手中接过衣钵,成为一个合格的神职人员时,改朝换代了。作者描述说:“老人快失明了,可眼眸透出的那种慈祥的光泽,让我瞬间想起已去天国的父亲。他挺平静地叙述着往昔的苦难,每次熬过九死一生,都不忘说一声‘感谢主’。”

“两百至四百多万受过教育的乡村知识分子被杀,被改造,被投进监狱,其中也包括信仰上帝的人们。在我访问过的云南山区,一个村落,一个家族,往往从祖父,甚至从曾祖父那代,就跟西方传教士服侍主了。这中间,历经独裁政权的地狱熬炼,如西方的中世纪,信仰只能在地下挣扎。”

廖亦武领悟到:子子孙孙几十口全都受洗归主,“这在云南山区,是极普遍的家族发展史,而信仰的源头,却无一例外地要追溯到某个西方传教士那儿。他来自英国、德国或法国?美国或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对云南乡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他,万里迢迢的福音抵达这儿,并且演化为一部部中国人的家族信仰史。”

作者问道:十字架能让人平静吗?它与佛教、道教一样,能让人逆来顺受吗?许多城市基督徒都引用《圣经》中“驯服掌权者”的掌故,来为自己面对强权的懦弱或恐惧开解。“该不该为刽子手祷告”的论争,也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此起彼伏。这些农村基督徒怎么看呢?

廖亦武在书中记录了一位至今健在的百岁老修女张印仙。当“文革”结束,中共的宗教政策刚刚恢复时,当时已过古稀的张修女,竟背着奄奄一息的九旬前辈李修女去政府大门口“讨说法”,禁食请愿达28天,引起社会轰动,终于索回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天主堂。她对“文革”期间迫害农村天主教徒的行为愤恨不已,而正是这种愤怒的力量支撑着她,令她长寿至今。“老人家气得喊叫:为他们祷告么?绝对不!我问为啥不?老人跳起脚来:他们霸占了我们的教产,在旧社会,这天主堂围墙外面,包括大理中学、包括人民路的半条街,全是属于天主教的,可他们直到今天也不还!我早该闭眼了,可我就是不闭眼!教产不全部归还,我就是不闭眼!”

廖亦武本人,恐怕也是将沉痛和愤怒之情化为了写作的动力。“云南被称为红土高原。可太阳和泥土更红呢,还是血更红?苦难如此深重而辽阔,人们能够抓住的,也只有耶稣了。”

“我活得跟狗一样”

廖亦武1958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盐亭。“文革”爆发后,因为父亲教陶铸的文章《松树的风格》教得好,与母亲都成了“专政对象”,廖亦武一度成为流浪儿,靠打零工过日,而这段期间,廖亦武阅读高尔基著作改编的小人书,受到文学的感召。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廖亦武回到学校读书,但1976年由于书写“反动诗歌”而遭学校严厉警告,这年4月5日因散发传单《请不要相信他们》而被捕。1977年到1980年,廖亦武四次报考大学都未能录取,1988年进入武汉大学作家班,但是不久后仍被开除。

1982年起,廖亦武以《人民》《儿子们的时代》等诗篇步入文坛,1983年与周伦佑等人因编辑出版民间刊物,而成为警方监视对象。1983年到1988年发表《死城》《黄河》等诗而成为新诗潮代表人物之一,但也成为当局“清除精神污染”的靶子。

1989年“六四”时,廖亦武发表了诗作《大屠杀》,更胆敢筹划诗歌电影《安魂》,其结局可想而知: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1994年1月31日,由于国际人权团体关注而提前46天出狱。这段刻骨铭心的铁窗岁月,后来成为他的《证词》一书的内容。

出狱后他除发表诗歌外,也多次参与有关人权、改革的运动,也因此屡次被公安抄家,文稿也屡次被抄走。

1999年廖亦武发表《沉沦的圣殿》,书中对于西单民主墙与魏京生等多有着墨,虽然这本书得到不少学者专家的好评,但是也被中宣部定为年度禁书之首,出版该书的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也被整顿;同年出版《漂泊——边缘人访谈录》,随后也被查禁;2002年廖亦武又出版《中国底层访谈录》,为《漂泊——边缘人访谈录》的增订版,中宣部强力查禁,出版该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也被整顿,推荐该书的《南方周末》也发生人事大地震,主编等主管都被撤换。但是《中国底层访谈录》不胫而走,成为廖亦武的代表作,除在大陆地下流传,还在海外出版,并翻译成多种文本在许多国家出版。

明镜出版过廖亦武两部重要著作

明镜出版社早就关注这位颇有才华、又命运多舛的作家,出版过他的两本书:《证词》(2004年)、《中国上访村》(2005年)。不过,这两本书都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出版数年来,市场反应平平。

对这一点,明镜出版社创始人、总裁何频表示很遗憾。他说,廖亦武的这两部作品,都非常犀利而深刻底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病灶,对人心、人性都有非常鲜明生动的剖析,作者作为作家,文笔也非常生动。可惜它们的高质量未能得到读者市场的良性反馈。

何频引申开来,对海外华人读者们的兴趣过于专注于中共高层人事更迭和政坛内幕,十分感慨。他说,从香港图书市场反映出来的数据显示,揭示中共第三代、第四代政坛秘辛之类的书,读者兴趣大,这当然有中国大陆严密封锁信息这一因素,但还是不能不说,海外读者的兴趣未免过于狭窄了,过多地被中国政治层面的风波吸引了目光。以致于许多很有质量的好书,得不到海外读者市场的认可。“除了廖亦武这两本书,像明镜所出版的中国著名学者于建嵘《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白沙洲《中国二等公民——当代农民考察报告》、著名作家郑义《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等等,都既有翔实资料,也有真知灼见,却未得到读者应有的重视,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

何频介绍,西方读者对中国,就不是仅仅盯着政治人物的升降浮沉,他们反倒是比华人读者更关注中国社会的深层底蕴,关注中国底层人士的生存条件,关注中国整个人文环境的规律和趋势,关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蜕变和生命本真的状态。

何频希望,廖亦武的新着《上帝是红色的》能够拓宽和掘深读者的视野。

(王诚信/外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