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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01:俞可平的民主不是个好东西

俞先生不是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而是在论证政治体制改良的必要性,他所谓的民主并不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好东西,如果按他的理论去做,很可能误入“死路一条”。

自从俞可平先生在权威报纸上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紧接着,愈先生连续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半个多世纪才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并且引起那么大反响,并不是对我们党的赞扬的话,愈先生连续几次谈话却越来越暴露出他所谓的民主并不是个好东西。下面,仅就愈先生接受专访谈话所阐述的观点,谈谈个人看法。

首先声明,本人是一个具有42年党龄的退休人员,既不是异党人士,也不是专业理论工作者,所谈内容如有不当之处,请多多指正。

(一)俞先生曲解了民主的真实含义。

他虽然也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即主权在民,可是当他讲到执政党的党权与公权的关系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几乎掌握着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 如果真的这样,还谈得上什么“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岂不是成了“主权在党”“党当家作主”了吗?这样做有什么法理依据?这样的政治格局属于什么性质的政治体制?是正常的吗?

这种说法显然同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这些规定相违背。

俞先生只是对目前的政治格局做客观的表述,对其优劣不作正面评价,有意回避对上述问题作正面回答,但紧接着又提出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应当通过制度创新,使社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在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成员之间实现公平而合理的分配,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言外之意似乎是说目前的这种政治格局还缺乏正当性。自己的想法为何不痛痛快快清清楚楚的说明白?这样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显然并不符合学者应有的作风。

俞先生还认为“党委会完全是一个公共权力机构,而且是核心权力机构”。这是不是说,其他权力机构都是党委会外围的附属权力机构,必须听命于党委会、围绕着核心权力机构打转?众所周知,党委会不是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产生的公共权力机构,而是党内的权力机构,或称党内的核心权力机构。不是民选的权力机构怎么成了“完全是一个公共权力机构,并且是核心权力机构”?这是哪家的道理?把执政党的党权说成是核心的公共权力,究竟有什么理论和法律依据?我这个门外汉确实不清楚,请政治学博士俞先生不吝赐教!

(二) 俞先生创造的“增量民主”不是对原有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是原有体制内的改良。

俞先生的“增量改革”理论运用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就成了“增量民主”。“增量”是相对于“存量”说的。相对于“存量”来说,不但有“增量”,而且还有“减量”,并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或地区来说,一般来说政治体制只能有一种,或者是民主政体,或者是专制独裁政体,既不可能两种政体并存,也不可能两种政体混合在一起。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存在两种制度,如美国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北方的资本主义和南方的奴隶制并存以及我国的一国两制等,但决不是长期存在的正常状况。那末,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政治体制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究竟是属于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对此,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明确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小平的话音刚落,就发生了苏东剧变,证明了苏式政治体制的落后性甚至反动性,证明了小平思想的正确性。

原苏联的政治体制究竟是什么样的模式呢?用列宁的话说就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个“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一个同个人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这就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实质及其弊端暴露无遗了。什么样的政权才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呢?当然是独裁专制了,社会主义民主在原则上也就成了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如果说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时代独裁专制还有其合理性的话,到了近现代就成了政治垃圾,这样的政治体制怎么能维持长久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维持不到一个世纪就土崩瓦解了,被人民抛弃了。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1995年8月10日和10月24日答记者提问时谈到苏共失去政权的原因时,明确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直接出卖民族利益。”这种痛定思痛的沉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记取。

既然已经垄断了所有的权力,当然就没有任何民主可言了。对这种苏式政治体制如果通过“增量民主”进行改革的话,也就根本谈不上将其中的民主成分进一步增加,因为这种体制中根本就不存在民主,只能是通过减少专制成分增加民主成分。如果不首先减少专制成分,民主成分就无从增加,所谓的“增量民主”就是一句空话。既要保持原有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变,又要进行民主化改革,只能是一种幻想,在实际上是根本做不到的。旧的政治体制不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政治体制是建立不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我国社会制度建设的特点是权力不断向上集中,集中到中央及其下属机构,集中到各级党的“一把手”;并且不仅集中了全部政治权力,而且集中了全部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使国家政权取代了经济基础和社会的职能。对此,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都有明确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正是这样的体制导致了苏东剧变,所以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何谓“第二次革命”?很明显,就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把“过分集中”到中央及其下属机构的权力、集中到各级党的“一把手”手中的权力进行纵向放权和横向分权:把应该属于公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全部归还给他们,各级行政领导根据民众的授权行使权力;把集中到各级党的一把手手里的权力退还给民选的政权机构,通过执政的党员贯彻党的意图,做到党只管党内事务,集中精力搞好自身建设,彻底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把同级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界定清楚,形成相互制衡又相互促进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这样做,各级党政领导必然要失去大部分权力。革别人的命得到权力是痛快的,失去权力革自己的命当然是痛苦的,这就要求必须“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如果说改革以前三十年第一次革命是革别人的命的话,那末第二次革命就是革当权者自己的命,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具有更高尚的革命精神。但失去的是“过分集中的权力”,得到的是民心,民心的向背决定党和政权的兴衰。经过这场“第二次革命”,必然大大提高我们党在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的威望,使执政地位更加巩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光彩夺目。

小平虽然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样重要的思想,遗憾的是在他有生之年并没能完成这场革命,在其晚年还津津乐道苏式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更使人不可理解的是后来把改革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致使苏式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至今仍然在顽固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严重阻碍“第二次革命”的继续深入。

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建立在大一统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了质的飞跃。根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这就要求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上层建筑必须随之发生改变,使之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如果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在原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完善”,怎么能与已经发生质的变化的经济体制相适应?这样做,符合小平理论吗?

我们也注意到俞先生认为“在条件成熟时,政治改革必须有突破性举动”。但这种“突破性举动”也只是“在某些领域”,只是数量上的突破,并不主张对原有存量的政治体制进行质的改变,用俞先生的话说就是“不可能发生整体的突变性改革”。量变当然会引起质变,但是按俞先生的指导思想,在变的方向上决不是突破原有政治体制质的规定性,而是进一步强化原有体制,使其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请问,我国“从苏联模式来的”并且导致斯大林乱杀无辜、苏共最后失去政权,以及我们的伟大领袖抛开党和国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十年动乱”,这种不受任何法律约束、个人独裁的旧体制,如果不发生整体的突变性的改革,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我想,政治博士俞先生不可能不明白,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我国的政治体制必须与已经改变了的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才能起到巩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原有体制不变,新的成分怎么增加?怎么能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怎么能起到巩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 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的体制设计和权力结构是否具有普世价值?

俞先生一再强调,发达国家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和普选“是西方民主的标准,不是所有民主的标准”,不适合我国,我国要走“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它的成功需要长期的探索”。

一方面承认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民主没有统一的标准,西方民主政治的那些体制设计和权力结构不适合我国。有人说那是垄断资本的民主。可贵的是,俞先生并没有这样上纲上线。

这里牵涉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难道民主只是“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理念具有普世价值,而体现这个理念的体制设计、权力结构不具有普世价值吗?难道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不需要放权和分权吗?究竟哪种体制设计和权力结构才最能体现民主的理念呢?这确实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原则问题。

提到“普世价值”,不得不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里所说的“普世价值”是指政治体制的价值,而不是经济学所讲的价值。政治价值是由它所赖以产生和服务的经济基础的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一种政治体制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不是由它自己认定的,而是由产生它决定它以及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如果这个基础是进步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就是进步的,反之就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适合于任何时代的政治体制是不存在的。政治体制的普适(世)性只能是就某一历史时代而言。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会有一种经济体制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由这个经济体制决定并为其服务的政治体制对这个时代来说就具有普适(世)性,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成为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助力,只有先进生产力得到发展才最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能促进文化的繁荣。当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处于上升阶段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就是先进的,对这个时代来说就具有“普世价值”。但这种“普世价值”不是永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先进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就会产生,将原来的取而代之,成为新时代的“普世价值”。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神权、君权以及个人独裁和专制都曾经是那个时代的“普世价值”,但是到了近现代都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取代了,那就是民主制,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具有了“普世价值”。

因此,不可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为适应市场经济而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如同列宁所说“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也就是说,近现代的民主制度是资产阶级首先创立起来的,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经过不断改进,已逐渐健全完善起来,发展成了当代比较高级先进的政治文明。在当今的世界上,除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外,从1980年到2002年全世界又有80多个国家从极权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这些新老民主政体国家,尽管具体形式不同,但基本上都采用了多党制、三权分立、普选这种体制设计和权力结构。近现代的民主发展史,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制度建设实践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那么多国家采用了同样的制度设计,说明多党制、三权分立、普选是最能体现民主理念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制度。既然如此,我国为何还要拒绝排斥呢?为什么放着先进的制度不学,偏要去摸索呢?俞先生只是说不能采用西方的制度设计,并没有指出那种制度有何弊端、为何不能采用。至于“前无古人的”“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以及需要多长的时间进行探索,俞先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已经探索了六十年,曾经走过不少“前无古人的道路”,但愿不要再永无止境地探索下去,更不希望再重蹈苏东剧变历史的覆辙。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正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是历史的终结一样,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也会被更新的政治体制所代替,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更新的政治体制是什么样子。不可否认,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确实提出过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新社会的基本原则,“设想”过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景,曾经鼓舞着无数革命先烈为此流血牺牲;但不可否认的另一个事实是,马克思“设想”的那个无限美好的社会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实现的是苏式国家社会主义,由于它背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不到一个世纪就土崩瓦解了。

四、目空一切的“中国道路”。

俞先生对所谓的“中国道路”大加赞扬,这种爱党爱国的情操确实令人感动。但是,对东亚模式、拉美模式、休克疗法持全然否定态度,却有失公允,反而给人一种目空一切、孤芳自赏的不良感觉。对俞先生所贬斥的两种模式一种疗法,我缺乏深入研究,不敢妄加评论。但总不能把它们说得一无是处,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垮台,据说经过一段调整以后都有了新的起色;特别是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起飞、异军突起,其发展道路是绝对否定不了的!如果说采用两种模式一种疗法的国家都不是尽如人意,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的话,这也是事实,但决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难道我国的改革就是那么完美无缺吗?就没有任何失误,不存在任何问题吗?或者说,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还少吗?用贬低别人的方法来抬高自己,甚至粉饰自己,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吗?难道他们就没有我们可学习的优点和长处?总不能说他们的政治体制比我国落后吧?遥想三十年以前,我国曾经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居,把毛泽东思想夸耀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结果又如何呢?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还记忆犹新。但愿今后的探索不要再重犯过去的错误。

总之,感到俞先生不是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而是在论证政治体制改良的必要性,他所谓的民主并不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好东西,如果按他的理论去做,很可能误入“死路一条”。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