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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菁远山:将盗掠奇技视为“执政能力”的义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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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亦忱先生耗用50多个日夜前往义乌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有谁知道长久踞于中国改革开放“展示柜”中最打眼位置的义乌,它的里子竟是如此的肮脏不堪?!事实上,亦忱仅仅凭一己之力的所为,也不过是稍微揭开了它光鲜衣裾遮蔽的腐烂下体一角而已。但仔细思考这一组组令人浩叹的事实,这又是必然的结局。因为一个最巧妙地利用现存体制的缺陷去与病态的义乌市场经济交媾的结果,则必然会生出“化公为私”与“化国为家”的连体怪胎。在这样的情势下,诸如亦忱在调查报告中所揭示的来自义乌社会的盗掠奇技,就与此地的贪腐官员团队所拥有的“掌权谋私能力”成为相互替代的名词。这恐怕也就是亦忱的那组调查报告中所揭示的来自浙中“义乌现象”的实质。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句话,通常是解剖学上的话语。其实,如果用它来言说社会及政治现象更传神。我的朋友亦忱先生6月中旬告诉我,他要停职自费去浙中名城义乌走走,大约用1到3个月的时间,对这个浙中地区以小商品集散地而知名的城市,进行一次社会学田野调查。

从7月23日开始,我陆续在网上读到他发布在国内多个博客和凯迪社区的系列调查报告——《义乌歧途:社会秩序的恶化与基层治理的溃败——来自浙江义乌的社会学田野调查报告》。此时我才明白,原来他是通过解剖义乌这个“麻雀”,来揭示一地社会秩序恶化的程度和基层治理溃败的状况是如何互为因果关系,从而,为找到造成这一现象的症结——官权自利性的腐败,是如何将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导入政治歧途。

从亦忱所撰写的近3万字图文并茂的田野调查报告来看,导致义乌社会发展在温水煮蛙状态慢慢步入发展歧途的深层原因,无疑是权力失控,及掌控行政权力而追逐私利的官员腐化堕落相互叠加的结果:这些掌控了政府权力的腐败官员,巧妙地把盗抢奇技寄生在体制不受制约的缝隙中,不断强化为一种打着发展旗号却在私底里疯狂掠夺广大农民财富的“执政能力”。这就是所谓的广为人知的“义乌现象”,它却是集中地体现了国家主义掩盖下的政制之殇和体制之厄。其实,这个“伤疤”并非义乌所独有,不过是因为义乌在发展的道路上走的比较急速而日益显得触目惊心而已。

熟悉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义乌这座浙中名城,可谓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的受益者者之一。这个当年在地理区位上并不占优势的弹丸之地,居然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严格说来,这一奇迹的产生的缘由,更多地取决于这个地方的人民与那些具有共产党施政良知的官员们所具有的能动因素,才得以成就的。也就在今年3月,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获得国务院批准的,这座城市历史性地成为我国第10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按说在一个以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总量作为官员政绩度量衡的国度,活力四射流光溢彩的义乌无疑成为各级官员们执政能力和水平的标识,却鲜有人去探究这个标识的下面究竟隐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事实上,近年关于义乌的负面新闻很多,诸如新近发生的“实名殴打实名举报者”的奇闻,竟然在省委书记批示之下,都被大事化无。之所以上级党委和政府及有权查处义乌乱象的部门,都对义乌的惊天丑事充耳不闻,其中的奥秘无它,一曰财大气粗者艺高,这不仅指官员个人也包括人格化的地方政府;二曰一俊遮百丑,树起的榜样要不断神化。但义乌的管理格局却并不和它的经济路径并驾齐驱,其所谓自我标榜的“义乌现象”,不过是披上了一层巧妙包装的光鲜外衣。正是在这件华丽的外衣遮蔽之下,这里不受约束的官权掠夺民众的合法财产,其猖狂和规模之所以逃过了来自体制的监控,概因为这里的胆大妄为的官员们均披着金钱编织的抗查“防弹”外衣而已。

亦忱通过调查得出了一个结论,大家可以看看他的这个结论是否有道理。他在这篇近3万字的调查报告结论中这样写道:“主政这座城市的一些完全不具有执政党施政良知,也不具有起码的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常识的义乌官员们,完全无视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尽最大努力去化解社会矛盾’,‘尽最大努力去扩大和谐因素’,‘尽最大努力去改善民生’,而是经常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自利心态,打着所谓发展的旗号,来肆无忌惮地掠夺底层百姓的那点可怜的资产。诸如绝佳地带的住宅所有权、上好位置的商城摊位使用权等资产,都成了义乌一帮无良的官员的俎上鱼肉而任意切割。”

在通读亦忱的这一组调查报告之后,窃以为,尽管亦忱的这种拷问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却有意或无意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国家的产权问题。或许,他可能因自己作为资深党员有所忌讳不便明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当今的中国,不独在义乌,而且在所有地方,国家的产权虽然名义上属于人民,但人民不仅没有处置权,而且连监督权都被官员挟公义以暴力的方式予以剥夺。这在亦忱的那组来自义乌的调查报告中,其实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只不过亦忱用事实说话,却没有挑明而已。

如果我们拿亦忱所例举的事实来看,诸如义乌底层农民所拥有的唯一用来谋生的土地、国际商贸城中那些经营得好好的摊主绝佳位置的摊位的使用权等合法资产,无不被义乌那些营私自肥的官员们打着发展的旗号,以国家的名义而被任意分割和处置,再被那些操持这种劫掠行为的掌权者们,以瞒天过海之术在私下的寻租勾当中化公为私。由此看来,像胡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所倡导的“尽最大努力去化解社会矛盾”,“尽最大努力去扩大和谐因素”,“尽最大努力去改善民生”不过是义乌那帮口是心非的营私自肥的官员们一种骗人的口号。他们在大会小会上高喊这种正确无比的口号,仅仅是为自己的疯狂掠夺行为增加点合法性而已。相信所有读完亦忱调查报告的读者,应该不难得出这个结论:至少义乌正在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一个以失控的自肥权力主导下的丛林社会,弱肉强食才是它最根本的元规则。

尤其令人深感震骇的是,亦忱先生对义乌土地腐败黑幕的调查可谓不仅证据确凿,人证物证俱在,而且这种腐败竟然在谷歌卫星地图上都能看得一清二白。正因为亦忱在义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及认真倾听了诸当事人的陈述,其调查内容自然甚为翔实,结论也称得上“厚积而薄发”,仅仅是点到为止。也许,他可能是在日后撰写那本他所说的解读义乌现象的专著中,来展开这些结论的论述,或是他仅仅公布事实的目的,是想把最终的结论留给读者去归纳。因此,从这个系列调查中我们只需要看到一个真实的义乌,才是他的本意。

在我看来,从亦忱的五篇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义乌政府通过欺上瞒下不择手段的招术,打着公义的幌子行盗掠之实,成功地掠夺了农民的土地和小商品城的摊位使用权资产,确实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将自己置于民众的对立方。

如果我们要想证明这个观点,不妨罗列几件亦忱先生的调查材料就足以令人信服:

一是欺上有术:义乌市江东街道西陈村,成功骗取浙江省国土厅为其核准了夸大人口规模近一倍的“新农村建设方案”。其中区内“新义中路”扩建一项,义乌市江东街道与义乌市国土局,它们报请浙江省国土厅审批而的是7.5281公顷土地,但仅有2.5公顷用于道路改造,其它的5.0281公顷土地,在5年前由一个名叫“义乌市统一征地事务所”的机构以象征性的6.2883万元/亩获得,之后高价拍卖。这个“义乌市统一征地事务所”似乎更像公私合营“强盗公司”,它将掠夺而来的土地资源进行货币化后,因为这个“公司”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和隐秘性,其利益分割永远是个迷;

二是明火执杖:义乌北苑街道一个名叫星火村的地方,竟有800亩土地差额不翼而飞,而全村仅有3300亩土地。亦忱说:“仅仅是星火村那些不濒临主要街道的偏僻宅基地,其最差的地段,有价有市的行情,也不低于2万元/平米,至于最好地段的宅基地,已经高达5万/平米左右的水准。”那么这800亩土地究竟值多少钱?如果按照2万元/平米计算,就是100多个亿,这100多个亿的集体资财说没有就没有了,可见掠夺者有多么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了。试想,他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

三是贪婪无度:亦忱先生所谓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实际指的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总裁吴波成等人在义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强行将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旅游购物中心的230余家商户,全部从这个经营了6年,已经非常成熟的市场,不惜动用公安的力量插手商业纷争,而驱赶到了人气清冷的新开四区5楼市场”这件事情。而之所以如此,据亦忱先生的观察,是因为“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和二区的摊位使用权,是极有价值的可流转资产。目前,这两个区位的摊位,已经暴涨到一个摊位价值到400万元左右的水平,而且,拥有摊位者可以随时脱手加以变现。”由是观之,如果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倒不贴切,如果用“腾笼换鸟”更形象,而这个新来的神“鸟”想必都是些非富既贵的“鸠”而已,否则也不可能夺得了“雀巢”。当然,“占巢” 之前还是要制造点名堂做些伪装的,但不过是增加点技术含量而已。

四是暴力无所不在:假公义而进行的掠夺其实并不高明,之所以如此,以公义之名倒是为实施暴力制造口实,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合法地掠夺。事实上,权贵敛财的手段尽管不一而足,但大致包括两个连续的过程:“化私为公”与“化公为私”,前一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谎言,后一过程则是在暴力保障下的直接分赃和转移支付,是腐败手段“大合唱”的阶段,亦忱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个结论。义乌市北苑街道星火村王前山自然村的村民季子光,因不满自己占地135平米,总面积在600平米左右的楼房被政府以13万元的补偿而拆迁,与同病相怜的10多个村民进行了顽强的抵制,但结果却是自己租借村中没有到期的厂房被强拆,他和抗拆村民们的生存环境“被恶化”。不仅如此,当他和村民们加入上访大军后,季子光“不仅一次又一次被强大的义乌官员们,从北京抓回义乌非法拘禁,还在2010年12月24日至30日的四个深夜,连续遭到义乌黑社会成员枪击,其家多扇窗户和停在院子里的汽车挡风玻璃上,共留下了27个弹孔。”对此,亦忱先生坦言,季子光的命运不过是义乌这些权利被褫夺者中较有代表性而已。因权贵掠夺的无所不在,在客观上就要制造一个恐怖的氛围,而制造这个氛围离开了暴力是不行的。

总而言之,如果不是亦忱先生耗用50多个日夜前往义乌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有谁知道长久踞于中国改革开放“展示柜”中最打眼位置的义乌,它的里子竟是如此的肮脏不堪?!事实上,亦忱仅仅凭一己之力的所为,也不过是稍微揭开了它光鲜衣裾遮蔽的腐烂下体一角而已。但仔细思考这一组组令人浩叹的事实,这又是必然的结局。因为一个最巧妙地利用现存体制的缺陷去与病态的义乌市场经济交媾的结果,则必然会生出“化公为私”与“化国为家”的连体怪胎。在这样的情势下,诸如亦忱在调查报告中所揭示的来自义乌社会的盗掠奇技,就与此地的贪腐官员团队所拥有的“掌权谋私能力”成为相互替代的名词。这恐怕也就是亦忱的那组调查报告中所揭示的来自浙中“义乌现象”的实质。

附:亦忱来自义乌的田野调查报告阅读地址:

亦忱:《义乌歧途:社会秩序的恶化与基层治理的溃败——来自浙江义乌的社会学田野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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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