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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敢:英国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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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本文作者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社社长王敢先生。

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的削减加剧了贫困阶层的困难,助长了他们的不满情绪,而这种削减的根源,则是各国在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临门的状态下,不得不紧缩政府开支、控制负债和赤字的必然结果。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欧元区一直将紧缩、削减,当作应对的不二法门和救助的必要条件,希腊等地延续至今的街头抗争,被普遍认为是这些国家民众被高福利“宠坏了”之后的情绪发泄。托特纳姆事件令英国和欧陆各国不得不慎重反思,以减少这种紧缩政策的社会冲击力,避免类似骚乱的发生和蔓延,毕竟福利削减最大的受害者,始终是低收入阶层。

十天前在伦敦一名29岁的黑人男子在警方的追捕中被击毙,死者的亲属和警方发生纠纷并演变为骚乱,随后的骚乱的势头越演越烈,并从伦敦大都会蔓延到布里斯托尔、伯明翰等多个城市。英国官员承认,这是英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英国出现骚乱不是偶然的,如果仔细分析可以看出,骚乱区大都在“三多”地区,即贫困户多、黑人多、少数族裔多,这些地区移民比例大,社区贫困化、青少年高失业率、移民和本土居民间的不平等、种族隔阂,这些都是骚乱的温床,尤其青少年失业率高,移民比例大,且充斥着黑手党和贩毒者,海洛因交易、少女怀孕和犯罪率都在伦敦名列前茅。而债务危机爆发后政府紧缩公共开支、削减福利,让矛盾变得更突出,底层民众感到更加失望和愤怒。

奥地利实际上也存在着这种危机,某些社区贫困化,社会福利逐渐减少,少数民族族裔不能融入社会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社区的稳定。去年维也纳大学就发生过学生因为学费问题与政府对峙,并长期占领教学楼,给社会造成了不安定的因素。同样是维也纳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越来越明显,少数族裔的比例逐渐增加,特别是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的族裔占人口比例越来越重,而入籍门槛也越来越高。然而少数民族族裔享受国家各种福利,生养太多孩子但却消极工作,这种状况有引来主流人群对政府和这些少数族裔的不满。前段时间震惊世界的挪威枪杀案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英国的麻烦是全欧洲的麻烦,只不过是在英国、法国等国首先爆发,是否会影响到德语区,影响到奥地利还不能贸然下结论。但是,随着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再加上减缩福利开支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群,这些人群是社会最不安定的因素。华人社区这个只占全国人口不到0.4%人口,但是它所创造的财富和经济能量远远大于人口比例,勤劳的华人能否置身于这些危机之外谁也不敢保证,只能本着“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的信念在这个社会生活着,毕竟华人不是主导社会的力量。

当上周四,一名叫马克.杜根的29岁黑人男子在警方追捕中中枪毙命,死者亲友和警方发生纠纷之初,英国政府和传媒并没有太当回事,周六的示威是事先告知的,参加者也仅有死者亲友等二、三百人,在此期间,报道和关注也不太多。

然而事态在当天夜里便急转之下:托特纳姆区数十家店铺被焚毁,数百家店铺被洗劫一空,街道上处处火光,不时有殴打、暴力出现,警方疲于奔命,骚乱和暴力更在几天里从托特纳姆区蔓延到北伦敦,又从
即便如此,正如法国《世界报》所评述的,骚乱的规模、组织性和破坏性,都远不如1985年、同样起源于托特纳姆区的北伦敦骚乱,在上一次骚乱中,一名叫辛西娅.加莱特的妇女被宣布因心脏病发作死于警察局,导致席卷整个北伦敦、声势浩大的群体性暴力。

然而麻烦虽小,问题却着实不小。

托特纳姆区并非英国乃至欧洲唯一具备上述骚乱肇因的社区,此次骚乱蔓延的恩菲尔德、伊林、克拉普汉等伦敦大都会街区,以及布里斯托尔、伯明翰等城市的社区,几乎都不同程度存在贫富差距大、移民和黑人数量多、人口结构年轻化、青年人失业率高的问题,而2005年年11月法国巴黎郊区埃松省艾弗里地区的“93省事件”,事发地系移民密集、青年失业率畸高的社区,骚乱导火索则是巴努.特奥雷等两名移民青少年因烧车被警察追捕而触电身亡,2008年希腊雅典骚乱起源于贫困人口多、帮派活动猖獗、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伊哈瑞亚区,骚乱导火索则是一名15岁少年少年格里格罗普鲁斯在街头冲突中被警方打死。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贫富悬殊拉大,在许多国家的大城市里,移民和少数族裔往往被视作替罪羊,认为他们的到来抢走了当地人的饭碗,并带来犯罪和帮派活动,极右派势力借机坐大,而一些国家的政府为了选票也对此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法国总统萨科奇曾把黑人移民称为“流氓”,并动用警察驱赶吉普赛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曾公然宣称“多元文化已死”。如果说,不久前挪威极右翼分子制造的奥斯陆惨案给人们敲响警钟,那么此次托特纳姆事件不能不让欧洲各国警觉,因为几乎每个大城市的周围,都有不止一个“托特纳姆区”。

前面提到,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的削减加剧了贫困阶层的困难,助长了他们的不满情绪,而这种削减的根源,则是各国在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临门的状态下,不得不紧缩政府开支、控制负债和赤字的必然结果。由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欧元区一直将紧缩、削减,当作应对的不二法门和救助的必要条件,希腊等地延续至今的街头抗争,被普遍认为是这些国家民众被高福利“宠坏了”之后的情绪发泄。托特纳姆事件令英国和欧陆各国不得不慎重反思,以减少这种紧缩政策的社会冲击力,避免类似骚乱的发生和蔓延,毕竟福利削减最大的受害者,始终是低收入阶层。

许多评论者认为,此次骚乱中英国警方应对乏力,根源在于警力不足,警方在底层民众中缺乏公信力,而大都会警署一、二把手因默多克“窃听门”事件于不久前双双去职引发的混乱,让一切雪上加霜。从法国、希腊和挪威的事件中不难发现,各国警方均存在对类似危机的不适应,一旦风波降临到自己头上,其应对能力令人担忧。

此次骚乱中,绝大多数参与者并无明确政治诉求,而是听到骚乱传闻、感到可以借机发泄甚至“发洋财”而“法不责众”、无需担心后果后涌上街头的,网络和手机的串联作用更成为关键。网络信息时代让骚乱蔓延更迅速,组织更便利,此次骚乱中,英国政府尽管对网络采取了一定控制措施,但串联者很快通过黑莓手机等途径继续传递信息,这表明相对于信息传播的渠道,动机本身是更危险的,对于此,英国也好,欧洲各国也罢,恐怕都没做好充分的准备。

就在托特纳姆骚乱波及伦敦以外的同时,随着标普对美国主权信用降级,金融风暴再次席卷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恐慌蔓延,这很可能导致各国经济恶化、社会动荡和财政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一个又一个类似事件发生,对各国而言,都是个严峻的考验。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