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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克鲁格:伦敦骚乱不仅是场闹剧

伦敦有一个下层阶级(对于属于这个阶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字眼;但它不比“穷人”这个字眼更糟,而且比“穷人”这个字眼更准确地体现了这个阶级的特性)。直言不讳地概括起来就是,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从小生活在无人照管、随心所欲、无原则、有爱但不讲分寸和良好品行的“微文化”里。

与此同时,更广泛的文化——也就是我们——已经抛弃了美德,采纳了冷漠无情的行为准则,并装扮成自由主义的样子。我们用福利金代替了亲情友情,用权利代替了爱,用公共部门冷冰冰的程序代替了生活社区温暖的道德规范。在警方平息了骚乱之后,我们剩下的这些人要做的不仅仅是打扫玻璃碎片。

上周日下午,一条短信在手机间传播,邀请“所有北部的兄弟们”,下午4点在恩菲尔德车站(Enfield station)集合。短信上说:“不管你来自哪里,蒙上脸来集合,我们一起搞破坏,看见什么抢什么。”一位社区领袖将短信转给了我,也转给了警方。

接下来在本周二,一系列自发性质的清扫团体在Twitter上组建起来,大家约定集结地点,并互相提醒“带上手套、麻袋、扫帚和刷子”。这就是英国社会在此次骚乱之后形成的局面。年轻人(“兄弟们”)把地盘之争放在一边,结成乌合之众;往日对“大社会”(Big Society)嗤之以鼻的中产阶级,忽然开始着手创建这样的社会。

人们很可能会认为这次骚乱只是一场闹剧。(Twitter上发表于周一晚上的一条热帖是这么写的:“Primrose Hill书店安然无恙,不过我确实听到法式蛋糕店外有两个足疗师发出啧啧的不满之声。”)。但稍微深挖一下,我们就会意识到,这类骚乱揭示出伦敦今日面临的一些尖锐问题。首先,这场骚乱说明,你不可能仅靠爱心和政府开支换来社会安宁。老左翼的领袖人物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和波莉•汤因比(Polly Toynbee)一直将骚乱归咎于“减支”,可严格意义上说,减支还没开始呢。我负责的社会项目中那些年轻人,打生下来就一直接受“青年工作”(youth work)计划的帮助;在过去的几个晚上,他们中每一个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肯定都跑出去围观或直接参与了骚乱。如果你是他们,你难道不会吗?

制止他们(里面有好孩子,也有坏孩子)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暴制暴”、吓得他们不敢出家门。保守党草根阶层的非正式领袖、Conservtivehome.com网站的蒂姆•蒙哥马利(Tim Montgomerie)呼吁警方:“用警棍教训这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不让他们知道警方的厉害,大家就永无宁日。”蒙哥马利所言极是。

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宣布警方周二增加了近两倍的警力,并坚决表示一切都要服从于法律。(虽然“民选警官”现在已沦为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话题,但这场骚乱恰恰证明警官应当民选:虽然警方不喜欢受到政治监督,但政治监督却可赋予警方采取行动的权力——尤其是在发生危机之时。)

这场骚乱揭示的第二个问题是,尽管经济繁荣掩盖了两大群体(骚乱者和清扫者)之间的鸿沟,但随着收入逐渐增长,这道鸿沟实际上已有所变宽。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从小是在各种廉价的好东西中“泡”大的,特别是衣服和科技产品;但那类能够让他们成家立业的财富却从未像现在这样遥不可及:工作、自己的住房,皆是如此。于是,这些财富便在骚乱中成为了可以尽情破坏的对象。吃Haribo长大的孩子抢了糖果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然而,即便是做了哪些最为自私的事情,人们也能找到理由为自己开脱。一名妇女抱着一台电视离开商店的时候说:“我在拿回我交的那些税。”另一个现象虽没那么匪夷所思,但也同样毫无道理可言:一些年轻人把垃圾桶砸向警察局,认为自己是在伸张正义。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

周一晚上最先受到骚乱袭击的地区并非贫民区。恩菲尔德、伊灵(Ealing)、克罗伊登(Croydon)、克拉珀姆(Clapham)……天哪!这些地方住得可是保守党议员。一群暴徒袭击了诺丁山(Notting Hill)最好的餐厅莱德伯里(Ledbury)。

反过来,在卡梅伦提及“支离破碎的英国”的时候,正是住在这类地方的人皱起了鼻子。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感到很安全,认为用那种措辞谈论当地人是粗鲁的。英国已经变得更好、更富有、更“宽容”——但我们现在发现,这只是就“我们”更宽容“他们”而言是如此:尊重并不是相互的。

一些人把周一晚上的骚乱称为下层阶级的暴动。与今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起义相比,伦敦的这一暴动很可悲。埃及和突尼斯的年轻人在抗议中有所失(他们的生命),也有所得(民主和自由)。我们的年轻人既无所失也无所得(刺激和新跑鞋除外)。他们只是以尽可能可耻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可耻。正如另一位朋友在Twitter上所写的:“这些孩子正在演绎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

周二,在唐宁街10号门外,卡梅伦首相主要针对我们这些没有参加骚乱的人发表了讲话,表明了恢复秩序的决心。对于那些年轻的骚乱者,他只有一件事要讲:你们加入这场暴力活动,很可能会毁掉自己的人生。

事实确实如此,但他们不在乎。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生反正已经被毁了,在监狱里呆上几个月(虽然听起来很吓人,但最终很可能只有极少数骚乱者会被送进监狱)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他们习惯了廉价货,也习惯了受惩罚和别人威胁惩罚他们。

伦敦有一个下层阶级(对于属于这个阶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字眼;但它不比“穷人”这个字眼更糟,而且比“穷人”这个字眼更准确地体现了这个阶级的特性)。直言不讳地概括起来就是,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从小生活在无人照管、随心所欲、无原则、有爱但不讲分寸和良好品行的“微文化”里。

与此同时,更广泛的文化——也就是我们——已经抛弃了美德,采纳了冷漠无情的行为准则,并装扮成自由主义的样子。我们用福利金代替了亲情友情,用权利代替了爱,用公共部门冷冰冰的程序代替了生活社区温暖的道德规范。在警方平息了骚乱之后,我们剩下的这些人要做的不仅仅是打扫玻璃碎片。

注:本文作者曾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顾问,现在管理着一家名为Only Connect的预防犯罪慈善组织。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