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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飚:英国骚乱的深层社会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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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效应来看,这场蔓延的骚乱,应该比经济危机对英国政治更加有影响力。

如果这场骚乱只是招致道义谴责和对严厉镇压政策的鼓吹,对于保守党和英国政坛设计未来议题毫无作用,那么在去除“政治正确”,动摇“多元文化”的同时,英国迎来的将是一个“社会虚伪”的文化。

8月9日,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到伦敦南部克罗伊登区,安慰当地居民。在大街上,他举着一条笤帚,似乎寓意人人可以起来保卫自己的家。这样的秀,如果你看过他在2008年,在北京市长郭金龙手里接过奥运会会旗的时候,你一定不难想象他拿着那把笤帚时候,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

鲍里斯的笤帚代表了一种立场,是保守党的传统观点,也是执政党最热衷展示的政策:严厉打击犯罪。就在今年6月底,保守党主导的联合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屋主有权对入室抢劫者,动用刀子进行自卫。之前,屋主对于入室抢劫者,只能采取报警或者不使用武器威吓方式,使用武器反而会遭到起诉,这点一直在英国社会饱受争议。保守党大权在握,试图逐渐引入强硬的措施来对付治安,而其最根本政治动机,则是试图修正一些愚蠢宽容“政治正确”主导的政策,树立不同于新工党的形象。

客观地说,假如回顾历史的话,这场骚乱是英国社会的一场阵痛,而不是一场茉莉花革命。每当英国社会经济陷入低谷,这样的大规模骚乱都会出现,1981年,1985年,1995年就有过类似的骚乱,发生地点也相似。然而,这次事件有些不同。在事情逐步恶化的过程中,骚乱的快速蔓延,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条是让英国警方重新认识有组织犯罪。英国警方和公众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在英国,有组织的犯罪,并没有像美国和欧洲国家那么严重。确实,在英国社会里,没有黑手党、山口组这样大规模的犯罪集团。在老伦敦人的记忆中,只有来自东伦敦的克雷兄弟(KrayTwins),在50-70年代,曾经有过一段称得上叱咤风云的“伦敦黑帮”时代。与在托滕汉姆的黑帮不同,兄弟是伦敦东区的白人工人阶级为主。

克雷兄弟是典型的东伦敦工人阶级家庭背景,当年二战后的东伦敦逐渐失去了工业和港口依托,两兄弟热衷拳击,以好勇斗横逐渐扩展了自己名气,控制娱乐业,并且收买议员,将势力拓展到西伦敦。

现在克雷兄弟,成为英国流行文化中的一对标志性人物。相比之下,位于北伦敦托滕汉姆的黑帮,简直是当地少数民族社区与主流社会恶劣关系的产物。该地区的帮派成员已黑人为主,2007年英国工党政府废除了近两百年的“嫌疑人搜身法”(”Sus”Law),赢得了当地社区赞扬。这条法律允许警察在巡逻时候,可以随机要求搜查路人,而被搜查的大多数是黑人。这造成了经常当地警察和黑人社区长达二十年的紧张。“嫌疑人搜身法”虽然废除,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双方不信任的状态。

在伦敦北部的托滕汉姆的骚乱,很快蔓延到大伦敦几个区,进而蔓延到英国主要大城市,而出现骚乱的区有一些共同点。在本次事件中,被枪杀的马克?杜根(MarkDuggan)家属能够一下子召集300多人出来示威,这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做到的。虽然杜根女友一再宣称,他是无辜的,但是熟悉托滕汉姆黑帮生态的托尼?汤普森(TonyThompson),在8月9日的伦敦《标准晚报》(相当于《北京晚报》),描述了当地黑帮在过去40年的演变,而杜根属于旧帮派的元老,新兴帮派的创始人。

这次骚乱给英国警方和社会一个启示。在英国可能存在一个松散的跨城市的犯罪联盟,他们植根于“多元文化”掩盖的下的社会边缘,与前辈不同,他们能够使用推特、Facebook和黑莓手机联络。

第二点,也许是本次骚乱更加深层的原因,也是英国社会一个痼疾。如果你在伦敦生活过,会知道这座城市与老北京一样,老北京有“东城贵西城富,穷崇文破宣武”之说,而伦敦的西区是富人区,南、北伦敦是少数民族和移民聚居的地区,东伦敦是工人阶级根据地,现在印巴人渐成主流。

当一个伦敦人听到Hackey,Newham,Brixton,Ealing,Croydon这些地名,会很快在脑子里,快速地与“多元文化”相连,人口构成中白人比例平均不超过50%左右,而英国全国白人人口超过90%。与二十年前的骚乱相比,本次伦敦受灾的地区,几乎没有变化,相反有所扩大。

笔者对照了英国多重社会剥夺指数(IndicesofMultipleDeprivation)。这是英国在2001年人口普查的时候,设计的一套指数,用于衡量一个地区社会剥夺(SocialDeprivation)严重程度,它对英国三万多个小型地区进行评估,这套指标可以转换成地方政府(localauthority,大约有352个)层级的指数,在伦敦这样的地区政府有32个,目前发生骚乱地区基本是属于严重社会剥夺地区,当闹事者势力足够强大,胆子再野一点,就会进入富人区破坏。

继伦敦骚乱之后,英国几个大城市陆续发生骚乱。情况变得复杂,闹事者成分更加多样,但是他们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属于在当今英国被“社会剥夺”的一批人。伯明翰是英国第二大城市,是少数民族聚集之地。

最值得对比的是利物浦和布里斯托,这两座在大英帝国衰退之后,经历了不同命运的城市。利物浦是一个极度社会剥夺的典型。利物浦曾经是英国最大港口,工业革命时代的重镇,而现在当地经济发展乏力,80年代失业率居英国前列,2001年曾被称为欧洲最抑郁城市,甚至有些区域被视为一座令人绝望的死城,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得到积极改善。在2010年,英国大选期间,一家保守党的智库经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应改把利物浦这样失去复兴希望的城市,彻底放弃,把人口迁移到富裕的南方来。

作为利物浦曾经的对手,布里斯托在北美殖民时代,曾经是英国最大的港口,在工业革命时期输给了利物浦。但是与利物浦全面的衰弱不同,布里斯托失去了港口地位,但是在航空业、机械制造等领域得到了发展,这里有空中客车、劳斯莱斯的工厂和研发中心。即使如此,这座城市历史遗留的黑人社群,并没有从这座城市的复兴中受益。这座城市发生的骚乱,发生在靠近圣保罗区,一个加勒比海黑人为主的社区,也是英国的贩毒区。距离这个区步行不到二十分钟,就可以很快到达这座城市2008年开业的高档购物商城,在本次骚乱中,被闹事者视为主要目标。就在三个月前,这里就爆发过一场类似的骚乱。

从长期效应来看,这场蔓延的骚乱,应该比经济危机对英国政治更加有影响力。卡梅伦施政至今,主要是一种短线运作。这种短线操作,往往需要一些噱头去配合。比如,去年以来,卡梅伦力主推出一条项幸福指数。作为习惯了与不同的心理指标打交道的人,我理解这种所谓的幸福指数,假如使用方法不同,就是一套悲惨指数,这完全取决你从哪一端开始看。

卡梅伦在上台之初,鼓吹大社会政策,在五个极度贫困的社区试点,笔者对其效果并不乐观。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大力削减对社区和慈善基金的投入。两者相互作用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想少拿钱做福利和慈善。这种没有资金支持的理念,缺乏对于社会剥夺社区提供长期的造血能力,除了引发精英人士义正词严的谴责之外,来自被剥夺社区的声音和这些社区对未来的期待,只会被政客所利用,而不会被人们真正听到。如果这场骚乱只是招致道义谴责和对严厉镇压政策的鼓吹,对于保守党和英国政坛设计未来议题毫无作用,那么在去除“政治正确”,动摇“多元文化”的同时,英国迎来的将是一个“社会虚伪”的文化。

(FT中文网)

星火何以燎原?

留意一下那些转折点。伦敦的骚乱(如今已蔓延至英国其它地方)是在一名犯罪嫌疑人被击毙之后开始的——那件事固然可悲,但通常不至于引发大范围的破坏。“阿拉伯之春”大规模抗议浪潮,也是由一个人的死亡所激发的。在金融领域,一家公司(雷曼兄弟)的死亡,把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转化为全球数十年未遇的最糟糕经济衰退。

在雷曼倒闭与伦敦骚乱的转折点之间,有三个令人瞩目的相似之处。首先是有一个易燃环境,随时可能被星星之火引燃。在伦敦,部分原因是不断上升的青年失业率(过去4年来,16-17岁青年的失业率飙升三分之一,达到36%),也许还包括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在美国,这种环境可归因于杠杆率整体上升,基础利率在5年期间逐渐上调,以及不顾风险的放贷。

其次是群体心理。当一群人凝聚成一伙暴徒时(人们对彼此的非理性狂热予以肯定和怂恿),骚动就会变成一场骚乱。这既可以描述寻衅滋事的青少年,也适用于为了赶超竞争对手而疯狂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率证券的银行家。这其中的假定是,如果别人为了一件资产付出了高价,那么该资产肯定值这些钱,甚至更多。最后,金融业的暴徒一哄而散,大家抢着抛售。

最后一个相似之处是在转折点前后的应对力度不到位。宽松的治安管理放任——甚至鼓励——心怀不满的青少年投入打砸抢。这与如今已臭名昭著的“点到为止式”金融监管方式不谋而合。在这两个案例中,相关部门未能更早作出更强有力的回应,都助长了混乱局面。

要预测转折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通过采取行动使环境更安全,从而减少灾难的发生几率,还是有可能的。这意味着专注于基本面因素,而对流行趋势保持怀疑。无论是对政界人士还是对投资者来说,这都是一个教训。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员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英国《金融时报》/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