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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用铃声叩碰体制铁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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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苿莉,原名莫莉花,在瑞典教育机构任职,兼香港中文杂志专栏撰稿人。二零零一年获纽约「万人杰文化新闻奖」。二零零五年获香港记者协会、外国记者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颁发的「人权新闻奖」。

举报电话对张建等具体执行行凶任务的凶手,是一种威慑。虽然凶手是遵照上级命令办事的,但他们正如纳粹时代的狱卒,也应该为其罪恶承担该负的责任。同时,体制内的个人也是公民,希望他们也能听到人道关怀的呼吁声。

一个有庞大官僚系统的国家,其官员行政成本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中的比例,居世界之最,但在对待一个盲人被迫害的问题上,各级各类机构都是同样冷酷的态度:不管。这个自称“三个代表”的政权,在其执政的很多领域都已“行政失效、政府失灵”,唯独在镇压人权人士这一点上,他们体现了高度的敏感性和一致性。

用铃声叩碰体制铁墙
———为陈光诚打电话纪实

“中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网友辛辣地嘲讽说,殴打盲人,这种古今中外任何价值观,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允许的事情,居然在那块土地发生,而且凶手不受任何惩处。

六月中旬,国内网友郭玉闪公布了陈光诚妻子袁伟静写的求助信。我们因此获知,因维权而陷狱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在他出狱后半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妻子孩子在自己家里遭到违法监禁,更有甚者,在今年二月,山东沂南县双堠镇党委副书记张建带领几十人,对陈光诚夫妇施行酷刑毒打,并抢劫抄家。

这个事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野蛮对人类文明的挑战,意味着对所有人的挑战。我们不能听之任之。于是我们开始给中国各级政府、公检法、及有关社会团体打电话,举报这一起严重的伤害、抢劫罪行,敦请各级机构去处理此案,惩罚凶手。

◎ 公民权利意识是正在成长的植物

回顾国内人士关注陈光诚六年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场前赴后继的悲壮的抗争。从滕彪、胡佳、高智晟、翟明磊、张永攀、江天勇、李劲松、孙文广和刘国慧等,到高兴波、珍珠等年轻一代,多少人因为给陈光诚提供帮助而被殴打,多少人因为探望陈光诚家被砸车,被砸照相机,被威胁要打断蹆,……。

这六年来,国内外自发声援陈光诚的行动大约有三个高潮:一是2006年陈光诚判刑前后,那时不少国内人士前往山东,试图给陈光诚提供法律援助,还有很多表达抗议的声援文章,公开信签名,绝食活动,以及张思之、茅于轼等学者《就陈光诚被捕事件致胡锦涛总书记及中共中央常委的信》。

二是2011年2月陈光诚在家中被软禁的视频发布后,震动海内外,当时“陈光诚大陆公民援救团”展开公开签名等各种援救活动。三是月前因陈光诚夫妇被殴打而发起的打电话报警等活动。

在援救陈光诚的漫长道路上,很多人留下了斑斑血迹,但是,一种珍稀的植物——公民权利意识,却在这场血染的抗争中成长起来。关注陈光诚的朋友们表示:为了人的尊严,我们要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去介入山东维权。甘地曾说:“非暴力是成长缓慢的植物。”尽管成长缓慢,但在对他人苦难的关注中,人们也增长了自身的权利意识。

◎ 因为我们全部的所有是声音

在中国公权力愈加黑社会化的形势下,几乎所有的营救都被阻。一些维权律师仅仅是因为聚会商讨营救陈光诚,马上就“被失踪”。中共当局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频繁地向手无寸铁的维权人士使用暴力。这令我们产生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

中共的迫害一次又一次在重复、在加剧,而海外的抗议声也只能一次一次地重复。世界似乎都患上了良心麻痹症,我们很难再感受被害者的痛苦。汉娜阿伦特说“恶是没有深度的,也没有魔力。”然而,这种邪恶与暴力所产生的威慑力,却令很多人被迫噤声。

那么,民间的关注和干预,包括这次的打电话行动,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记起了奥登的长诗《1939年9月1日》。半个世纪前,奥登从电台里听到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我全部的所有是声音,以翻开折叠的谎言,……。”

无权的人们仍然拥有声音。袁伟静的诉说是向全世界所有有良知的人的求助,我们不能沉默无声。打电话就是很多声音中的一种。我们可以用声音来表示:我们和陈光诚同在,我们没有忘记他们一家的苦难。我们还可以用声音来向专制政权表示:这样野蛮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

当我们用电话向中国有关当局举报时,有人嘲笑说这是“缘木求鱼”。但我们认为,中国各级机构的办事人员有义务记录举报电话,就使陈光诚一家遭受的苦难被记录,使海内外舆论的不满之声传到当局那里。同时,举报电话对张建等具体执行行凶任务的凶手,是一种威慑。虽然凶手是遵照上级命令办事的,但他们正如纳粹时代的狱卒,也应该为其罪恶承担该负的责任。同时,体制内的个人也是公民,希望他们也能听到人道关怀的呼吁声。

据苏雨桐回忆说,艾未未在被抓之前,曾多次做过打电话的事情。每当有网友被当局查抄,他都会打电话给当地国保进行质询。艾未未说:“破除恐惧,从打个电话,发条推开始。”他认为,如果这种恶不揭露出来,不直接指斥打人者,作恶就不会停止。

◎ 各级官僚机构接电话“三部曲”

从6月17日开始,我和国内外朋友们展开了长达十几天的打电话行动。从中央到地方,我们向国内各级各类机构举报或反映情况。这些电话分成几类:一是向各级公检法等司法机关报案,举报沂南县发生了殴打陈光诚夫妇的犯罪事件。二是向各级政府机构和法制机构反映情况,要求他们处理这一事件。

三是找一些社会团体,例如残疾人联合会,妇女儿童权利组织和教育机构,检举盲人陈光诚夫妇被虐待、孩子被剥夺自由失学在家的事实,要求他们承担保护残疾人和妇女儿童权益的责任。四是找各级人大、政协等权力监督机构,要求他们监督公检法的作为。五是找各个新闻机构,要求他们报道陈光诚这一案子。

为了一个想要帮助陈光诚的简单愿望,我们用电话叩碰了中国那个庞大的体制。那么,我们发现了什么呢?中国当局虽然拒绝民主,但他们口口声声提法治。从纸面上看,他们的法律条文更细致了。然而,当我们根据有关法律条文去求助于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庞大的体制并不真的实行法治,对一个盲人被殴打,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

几乎每个我们叩碰的机构,大都会经历这样一个“三部曲”:一开始听说是海外来电举报犯罪,接待人员还比较耐心聆听并记录详情,并答应向领导反映情况。再次打电话去,办事人员就开始打官腔,或推托说不属该部门管,让我们找其他部门。最后,有些人就干脆撒谎,说没有陈光诚被打这回事,有些甚至一句话不说就摔电话,不再理睬你。

除了上述“三部曲”之外,山东省纪委和监察厅“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的接待人员,还想出了更高明的新招:他追问了我的国籍,然后说你去找外事办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沂南县公安局接到过海内外很多举报电话,他们后来一听“陈光诚”的名字就过敏,或摔电话,或宣称不接受海外举报。一个国家不保护本国盲人同胞的基本人权,却恬不知耻地推诿到“外交途径”去。

这就给在北欧生活已久的笔者上了一堂中国国情课。一个有庞大官僚系统的国家,其官员行政成本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中的比例,居世界之最,但在对待一个盲人被迫害的问题上,各级各类机构都是同样冷酷的态度:不管。这个自称“三个代表”的政权,在其执政的很多领域都已“行政失效、政府失灵”,唯独在镇压人权人士这一点上,他们体现了高度的敏感性和一致性。

◎ 张海迪踢开她声称为之服务的人民

我把每日打电话的对话记录发到网上,这样,当今中国执政党的运作方式便一目了然。在西方民主国家,法律要非常细致地设计救济之道,要给每一个权利受损害者提供法律上的补偿。但专政权制不愿人民用法律约束它,他们的体制里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西方法律界认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种无法承诺法律救济的体制,根本就谈不上法治。

例如,沂南县公安局对我们的举报不出警、不展开调查,这是“行政不作为”的失职行为,为此,我们向山东法院、监察院举报沂南县公安局违法。但中国的公检法是一家,全都在共产党一党的领导之下。当年迫害陈光诚的始作俑者就是现任青岛市委书记的李群,因此各地机构没人敢碰这个案子。

当然,在我们打电话过程中,也曾碰到过一些同情陈光诚的遭遇、态度良好的办事人员。然而令人伤心的是,他们在第二次接电话时,大都会改变第一次的热情态度,可见他们受到了上司的教诲。在一个专制而腐败的体制里,工作人员优汰劣胜是基本的模式。这个体制的致命缺陷,使人们残存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丧失殆尽。

国内还有不少网友致电山东省教育厅,举报陈光诚的孩子陈克斯被限制人身自由并失学的案情。很多人致电山东省市县各级残疾人联合会请求帮助。国内一些博友在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的微博上围住了她,要求她履行关注盲人陈光诚的职责,但张海迪只是说了一句“水太深不好管”,然后就关闭微博。新浪网也随之删除全部有关帖子。

一个叫“易天围脖”的网友说:“我心冷如冰。一个微博上自励自勉小情调不断的领袖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残联主席,就这样冷酷地踹开了她口口声声为之服务的人民!”张海迪曾是很多年轻人心中的偶像,现在被指为“这个国家制造的一个色彩斑斓的道德泡沫”,一夜之间贬值和破产。

既然体制内的所有监督机制都形同虚设,我们只好求助于“外交途径”。7月1日,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收到来自欧洲议会最新消息:欧洲议会主席写信给中国驻欧盟大使,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陈光诚一家的骚扰,允许他们有行动的自由。7月11日,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发出关于中国人权捍卫者听证的新闻稿。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召开记者会,再一次给马英九总统送上陈光诚妻子的求助信。此外,我们还继续给国际上有关机构通报陈光诚的现状,请求帮助。无论如何,我们决不放弃任何努力。

(作者赐稿/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八月号。发表时有删节,此文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