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曹国星:中国新闻业的茶馆转向

中国的年轻人更快更热情地拥抱新技术和新媒体。而中国新一代的读者,包括媒体从业者在内,更习惯从门户网站和各种墙外信息源那边,而非传统的实习报纸、杂志获取信息,网站获取媒体报道则往往是廉价甚至免费的。

另一种冲击,来自中国媒体管制机构中宣部对传统媒体内容的严格控制,严厉的禁令之下,传统媒体往往不得不在禁令外围获取并传播新闻。匍匐于禁令之下的中国媒体,却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调查记者群体,他们抵制禁令,在管制甚至暴力边缘行走,在个人微博客上调查、转播和分享信息。

重返咖啡馆?还是重返茶馆?上个月的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新闻的未来:重返咖啡馆 》向读者预测了全球新闻业在互联网冲击下,回复到新闻业初始阶段,大众媒体出现之前咖啡馆传统的可能。

《经济学人》首先回顾了新闻业的传统。300多年前,都是通过口碑或者信件传播新闻,传播场所为小酒馆或咖啡馆,形式为小册子,简报和活页,咖啡馆适合轻松自由的对话。

1833年,第一份大众报纸纽约《太阳报(Sun)》问世,这一切随之改变,该报纸通过放置广告削减新闻成本,从而让广告主获得更多受众。当时美国最畅销的报纸每天只能卖出4500份,而《太阳报》销量很快达到了1.5万份。

这份便宜的报纸,加上后来出现的广播和电视把新闻从一种双向对话变成了一种单向广播,媒体由少数几家公司控制。

《经济学人》认为,现在,新闻行业正在回到类似咖啡馆时代的场景。互联网让新闻更具参与性、社交性、多样性、争议性,再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胜景。这将对社会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过去十年间,在整个西方世界,人们开始放弃新闻报纸和电视新闻,开始通过截然不同的方式参与活动。最出人意料的是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参与编纂、分享、过滤、讨论和传播新闻。Twitter允许人们在任何地方报道眼前发生的事情。

机密文件被发布到网上,一传数千份。阿拉伯起义和美国龙卷风的手机视频被发布到社交网站上,并被电视新闻广播引用。日本地震期间的一段业余视频在YouTube上已经被观看了1500万次。众包项目把读者和记者聚到一起,一起筛选文件,其中包括英国政客的财务数字和萨拉·佩林的电子邮件。

挑战媒体精英的不仅仅是普通读者。Google、Facebook和Twitter等科技公司已经成为重要的新闻渠道。名人和奥巴马、雨果·查韦斯等世界领袖开始通过社交网站直接发布更新;很多国家开始通过“开放政府”计划提供原始信息。

互联网让人们可以阅读全球各地的报纸,观看全球各地的电视,英国报纸《卫报》的海外在线读者数已经超过了英国本土。互联网在短期内催生了新的新闻提供者,比如独立博客和Huffington PosT等新闻聚合网站。互联网带来了全新的新闻方式,比如维基解密(WikiLeaks)给爆料者提供了匿名发布文件的方式。新闻已经不再控制在BBC等媒体机构和国有渠道手中。

《经济学人》的作者认为,新闻业的咖啡馆转向是值得祝福和欢呼的。“一个参与性和社交性更强的新闻环境,加上新闻来源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这是件好事。”

过去只能依靠《休斯顿纪事报》解读世界的人现在可以通过不同的来源收集信息。全球各地的独裁者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但是,很多人会问,如果记者的工作没那么稳定该怎么办?两种担忧出现了。

第一种担心是失去新闻问责制(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在平面媒体中,收入的减少已经导致新闻调查和以及本地政治报道的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降低。第二种担忧是党派之争(partisanship)。在大众媒体时代,本地垄断者通常不得不保持相对的客观性,从而吸引更多读者和广告主。

在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界里,金钱似乎正在唤起人们的偏见,因此,保守的美国有线新闻频道福克斯新闻所得利润超过了CNN和MSNBC利润之和,后两家新闻机构则没有那么尖锐。

那该怎么办呢?作者还是认为,“从社会学角度讲,没什么可干涉的。新闻业的转变是无法阻止的,阻止其转变的行为注定会失败。”

作者建议,作为新型新闻的生产者,他们可以恪守事实,保持来源的透明性。作为消费者,他们可以在口味方面更加包容,但不放低自己的标准,但这种嘈杂、多样、吵闹、争论、尖锐的新闻环境有很多地方值得庆祝。

作者为西方新闻的咖啡馆传统的回归而欢呼。事实上,对于中国新闻业来说,《经济学人》描述的这一情景似乎已经提前来到。

我们用茶馆转向作为对咖啡馆的对应描述,但我们发现,这种冲击其实对中国新闻业更为严峻和彻底。

在中国并没有西方那种历史悠久、公信力极强的权威媒体,少数的地方大报,因为政治管制,也无法通过兼并重组,扩张成为全国性的媒体报业集团。

而互联网的冲击,在中国尤为明显,比如,西方互联网上的版权意识更强,读者更习惯从媒体的网站获取正式的报道。

中国的年轻人更快更热情地拥抱新技术和新媒体。而中国新一代的读者,包括媒体从业者在内,更习惯从门户网站和各种墙外信息源那边,而非传统的实习报纸、杂志获取信息,网站获取媒体报道则往往是廉价甚至免费的。

另一种冲击,来自中国媒体管制机构中宣部对传统媒体内容的严格控制,严厉的禁令之下,传统媒体往往不得不在禁令外围获取并传播新闻。匍匐于禁令之下的中国媒体,却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调查记者群体,他们抵制禁令,在管制甚至暴力边缘行走,在个人微博客上调查、转播和分享信息。

此次的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后,各种媒体群体在禁言令之下闭嘴后,媒体人并未全部退出现场,而是以各种身份继续坚持,而禁言令反而刺激的公众恶猜公权力,对铁道部乃至整个体制的质疑,汇集而成网络舆论的滔天巨浪。

对于中国的新闻界来说,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客等自媒体的出现,显然对媒体的经营造成了直接的冲击,但对于媒体报道品质的影响,则是百味杂陈,一言难尽。

一方面,媒体报道中,更加直接地获取了读者公众的回应,也更广泛直接地让新闻当事人有发声的机会,新闻不再是每日截稿的成品,而是随时更新,每刻进展的实时转播。这种众声喧哗的茶馆,更加民主,更回归新闻的本质。

但茶馆的喧哗,对职业新闻从业者来说,可能意味着诱惑和冲击。

是否公众尚未关注的冰点就难以获得报道?是否可能存在对某些事件的过度关注,是否会对某些新闻当事人存在过于苛刻的关注和围攻?是否会为了茶客的廉价的叫好而过度炫技,放弃新闻人对事实和细节的洁癖?

茶馆已经回归,在座的茶客和艺人们仍需思考。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