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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峰:离不开“中餐”的国人

语言一关是文科留学生无法逾越的障碍。除非天才,一个人对语言的悟性不是来自书本,也非来自后天的训练,而是来自从小融入当地社会的生活及经历。遗憾的是,经历是无法弥补的。已过语言学习的最佳年龄的留学生,无论怎样努力,对非母语的语言永远产生不了悟性。

类似话题以前有人提过,记不得是谁了。这里重提一下,算是炒一下冷饭。

留洋读文科研究院的国人中,许多靠吃“中餐”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求学时,他们常拿中国当饭吃,论文题目常离不开中国。即便不是,他们也常在海外华人圈子里找饭吃,如研究华裔移民、难民、子女教育等问题。查一下人文学科论文索引,吃“中餐”的硕士博士很多,不知其中的比例有多大。若有好事者统计出来,说比例有百分六七十,我不会吃惊。

吃“中餐”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后,一些人留在海外,一些人成了“海龟”。

留在海外的,为生存开始找饭碗。别看个个顶着洋帽子,弄个像样的饭碗并非易事。东碰西碰后,许多人最后又回来继续端中国碗,继续吃“中餐”。运气好的在大学谋到职位。为保住教职,不断写论文,内容仍是“中餐”,只不过是用洋字码码出来的。在海外,他们是中国问题专家,有时受访解答当地媒体提出的中国方面的问题。在海外,他们是中国问题专家,不是所居住国的社会问题专家。他们拿中国说事,很少有人以所居住国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即便有,也有“偏中”倾向,如拿所在国的华人问题说事。

留在海外的,除了教书的,其他人流入各个领域。有的给别人打工,有的给自己打工。无论给谁打工,他们中仍有很多在吃“中餐”。为政府打工的,如在海关、移民和社工部门,所服务的对象许多是不谙洋文的华人。为公司效力的,所服务的客户许多是华人。为自己打工的,如从事贸易的,所倒腾的货物不是从中国来,就是往中国去。离开中国,似乎就没饭吃了。

回过头来说“海龟”。有些“海龟”在学校谋得教职,之后不再吃“中餐”,而改吃“洋餐”。教书的海龟混个教授应不难,运气好的教职官职两不误,其中许多成了某某国家(曾留学之地)的社会问题专家。他们靠吃“洋餐”成了专家。更精明的“海龟”吃起了中外“混合餐”,美其名曰:比较研究。有的“海龟”中外两边跑,在中国吃“洋餐”,到外国吃“中餐”,中外两边忽悠青年学子。

有些“海龟”爬进了官府。在官府,混一官半职不难。他们虽不必像教授那样靠吃“洋餐”生存,但其在海外靠吃“中餐”获得的洋帽子给他们带来名利和可吹牛的资本。中国官场一直有崇洋之风,洋帽子贵于土帽子,尽管近些年洋帽子大幅度贬值。有了在海外吃“中餐”的经历,这些“海龟”仕途更顺当,据说因他们留过洋,掌握国际语言,拥有开阔视野和国际化的思维。是真是假,无数据佐证。

没去教书做官的“海龟”,也不再吃“中餐”。有的在公司谋职,有的当了买办,有的自己当老板。无论在哪个领域,他们都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因是“海龟”,他们有语言优势,被人看成了解国外问题的专家。这是道听途,需要学者核实。

在海外,在下经历过从留学、移民到谋职的全部过程,完成过人文科和理工科的学业,能理解国人在海外求学的艰难。其实,学文科的国人,在海外吃“中餐”的现象早就存在。往上可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清朝。曾留洋且名气很大的人中,有许多是靠吃“中餐”获得学位的,远点的有林语堂、胡适、冯友兰、冰心、钱钟书、费孝通,近点的更多,名字这里就不提了,免得得罪人。

吃“中餐”的现象产生,在下认为有以下原因:

一,留学生离开中国不久,对中国问题熟悉,至少比多数导师熟悉。因此,许多人选择吃“中餐”作为获取硕士博士帽子的捷径。再说,导师一般不反对这些国人吃“中餐”。更为重要的是,拿中国开涮的论文也许易被通过,或易被蒙混过关。

二,在陌生国度,选适合自己的研究题目不易。无从小在当地长期生活的经历,这些国人不可能对当地社会问题有深入了解,更不要谈研究了。为尽快获得学位,许多人走“弃难择易”之路,即吃“中餐”之路。对这些人来讲,这是最适合、明智选择。

三,也是最主要的,是国人有限的语言能力。曾看到过许多托福雅思考得很好的国人,口语和书面语水准远不如本地中学生。这些用洋文拿到了洋硕士博士们,洋文水平其实十分有限,学位论文的润色有很多是由本地土生的朋友完成的。

总之,语言一关是文科留学生无法逾越的障碍。除非天才,一个人对语言的悟性不是来自书本,也非来自后天的训练,而是来自从小融入当地社会的生活及经历。遗憾的是,经历是无法弥补的。已过语言学习的最佳年龄的留学生,无论怎样努力,对非母语的语言永远产生不了悟性。

(华夏速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