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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为什么是方正县在为日本人立碑

可是,在那些日本人长途跋涉,来到方正县祭奠他们的“开拓团”祖先的时候,那些被“开拓团”夺走了土地、被驱逐到“部落”里的中国百姓——“我去过“四部落”和“五部落”,那儿没有井,吃沟里的水,也没药,那个地方叫挑灶沟,人差点都死绝了”( 刘安发老人回忆);“死人都扔在东边的烂尸岗子。一般都没人埋,都怕传染,找人给抬出去都难,谁还敢给埋。村外野狼多,吃得眼睛都红了,见了活人也想拦。那次闹瘟,一个冬,200人一连气死掉108个,有20来户‘挑灶’”( 陶青山老人回忆)——他们的尸骨在哪里?他们有没有一个记载着详细的“死亡名录”的碑?他们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碑?他们应不应该有这样一个碑?

据新华网7月31日报道,黑龙江方正县为死在该县的日本“满洲开拓团”成员立了一座碑。甫一报道,舆论立即哗然。然而,按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的说法,“立碑主要是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见证,将名字刻上去也是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胸怀,提醒后人要和平。”方正县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王伟新的说法则是:“‘开拓团’不等同于日本军队,他们是侵略者,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上并没有日本军人的名字,搜集的都是‘开拓团’的逝者。”

这个碑,该不该立?方正县,是不是网友们口诛笔伐下的那个“汉奸县”?被立碑的“开拓团”团民,是不是真的像方正县官员所说的那般,并非日本军队?

什么是“满洲开拓团”

要回答上面这些的问题,需要先搞清楚最关键的一个史实:什么是“满洲开拓团”?

自占领中国东北之后,“移民满洲”一直是日本军政两界以及民间舆论所热烈讨论和期望的问题。1932年1月,关东军统治部在奉天召开“满蒙”法制及经济政策咨询会议,此次会议重点讨论了“移民满洲”问题。会后,关东军统治部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人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这些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分别向中国东北移入武装的“屯田兵制移民”1万人和“国防移民”10万户;“屯田兵制移民”须优先选择“满洲”驻屯军退伍兵,把具有军队组织和纪律和屯田兵制移民作为“移民满洲”的尖兵。

1932年10月,在有“开拓团之父”之称的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的亲自策划之下,493名日本武装移民进驻牡丹江永川镇,第二年建成“弥荣”和“千翔”两村庄,成为入侵中国东北的第一个移民团。也是在这年10月,关东军正式出台了《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根据这个方案,移民团在中国东北的主要职能是:“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国防、维护满洲国治安,并建立以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远东文化之成就”——也就是说,移民团”负有巩固“国防”、维持治安、文化侵略等多重军事和政治功能。这一《对满移民的全面方针和移民计划案》,还将移民的具体方案定义为“特别农业移民”,方案规定:“特别农业移民是以退伍军人为主体,在警备上相当屯田兵制组织,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换言之,移民团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是关东军的重要补充。

根据上述方案,1932至1936年期间,日本一共向东北进行了五次“实验移民”。有鉴于“实验”的成功,1936年8月25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将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决定向中国东北“二十年移民百万户”,即:“向满洲输送内地农业移民,以大致二十年迁入约百万户500万人为目标,其计算方法按每户农业移民的家庭人口为5人计算,计500万人。”

该计划自1937年开始实施。其“百万户移民”,又被分为“甲种移民”和“乙种移民”。所谓“甲种移民”,也称“集团移民”,指接受政府的优厚补助、并由政府直接受理的移民,被安置在宽裕的移住地,目的在于使之成为未来移民村的核心,移民的构成单位至少在200-300户;“乙种移民”,也称“自由移民”,指政府补助微薄,主要依靠民间实行的移民。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从1938年开始到1941年,大约16.5万16-19岁的青少年被移入中国东北,以承担起“充实国防,确保治安”的“职责”。也是在这一阶段,“满洲开拓团”的名称正式出现。

“满洲开拓团”的性质,用日本军方的说法,是以人口增长完成“实力的培植”。军方认为,过去之所以没有实现对满洲的完全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没有采取增殖邦人手段而放任自流,导致无日本人实际势力存在的结果。……(如果)日俄战争后就积极移入众多邦人,这次满洲事变就不致于发生,即使发生也能兵不血刃地结束,因此,今后务必要把培植我之实力放在第一位”。其长远目的,则在于使日本人在中国东北“永久性地住上500万到1 000万”。

“开拓团”的另一性质,是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九·一八”之后,日本在东北面临两大军事力量的威胁,其一是东北境内的抗联武装和土匪势力;其二是与之相邻且同样垂涎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尤其以后者之威胁最重。“开拓民”的大量移入,本就负有建造“活人堡垒”工程的使命。“百万户移民”,绝大部分部署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和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日本当局并以轻重之要,划分了国防三线地带——“国防第一线地带”位于中苏边境,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是“作为对苏防御、作战上的军事辅助者,以及关东军的协作力量”,“一旦有事之际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了日本移民总数的五成;“国防第二线地带”针对的是东北境内的反日武装,分布在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占了移民总数的四成,其作用是配合关东军“镇压反满抗日武装部队”和维持“满洲国”的治安。“国防第三线地带”是指指政治、军事、经济、工业、交通重地,这一地带的“开拓民”分布最少,主要起到保卫要地和输送给养之责。

“满洲开拓团”在方正县干了些什么

既然方正县为日本“满洲开拓团”立了碑,那么,自然需要进一步追问:“开拓团”在方正县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

方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记载,自1939至1943年,日本共向方正县派出6个开拓团,总计1291户,4828人。这些“开拓民”在方正县干了些什么?笔者有幸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出版的《我的见证:200位亲历抗战者口述历史》一书中,读到了一位方正县老人对这段历史的口述回忆。

老人名叫刘安发,1914年生人,日本“开拓团”历史的亲历者,曾为日本“移民”做工。1947年参加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和广西剿匪,1953年因病复员回家。接受口述采访的时间,是2005年4月11日,采访地点,是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吉利村。老人的口述回忆不长,全文照录于此,括号内则是笔者的补充说明:

“我们这个屯是老屯,日本人来前,“满洲国”政府叫我们把地照都交了。先是说收了重分,后来说是一饷给100块钱,其后,能闹10块就不错了。 (笔者注:通过“满洲国”间接抢掠,是“开拓团”夺取中国百姓土地的主要手段)

康德八年(1940年),日本人就来了。在吉兴南屯盖起了“红部”,就是他们“开拓团”的团部。他们叫“红部”,我们就跟着叫“红部”。那是个用红砖打了地基的草房,周围拉着刺槐。“开拓团”的团长就在那,他有只狼狗,平时出来,就给他叼着公文包。

他们占了我们的地,连山林都分了,不让我们上山伐木头,谁敢伐木头,道口被截着,要挨打的。日本人是按班分的,现在我还记得,一班、三班都搁梨树园那儿,桥西是二班,河南头是四班、五班,东半拉建个七班、九班。”

被收了地的中国人家,多半被迁走了,迁到专门的“部落”里去了。我们这两个屯没迁,留下给日本人为户——日本人不会种旱田。他们种燕麦、大麦,用来喂马。他们种的地是我们弄好的地,有垄,他们就顺着垄撤籽,然后扒平,就等它自己长大,之后再雇人割。直到光复后,日本人也没学会种旱田——他们说来“开拓”,实际上连我们的好地都不会种。他们吃的粮食是领的大米,高粱米他们不吃,穿的是国家发的黄衣裳,跟日本兵一样。 (笔者注:方正县那些被强夺了土地、并被赶入“部落”的中国百姓的命运如何?从“部落”中死里逃生的陶青山老人留下了珍贵的回忆,下面是回忆的部分摘录:“我家是从伊汉通乡迁来的。那年我4岁。我们这儿一共是8个‘部落’,我们家在‘二部落’。具体细节记不清了,只记得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全家5口,父母、两个姐姐和我,和老梁家一起,跨一老牛车拉来了这里。……来了后,很多人家都不想住下来,但日本人在“部落”周围打起了大墙、炮楼,两道门,进出都有人管,下黑后还有人敲梆子,管得很严。……我们这地方,当年有个名字叫‘挑灶沟’,这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意思是满门死绝。‘部落’的生活,到今天我都不愿意回忆,太苦了,太惨了,每想一次,都难受几天。苦到什么地步,全家5口人一个麻花被,白天穿,晚上盖。当然不顶暖,那时冬天冷得要命,就烤着火睡。白天,往身上一披,就是衣服,全家就这一件,谁出去干活谁穿——那时,活得那么难,谁还顾得上羞耻啊!……我是一直到光复以后,13岁时才穿上衣服的。在‘部落’时,一直都是光腚。我父亲死的那年冬天,母亲生了个弟弟。只活了一宿就死了,是冻死的。墙是木杆和泥,里外透霜,又没东西盖,没奶吃,刚生下的孩子哪能受得了……)

这些日本人,每天早上都训练,扛着木头枪,戴个鬼脸,嗷嗷地叫,练刺杀。不大点小孩都集中起来练。 (笔者注:这充分证明,“开拓团”的主要职责不是经济殖民,而是武装侵略,开拓团是准军事集团。)

我父亲在我两岁时就被胡子抓走了,当时我们家就我母亲、哥和我三人。没了地后,我和我哥就在附近扛活。后来,村长刘坤说我,别都在外面扛活,一年连三亩地的庄稼都挣不回来,还是留一个在家种地。

康德九年,我开始种地。当时,有能耐的人,和“开拓团”的日本人搞关系,弄点好地种。刘坤帮我找了一个日本人,好像叫果基,是五班的,租了他30亩好地,一年下来,苞米、黄豆能收七八担,交了之后还能落个吃的,比出去扛活好。

康德十年,我哥也在家种地了。那时我年轻,有力气,帮日本人干活,啥都干。割、铲、种、收、扶犁、点种,啥都会,铲地铲整地,割地割一半。 (笔者注:大多数“满洲开拓团”团民都不亲自耕种,日本作家岛木健作曾走遍日本的“满洲开拓地”,他在1939年说:“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让满人干农活儿的。”)

日子当然还是苦了。吃的苞米糙子、高粱米和小米子——我们不能吃大米白面,被日本人发现就是“经济犯”。所以,逢年过节,家里好点的,弄点吃的,都在黑夜偷着吃。我们屯里有一个人,上亲戚家时,吃了点“旱金子”,红皮,跟米大小差不多。回家时坐火车,不习惯,晕车,吐了出来。日本人一看,吃了大米,当时就抓起来了。后来,好像被拉去做劳工,再也没回家。那个年代,日本人管得严,连“把头”也不能吃大米。

“开拓团”来的时候,我18岁。没文化,也不懂事。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我们就给他们为户,要种地还要托人搞关系,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下就变成下等人了?

我还算是幸运的。原来人住得散,沟里沟外,两三间草房子,因为山里有抗联,日本人就归屯并户,把中国人迁到了“部落”里——我去过“四部落”和“五部落”,那儿没有井,吃沟里的水,也没药,那个地方叫挑灶沟,人差点都死绝了。

我们屯附近的人家都迁走了。那年头要饭的多,每天都有。他们不敢到“开拓团”要饭,只能找我们——谁也不敢去“开拓团”要饭,连牲畜都不敢上日本人的地里去。

我们屯有个曲庆贵,还是个富户,几头牛有一次进了“开拓团”的地。被发现后,查下来,把牛扣住,把他们抓起来连打带揍,当时刘坤当村长,好说呆说帮着给要回来。还有很多人家的猪什么的跑到日本人的地里,当时就被打死了,还要把人抓去打一顿。

日本人也有好点的,比如五班老班长,我们上山拉木头,他不管,后来就给撤了,说他不负责。还有的日本人,也挺可怜。南屯有一个日本大铁匠,会给洋马挂掌,跟我哥哥关系挺好,快40岁了,突然要让他去当兵,他来找哥哥喝酒,唱得都哭了。快光复那年,除了残疾,“开拓团”里的男人全都去当兵了。 (笔者注:“开拓团”一开始就负担着为日军源源不断提供兵源的职责,这一职责可区分为两个层面:1、将那些服役期满本应回到日本的士兵编入“开拓团”,可以省去长途劳顿,便于再次迅速征召;2、自日本征招的大量“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进入“开拓团”一两年后,全部迅速进入了军队。)

我哥也被征去勤劳奉仕,上佳木斯给日本人修道基。我也给日本人修过飞机场,干了一年,吃不饱,住席棚,下着雪,光脚还要我们干。“二鬼子”张嘴就骂,举手就打。不少人都累死了。

光复前后,日本人眼看大势不妙,开始逃跑。那段时间,我们这地方的日本人很多,北边的“开拓民”,都经过我们这儿南下,想回日本。后来,老毛子部队来了,好多日本人,有万把人,就被困在这儿,走不了了。死人死老了,一片一片的,更可怕的是,他们那些走不了的,都聚到一起,堆上炸药和手榴弹,集体自杀。 (笔者注:对此,方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也有记载:“(‘开拓团’团部的)几处房子着了火,人们不去救。一家房前,从窗户里跑出两个孩子,后边追出一个大人,用刺刀刺死了孩子,然后自己割腹自杀,倒在孩子身边。稍大一点的孩子挣扎爬到房门口,房檐上的草木燃烧着的碎火块掉下来将孩子埋上。一处火堆,人们往火堆里扔衣服、家俱、被褥、毛毯等,还有步枪、子弹。一个男孩开枪射杀村头树上栓着的十几匹大马。”这种记载,同样可以证实,“开拓团”不是单纯的“日本平民”,而是一种准军事化组织。)

日本人撤时,一般都先杀掉小孩和女人。妇人搂着孩子围成一圈,日本兵从远处向圈里扔手榴弹,没炸死的孩子,还要用刺刀刺死。我知道有一次,那些日本女人甚至硬把自己的孩子按水里淹死,20多个孩子呢!反而是中国人收养了那些可怜的日本孩子。光我们方正就有一千多个,现在,他们都回日本了。”

为什么是方正县在“立碑”

日本投降之后,方正县成为“开拓团”团民回国的主要集结地之一,据估计,当时集结于方正的“开拓民”约占全东北“开拓民”的八分之一左右,达万人以上。在方正县死亡的人数则超过5000人,滞留的45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则受到了方正人民“以德报怨”式的收养和照顾。方正县身上“中日友好”的标签即由此开始。

东北光复后,1946年3月,方正地方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曾组织民众在野地里收拾和挖掘“开拓团”团民的尸体,用车拉往炮台山东侧。将尸体码成垛,浇上煤油,堆上木柴火化,据说大火一直持续了3天3夜,而后挖了一个大坑,埋葬了剩余的骨灰与白骨。

1963年5月,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准,黑龙江省政府拨款1万元在现方正县吉兴水库东侧修公墓一座,将开拓团民遗骨迁葬至此。墓为圆形、拱顶、水泥质地,并立有大理石碑一块,上书“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此举显然系出于政治考虑,1963年,正值中日所谓的“兰花外交”。当年4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领袖之一松村谦三向中国发出邀请——迅速派一个兰花代表团访问日本。松村此举,系其反美亲华政治立场的一贯延续,而中国当时也有自日本成套引进工业设备的急迫需求。“兰花外交”一事由周恩来亲自过问,稍后,即有“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的批准和建造。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的修筑越来越完善,规模亦越来越宏大。据方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05年出版的《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介绍:

1973年,因伊汉通乡修建吉兴水库,恐淹及墓地,经请示省政府同意拨款5万元将公墓迁至炮台山北麓现在的位置。墓圹为圆形、拱顶、水泥质地,直径为3.8米、高1.5米,3.3米高的花岗岩石碑面北而立,上书“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墓内合葬着近5000具开拓团民的遗骨。

1984年10月,由石山博一率领日本国哈达河第三次友好访华团从鸡西麻山将530余具原鸡西麻山地区开拓团民的遗骨迁来方正安葬。“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东侧,又多了一座“麻山地区日本人公墓”,其形状、构造、规摸都与“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基本相同。

1985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拨款5万元,为公墓搞了配套设施建设,在公墓东北侧分别修建了接待室和公厕,设立了铁围栏,并在公墓周围栽植了数千株落叶松,重新修筑了通往公墓的道路,大大地改善了公墓周边的环境。

1982年以后,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日本政府及民间友好团体到方正访问、旅游观光、祭扫日本人公墓。公墓的资金投入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用《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的话说,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方正县与日本国政府及民间友好往来进一步发展,方正县政府也加大了对‘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的资金投入和建设管理。同时,日本国政府及民间的一些友好团体也为支持‘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建设提供了资金。”

1994年,“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经方正县政府批准,更名为“中日友好园林”。 同年,经方正县人民政府批准,“中日友好园林”被列为方正县文物保护单位。“园林”再次得到扩展,用《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的话说,是:“园林内配套建设了纪念陈列馆、‘中国养父母公墓’、‘日中和平友好纪念物’等,使园林初具规摸。”

1999年1月,经黑龙江省政府批准,“中日友好园林”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用《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的话说,是:“这个园林是全国惟一的一处。方正县对其加强了保护管理措施,免费供游人凭吊、游览。”

那些死在“部落”里的中国百姓的尸骨何在?

方正县常务副县长洪振国如此解释“立碑”的动机:把开拓团民亡者的名字刻在碑上,是要让来参观的日本人知道他们的祖先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埋在这里,知道他们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今后方正县将继续利用好这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的中日人民以史为鉴、珍惜和平。(据新华网7月31日报道)

可是,在那些日本人长途跋涉,来到方正县祭奠他们的“开拓团”祖先的时候,那些被“开拓团”夺走了土地、被驱逐到“部落”里的中国百姓——“我去过“四部落”和“五部落”,那儿没有井,吃沟里的水,也没药,那个地方叫挑灶沟,人差点都死绝了”( 刘安发老人回忆);“死人都扔在东边的烂尸岗子。一般都没人埋,都怕传染,找人给抬出去都难,谁还敢给埋。村外野狼多,吃得眼睛都红了,见了活人也想拦。那次闹瘟,一个冬,200人一连气死掉108个,有20来户‘挑灶’”( 陶青山老人回忆)——他们的尸骨在哪里?他们有没有一个记载着详细的“死亡名录”的碑?他们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碑?他们应不应该有这样一个碑?

当日本水稻专家藤原长作先生激动地说——“看到日本遗骸的坟墓修得像钢铁般坚固,而中国人的坟是土坟,我非常受感动。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我知道国际上有个白求恩,我要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我要把找的种稻技术毫不保留地传给中国”(据《方正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的时候,谁有资格站出来承受这样沉重的“赞美”?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