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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从邓小平的“猫论”到薄熙来的“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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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赛萌,1988年10月出生于湖北的一个小山村,祖辈以执教谋生,2007年考入长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正当人们对中国政治“左转”还是“右转”争论不休时,胡锦涛的“七一讲话”一锤定音。讲话中,胡锦涛搬出承认“文革”和“左倾”是错误的两个《决议》,是对薄熙来“唱红运动”和“毛派”的首次表态。胡在讲话中说,文化大革命没有进步的意义,这是中共中央正式的一个决定。胡锦涛在如此重要日子里,再次强调“不折腾”,就是指不能推广重庆模式,而曾经一度风光无限的薄总督在十八大后的政治前程也不禁令人堪忧。

薄督高喊“蛋糕论”,其目的昭然若揭,是为了能在十八大中更上一层楼,希望以政治正确下的民意来为自己的仕途增添砝码。

在当下大陆,收入分配的差距仅仅只是跛足改革的恶果之一,甚至只是表层现象,其实质是民权匮乏而官权肆意,是一党独裁下邓氏跛足改革的官权通吃的零和游戏的结果。倘若薄熙来真正想要分好蛋糕,首要任务是制定好公正透明的分配规则,抛弃以前的暗箱操作和变相掠夺,废除一党独裁的权力垄断,然而,身为太子党代表人物的薄熙来有这般勇气和魄力么?

前段时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上表示,重庆缩小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不是在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走“回头路”,不但要把 “蛋糕”做大,更要把“蛋糕”分好。

据《重庆日报》报道,20至21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三届九次全委会,市委书记薄熙来以“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为题,向大会作了主题报告。在报告中,薄熙来说,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

薄熙来的这种“先分好蛋糕再做大蛋糕”的论点一出,在国内外舆论中引发强烈反响,备受媒体好评,之前由于唱红打黑而备受诟病的薄熙来似乎又拿到了一张不错的王牌。近年来,薄熙来主政重庆,开创“重庆模式”,但大陆政界学界对其存在很大争议: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中国新左派们对薄熙来给予巨大支持和高度赞扬,并派代表团高调赴渝调研,认为薄熙来开创的“重庆模式”强调了民生是硬道理、公正是生产力,体现了中共内部的自我更新能力;而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则谨慎以对,认为“重庆模式”是中共遗留的政治遗产及革命文化的资源来强化政府力量,必须对“文革”还魂警惕,应该强调公民社会发育与法治。

正当人们对中国政治“左转”还是“右转”争论不休时,胡锦涛的“七一讲话”一锤定音。讲话中,胡锦涛搬出承认“文革”和“左倾”是错误的两个《决议》,是对薄熙来“唱红运动”和“毛派”的首次表态。胡在讲话中说,文化大革命没有进步的意义,这是中共中央正式的一个决定。胡锦涛在如此重要日子里,再次强调“不折腾”,就是指不能推广重庆模式,而曾经一度风光无限的薄总督在十八大后的政治前程也不禁令人堪忧。

在如此背景下,薄熙来提出“蛋糕论”,并说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三十年后再来复习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其高瞻远瞩,通观全局,讲问题入木三分!
听薄熙来这番 “糕论”,不禁让人想起邓小平那通俗易懂的“猫论”。邓被中共官方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治国理念及各种政策方针仍左右着中国大陆的政治走向。就薄熙来目前尴尬微妙的处境而言,“糕论”的提出大有深意,是其深思熟虑的结果,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以改革派继承者自居,并藉此撇清与毛派的关系。因此,薄熙来的“糕论”与邓小平的“猫论”可谓一脉相承,其本质上都是玩弄机会主义权谋,是为自己爬向最高权力交椅的途中大造舆论烟雾。

“猫论”始于上世纪60年代,发扬光大于改革开放。1962年,一些农村地区为了应对饥荒和自然灾害,自发产生了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邓小平用“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支持。

文革中,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猫论”,让这句民谚扬名国内,被老百姓所熟知。文革后,为了彻底打倒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也为了树立邓本人在党内的权威,邓发动了对文革的有限清算,通过对文革的清算和“非毛化”运动,邓重掌最高权力,并自封为“第二代核心”。当初被毛痛批的“猫论”自然成为不容置啄的真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是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标志。

其实,“猫论”表现出邓一贯的机会主义,只要能达到目的,便能暂时为我所用。对西单民主墙一代的民主人士如此,对前总书记赵紫阳亦如此。前者为其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凝聚了民意,后者为改革开放殚精竭虑,使邓戴上了“总设计师”的桂冠,但当他们一旦不合邓意的时候,要么被投进监狱,要么软禁至死。

这便是独裁者翻云覆雨的厚黑权谋,民意为我所用,亦为我所控。

如今,薄督此时高喊“蛋糕论”,其目的昭然若揭,是为了能在十八大中更上一层楼,希望以政治正确下的民意来为自己的仕途增添砝码。不然,便无法解释既然薄熙来看到了当今社会的种种危机,但为什么只谈民众收入分配的差距,而闭口不谈导致这种差距的制度性原因呢。

其实,在当下大陆,收入分配的差距仅仅只是跛足改革的恶果之一,甚至只是表层现象,其实质是民权匮乏而官权肆意,是一党独裁下邓氏跛足改革的官权通吃的零和游戏的结果。倘若薄熙来真正想要分好蛋糕,首要任务是制定好公正透明的分配规则,抛弃以前的暗箱操作和变相掠夺,废除一党独裁的权力垄断,然而,身为太子党代表人物的薄熙来有这般勇气和魄力么?

独裁者不但工于心计,更精于计算。所以,当毛去世后,邓就着手为“四五”运动正名,发动一系列批判文革的“非毛化”运动。而当邓重掌最高权力,当否定文革和平反大潮使中共获得新的民意支持,当那些被打倒的中共权贵纷纷重新出山,否定文革的政治价值已经最大化,对文革的清算就必须叫停。

因为,继续清算,非但毫无收益,反而会导致重新掌权的权贵们鸡飞蛋打。毛泽东不但是中国的斯大林,更是中国的列宁,重新掌权的权贵们都是毛的传人和一党独裁制度的最大受惠者,倘若彻底清算毛时代的制度性罪恶,那么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也将随之葬送。所以,一旦邓小平大权在握之后,他就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当局就以钦定的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为毛时代盖棺定论,民间流传有关“五人帮”的说法也被严令禁止。

现在,薄熙来以邓氏改革派继承者自居,也妄图玩弄“顺天命,应民意”的独裁套路。所以他说:“当年我们党之所以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人心、得天下,就是由于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这是我们制胜的法宝。今天也绝不能丢了这个法宝。”

在这段话里,薄熙来把自己的意图说得再明显不过了,他所谓的“分蛋糕”只不过为了让中共的天下坐得更稳,是驭民的法宝,而绝非基于执政者的权力谦卑,更不是源于现代政治观念中的服务意识。

纵观历史,无论是民主自由的国家,还是专制独裁的社会,在权力的角逐的游戏中,竞选者一向善于为民众在口头上构建一个令人神往的美好蓝图,借此俘获民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不同的是,在自由民主的国家,就算执政者当选后仍不敢怠慢民意,他们会为了自己曾在竞选时许下的诺言而战战兢兢的工作,因为这些政客们知道,民众手里的选票决定着他们的政治生涯,一旦不能兑现承诺便面临下台的风险;而专制独裁社会则不然,野心家一旦凭借其滔滔雄辩蛊惑了民众,那国家、民众的灾难必将后至。因为,在专制独裁的社会,统治者必定敌视民意,他们的美好承诺也仅仅只是牧民的术语,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投机行为。在还未得势时,为百姓描绘一个令人沉醉的乌托邦世界是他们惯用的伎俩,而一旦大权在握,极权者便露出狰狞面孔,利用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去满足个人的吞天野心。正如希特勒妄图征服全世界和毛泽东叫嚣解放全人类一样。

(作者赐稿/《纵览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