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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飚:在海外不说中国坏话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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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在线总编、布里斯托大学语言心理学博士曾飚。

很多人会有一两条很独特,不系统的信念或者趣味,因为这些信念和趣味的存在,他们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和生活至少不是一塌糊涂,或者自己并非一事无成。这样的信念,我也有。

没有事实和细节,所谓理性,往往变成了“理性地拍马屁”,所谓建设性,用在了“建设性吹捧”。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事实和细节,却连一个小小的人大听证会,都不敢召开。

既然躲不开中国,又无力说好话。鉴于目前,中国政府不能随便得罪,中国人民常常被得罪的实力对比,我打算以后就拿“民族性”开刀,你觉得我可以这么做吗?请告诉我。

最近一次给国内朋友通话,用的是唐人街的廉价电话卡,通话质量不错,但还是出现了误会。我听朋友问我,是不是在英国打零工?出于对友谊的忠诚,我毫不承认了自己在英国有段时间,失业兼创业,还去洗过碗。

问题却没有这么复杂,或者说,这么简单。

自我审查到海外

电话聊天继续。朋友纠正了一下,说不是打零工。我才明白原来朋友只不过是向我求证,是否加入了一个著名的准宗教团体。

我迅速否认了这点。虽然我一般在求职申请表格中,宗教信仰总是填写“不便说明”,但是因为来自基督教家庭的背景,我不会加入其它宗教。

但是什么原因让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有这个印象。我猜测可能拜我的专栏和评论文章所赐。它们常常被不同的背景网站转载,很容易被认为是某种代言,特别是这样一个只看标题不看内文的时代。

因此,对于自己种种被解读的形象和立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随它便。最近因为写了温州动车事故,朋友告诉我被转载很多,一些老乡都提到了它,于是想起来怎么在海外谈中国的问题。

很多年前,我还在布里斯托,沉溺于喝大酒的周末爱好。有一位上海中年男,常常加入我们的酒局,老哥处在奔五之年,离妻弃女,在海外一年,与我们一帮小年轻混在一起,常常贡献早年如何去大学找女大学生的风流逸事,以佐酒兴。我们也投桃报李,常常给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放A片,问他身体上有什么反应。

即使这样胡闹,酒到深处,老哥却总有几条底线,始终醉不倒。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自己在海外恪守一条准则:从来不说中国一句坏话。

看着他特别严肃的眼神,我没有问为什么不说。因为我感觉很多人会有一两条很独特,不系统的信念或者趣味,因为这些信念和趣味的存在,他们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和生活至少不是一塌糊涂,或者自己并非一事无成。这样的信念,我也有。

因此,我觉得把讨论引入这样的话题,就好像有意无意地挖别人的墙角,说不定掉下的砖头,还砸了自己的头。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那位老哥说话时候的神情,眼神精光四射,有种烈士就义的决绝,透出一种无可质疑的人生经验。

还有让我一直记在心头的原因,就是我说了不少关于中国的坏话。

如何不说坏话

不管在哪里,只要你还说汉语,写中文,你躲不开中国这个话题。我在不同阶段,都会统计一下自己最近使用中文和英文的比例,至今前者要高出后者很多。甚至,我在洗澡的时候,都会突然问自己,现在你是用中文,还是英文在思考。很遗憾,大概98%的时候,我都是在用中文在想,在构思,在计算。

虽然中文统治着我的思维,但在在海外,至少提供了一个能够互相比较的视角。不久前,有位朋友约我的稿子,希望谈谈德国毒黄瓜事件,最好比较谈谈中外食品安全问题,我当时答应的时候,有点犹豫。

很快,因为事情太多,快两个月过去了,这篇文章没有写出来。我于是写信道歉,说我很忌惮“中国不行,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的比较方法。一个政府,一个人,一个国家也好,不能够这样比烂,而是应该向善。一点点事情的做成,往往用力十分都不见的有效果,一开始就“比烂”,只会让人连做的兴头都没有。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写一些有点思辨色彩的淡妆五毛文章。

与比烂相反,自然是比好。其实很简单,在毒黄瓜事件上,无论在写作技术上,还是在正常人的逻辑上,我不可能论证出中国在食品安全上,做得比德国好,你能吗?

在好与烂之间,有一个中间派。最近动车惨剧,一直牵动着我的心境。对于动车或者高铁比较,在媒体上很热门。众声喧哗,有理解中国派,有批评中国派,凡是鼓吹理性、建设性的,总是会得到很多赞许,不管说的是否对错,总是很讨人喜欢。相反,激愤之士,常常因为往往先声夺人,结论下得快,一旦遭到了后续细节的否定,往往被人视为幼稚病。

然而,我的经验告诉自己,没有充分透明的事实之前,任何讨论,都会变成陷入吹泡泡,头几个挺漂亮,但是肥皂水,越吹越稀,最后吹一个破一个。

没有事实和细节,所谓理性,往往变成了“理性地拍马屁”,所谓建设性,用在了“建设性吹捧”。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事实和细节,却连一个小小的人大听证会,都不敢召开。

既然躲不开中国,又无力说好话。鉴于目前,中国政府不能随便得罪,中国人民常常被得罪的实力对比,我打算以后就拿“民族性”开刀,你觉得我可以这么做吗?请告诉我。

(作者赐稿/中欧社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