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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重振知识份子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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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共产党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的知识份子也就从此趴了下去;知识份子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社会文化群体在中国再也不复存在。

我离开上海将近半年了,至今还在大洋彼岸“崇洋媚外”,还在美国做“卖国贼”,还在纽约当“汉奸”,还在我孩子家过着“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真是罪该万死,罪恶滔天!!回到我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之后,我一定先把自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左脚踏右脚,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在美国我有一罪行需要交待,就是我写了一篇反动文章《重振知识分子的风骨》,严重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公然诋毁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反动透顶,恶毒至极,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连我自己也忍不住了,我要造自己的反,我要革自己的命了!我要脱胎换骨,斗私批修了。我要向毛主席保证:如果我能再生一次,我一定肩扛红缨枪,脖系红领巾,头戴红军帽,再征红军路……

我要向毛主席保证:如果我能再生一次,我一定站在红旗下,学习红宝书,放声红歌曲,高歌红梅赞……

我还要向毛主席保证:我要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要让红色短信发个不停;我要始终红光满面,红不棱登;我不怕红颜命薄,我就盼红运早来;我真喜欢红旗飘飘,红潮滚滚,红色恐怖,红色海洋;我希望毛主席红彤彤的红太阳金光万道,照红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照红全中国,照红三大洲:亚非拉外加阿拉伯,照红全世界,照红全宇宙……另外为了彻底改变我在美国的腐朽生活,从今天起,我要改变我的一切:吃,只吃红薯;喝,只喝红茶;荤,只吃红烧肉;素,只吃西红柿;穿,只穿红妆,不穿西装;喜,只喜红色高棉,不喜白色MoLi;爱,只爱薄命的红颜,不爱出墙的红杏;游,只去革命的红土地,不去色情的红灯区。

沙叶新6月6日端午节,于纽约

沙叶新:重振知识份子的风骨

1949年,中国共产党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的知识份子也就从此趴了下去;知识份子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社会文化群体在中国再也不复存在。

这里所说的知识份子是特指那些公共知识份子,特指那些既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又能自觉肩负社会责任,担当社会道义,成为社会良心的那种不卑不亢、挺胸直立于权力之外并能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监督和制约权力的个人和群体。公共知识份子不是那些仅有知识和技术的专家、学者,那些专家和学者他们完全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和学术道路,他们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可以“不问苍生问鬼神”,只为往圣继绝学;他们可以只管拉车不问路,著书都谋稻粱黍。这些学者和专家确有很多出类拔萃者,他们在自己的研习领域成绩突出,令人拜服。只要他们不为虎作伥,不为权力张目;只要他们不帮凶,即便去帮闲,在道德上也就不必苛责他们。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半瓶之醋,甚至沦为乡愿和犬儒,那就另当别论了。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权力集团、知识份子、公民大众,三者并立,互联互制,形成一个持久紧密的三角形的社会结构。三角形边长相等,如同各自角色平等;三角形内角固定,如同各自力量均衡;这样一个能“内控”也能“外抗”的超稳定的结构和机制,可以反制或化解来自内部或外部的打击,使其无法发生作用。

知识份子在三者之间是一个居中并有平衡机制的社会力量,当社会出现动荡时,他能起到稳定作用,不至于社会分裂乃至崩溃。如果知识份子软弱无力,甚至力量消失,那势必造成两种状况,或者专制恶魔独霸天下,或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从而社会秩序失范,造成天下大乱;即便改朝换代,也是汤换药不换,旧貌并未变新颜,历史周期律依然循环。知识份子作用不能像那灶王爷,不能只是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充当和事佬,上下俱欢颜。如此之犬儒和乡愿,左右逢源,必定会在权力的诱惑或打压之下,堕落成“写作班”的笔杆,如以往的石一歌,或当今的五角党,充当宣传工具,沦为御用鹰犬。

知识份子应是思想的匕首,言论的刀枪,精神的高山,灵魂的模范,当权力为非作歹、倒行逆施时,要敢于揭露,勇于抵抗,唤起民众,共同发难。

在一个相对和谐而又需要变革的社会中,知识份子不但要摇旗呐喊,煽风点火,还应在火势失控、毁及社会时,理性地、智慧地协调公民与公仆、权力与监督、自由与规则、权利和义务,执法和公正、独裁与民主、妥协与互利、双赢与让步、激情与理性、独享与兼顾……等诸多关系,从而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在进行变革之后达到新的社会和谐,推动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此时此刻的知识份子功莫大矣,是国民大众的良师,是权力集团的诤友。

令人忧虑的是如今已经不复是“相对和谐而又需要变革”的年代,当代中国已经失去宝贵的可以进行“和平变革”的历史机遇,已经坠入“很不和谐而又很不变革”的高危时期,并极有可能引起难以意料的非常态的突发性的社会裂变。

之所以坠入高危,当然有很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中知识份子力量的消亡,使得权力集团、国民大众、知识份子稳定的三足鼎立,变为权力集团和国民大众二者的正面对峙。更加危险的是,如今“官”“民”两极相互敌对,绝不信任,一旦矛盾激化,势必星火燎原,不可收拾。小则爆发无数极端性的群体事件,大则引发动摇社会基础的全民动乱。就如官民吵架,没有知识份子从中判别、裁定、调解、讲和,只会越吵越凶,最后“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时也出手,于是任何时候都大打出手,两败俱伤。虽然判别、裁定、调解、讲和一事本属司法机构之职责,可是当今中国司法不独立,堕落为权力集团的帮凶,不为民众所认可。而另外本应主持公道的媒体,也无公信可言,从央视到地方各级党报,都不是自由言论的独立媒体,除了南方报业尚能说一些真话、人话外,余者皆为权力集团的喉舌、工具。

当今中国太缺少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份子,如法国的作家左拉、前苏联的科学家萨哈诺夫、美国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缅甸的政治家昂山素姬,这在中国几无所见。

据报道,2009年中国用于“维稳”的基金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维稳”费用除了用于失地之农民、强拆之户主等上访或“闹事”的民众之外,主要还是针对异见的知识份子,由此可知,权力集团对付国民大众和知识份子甚于对付国外敌人,所以所需经费要超过军费。

其实不论国内外,被中国权力集团认定的敌人,都是“被敌人”,都是假想敌。就如被他们认定的朋友一样,如前苏联,如现朝鲜,都非真正朋友。相反,对“被敌人”的倒是真朋友,而中国权力集团对这些真朋友却始终不放心,始终充满敌意。试问,现今世界各国还有哪个国家像“我的祖国”那样对国外的真朋友如此满怀敌意的呢?朗朗最近在白宫不是代表了“我的祖国”激情地表演了“我的祖国”对美国朋友的敌意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的第一句,但最敌友不分的、最媚敌仇友的,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权力集团,堪为世界第一。
                        
知识份子这一重要的社会力量的消亡,是在1949年“天翻地覆慨而慷”之后开始的,是权力集团对知识份子长期残酷镇压的结果。思想改造、洗脑交心、批判俞平伯、声讨《武训传》、反胡适、反胡风、反右派,直至文革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新政权发动的涉及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不是仇视知识份子的,如此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纲领地,并长达数十年的之久地迫害知识份子,直至整个地消灭知识份子的独立群体,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也堪为世界第一。
                        
早在1925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原稿中就已经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列为应予消灭的革命对象,被毛泽东视为“极端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派”,1928年,毛泽东在湘赣边区清洗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则不发,这也说明毛泽东对知识份子一直存有戒心。1930年毛泽东力主清查“AB团”,李文林等不少知识份子出身的红军将领惨遭杀害。1942年在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大批满怀革命激情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的百分之八十都遭到肃整,王实味在这次运动中被杀害。以上这些血腥历史,在李锐、高华等人的著作和王来棣的论文中都有揭示。1949年之后以消灭知识份子为目的历次政治运动,不过是1925年以来毛泽东对知识份子敌意的继续和发展,只是更阴险、更凶残、更具规模。
                        
1949年,毛泽东曾赋诗:“一唱雄鸡天下白”,白什么?一是共产党“天下”的“一穷二白”之白,这是毛泽东说过的;二是农业合作社的“一张白纸”之白,这也是毛泽东说过的。可对知识分子来说,这“白”是“白色恐怖”之白!毛泽东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有番讲话,够“白色恐怖”的了,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毛泽东说此番话时,其蛮横之神情,其阴损之内心,溢于言表。尤其是说完之后的大笑,更是让人毛骨悚然。那些和毛泽东辩论过的民主人士,如果他们当时也在场恭听圣谕,毛泽东对白色恐怖如此赤裸裸的表露,怎不让他们惊悸万分?果然,文革中,席卷全国的更大规模的白色恐怖终于到来。
                        
凡是由体制、政权这一方所发动的恐怖活动全世界都称之为白色恐怖,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时期的白色恐怖,从来就没有什么红色恐怖,可“文革”中偏偏将白色恐怖美其名曰红色恐怖,就如明明是阴谋,偏偏说是阳谋一样。披上红色的外衣,便可以将凶残成为合法;戴上革命的冠冕,就能使屠杀成为正当。于是在“文革”中便公开地、大量地消灭知识份子,或枪毙、或坐牢;有的知识份子或惊恐而自杀,或被迫而自裁……天津作家林希是全国最年轻的胡风分子,他有篇自白,说他从被打成胡风分子一直到“文革”这么多年,几死者数矣:几乎被吓死、被气死、被累死、被冻死、被饿死、被病死、被斗死、被打死、被逼死……均因万幸而得免,虽九死而终获一生,但全国“九死”而不能“一生”的知识份子究竟有多少呢?远远不止“四万六千个儒”吧!“文革”距今已40多年,尚无一份知识份子死亡的准确数字和完整名单,这是“我的祖国”的高等机密,秘而不宣。人在中国是不算人的,生命是得不到尊重的,知识份子的命运也如此。
                        
1958年毛泽东关于“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坑了四万六千个儒”的讲话还只是在党内的讲话,并未向社会公开,可是同年,也是1958年,就有云南大学的党委书记李书成将一份党内文件改头换面并署上自己的名字在《光明日报》发表,说:云南大学百分之九十的知识分子都反对共产党,因此他公开提出“应当消灭知识分子”。(见李岫:《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这说出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咬牙切齿之声。
                        
经营了数十年,知识份子果然消灭了。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什么北大、清华?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那个)绿林大学的。”何谓“绿林”?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也,毛泽东自比秦始皇,又自比土匪强盗,他真的战胜了北大、清华所代表的书生。请拭目以观今日之北大和清华,从师到生,有几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呢?知识份子确实彻底地被消灭了!
                        
因此近60年以来,在正常的社会里所应见的权力集团、知识份子、公民大众,三者并立,互联互制,所形成的持久紧密的三角形的社会结构,在当代从未中国出现过。毛泽东为首的权力集团对待知识份子只是利用和改造,绝不允许自由和独立。1957年毛泽东多次以“皮”与“毛比作权力集团和知识份子的关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认为知识份子不具独立性,也不应有独立性,必需依附权力集团,为权力集团效忠。
                        
毛泽东把两者的关系蛮横地颠倒了。在一个合法的宪政制的社会里,权力集团才是附“皮”之“毛”,而知识分子和国民大众才是权力集团所依之“皮”。也就是说,你毛泽东才真正是“毛”,广大的国民大众和知识份子才是毛等这一小撮“毛”所依附之“皮”。可是以“毛”为首的权力集团从来就没有“权为民所赋”的法理理念,从不考虑他们权力的来源和合法性。他们总是以“毛”当令箭,践踏撕碎所依之“皮”。可是“毛”一旦无所以附,势必就成了“一地鸡毛”,一塌糊涂,因此才造成目前高危的乱世局面,才造成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毛”病。
                        
中国要走出高危险区,中国要能够长治久安,亟待解决的事情很多,我不多言。吾以为彻底扭转毛泽东在知识份子问题上的错误,肃清流毒,根治“毛病”,也是要务之一。如此,才能重新树立知识份子应有的社会地位,在权力集团、国民大众中间发挥其“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作用,才能使中国社会既能健康前进,又能和谐稳定。
                        
做一个中国的知识份子既不幸,也有幸。不幸的一是伤痕累累,牺牲多多,使得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史,成了一部灾难史、血泪史。不幸的二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从没像现在这样的堕落过、无耻过,有的虽是被迫的,有的绝对是自愿的。有幸的一是,历史毕竟翻过了新的一页,知识份子在血污中逐渐站起,在启蒙大众的同时,又警醒了自己。有幸的二是,年轻的一代的知识份子成长起来了,他们少世故,敢担当,敢说更敢干,他们有很多事情可做,有很多重担可肩,有很多志向可立,有很多责任可为……真是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曙光在前,春天不远!
                        
2011、2、3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