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al European News in Chinese – 中欧与世界新闻 – 中欧社

郎遥远:的哥罢运是百姓生活维艰的爆发口

p110801111

记得一年前,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省委党校县委书记培训班上,动情地做一报告。他提到:“浙江经济发达,地方财政雄厚。现在物价上涨,浙江农村养老保险金发放标准要提高。国内其他省市每个农村老人每月发50元,我们浙江定60元,我觉得还不够。我建议各地市给每个农村老人每月发放200元养老金。行不行?”

一年过去了。浙江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依然还是领60元。60元,只够官员买一包中华牌香烟,只够公款宴席上一道小点心,或是出国旅游带回一支巧克力。我纳闷,像浙江这样发达的经济强省,以省长之尊出面大声疾呼,要给农村老人增发养老金,为什么有关部门可以充耳不闻,置之不理,让美好愿望不能落地呢?

杭州的哥罢运,冒出百姓生活维艰而积聚民愤火山的一缕浓烟。地方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乃至中国政治文明,是该重修炉灶、包容性发展的时候了。

今天出门办事,站在马路边,一等个把小时,竟然觅不见一辆的士踪影。无奈,乘坐公交车去了。办完事回来,恰巧拦到一辆下客的士。我上车后,诧异地问:“师傅,今天怎么打不到车?”

司机师傅说:“三分之一出租车都罢运去了。”

“为什么罢运?杭州的哥收入不是挺不错吗?”

“好什么?不好。十年前,杭州开出租月收入三千左右,现在月收入三千七八,还要卯足劲,不停不歇一天跑到黑。你说十年前三千元能买多少东西?现在能买什么?十年前猪肉五六块一斤,现在二十块一斤。”

师傅接着发牢骚:“关键是出租司机负担太重,我们一辆车要缴纳承包押金10-15万,每月上交八九千,月赚才三四千,你知道杭州生活成本很高,这日子怎么过?油价一个劲吓人地涨,在市区开车,百公里百元,我们辛辛苦苦,都为石油公司奉献了。杭州城区路堵,特别是上下班高峰,蚂蚁挪窝一样,跑不快,每天收益微薄。”

不听司机师傅吐苦水,我一直误以为杭州的哥挺滋润。看来,今天集体罢运,也是的哥们干烤在艰辛生活的火山口,忍不可忍了。

的哥是城市文明的第一面镜子。在我印象里,杭州的哥相当有素质,不像东北的哥那样在车里大声打电话唠嗑,不粗口,不吸烟,不像北京的哥一样无话找茬,发布一些政界小道消息,不像成都的哥一样为红十字会推销爱心一元票,不像某些城市的哥一样,常欺负外地游客,故意兜远路。杭州出租车管理很规范严格,的哥从不敢拒载。无论在机场、车站、景区,杭州的哥都会自觉排队,非常有序。更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的哥和公交司机一样,只要看到你在马路边,准备穿越斑马线,就会停下来,彬彬有礼招招手,让你先行。这在中国其他城市是绝无仅有的。让不少外地游客受宠若惊,感动不已。

可见,的哥罢运,不是他们刁蛮。对顾客有素质的杭州的哥,今天无法有素质地冷对日益窘迫的生存环境。油涨,路堵,负担重、压力大,收入不高,生活成本高。他们起早摸黑,不停不休,为乘客带来舒适便捷,为城市带来文明风景线,但给自己带来的却是一身职业病,一天的辛劳疲惫,和那养家糊口的每月三千多块辛苦钱。

杭州,一个连续几年被评为中国最幸福城市榜首的天堂城市,一个经济发达省份的省会城市,一个游客如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西湖所在地,其出租司机逼仄的生存状况,尚且到了集体大规模罢运的境地,可以想象,中国其他欠发达地区其他城市的出租车司机生存状况,也会有多少愁云密布呢?

杭州出租车司机罢工,看似一起平常的公共群体事件,但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社会整个工薪阶层生活日益维艰的一个爆发口。工资不涨、物价飞涨、楼市高企,“住房痛苦指数”全球最高,白领私家车买得起,油用不起,没地方停,停车费赛比物业费。公共福利体系不健全,看病难,大病看不起,高等教育、义务教育中形形色色变相收费,依然是很多家庭沉重的负担。人到中年,若无横财,上有老下有少,更如蜗牛爬树,不堪重负。普通工薪阶层无可选择、不可避免、不由自主地当了房奴、车奴、卡奴、墓奴、医奴、工奴、孩奴、月光族。“新奴时代”,折射强权对弱势的欺凌,透视物质对精神的奴役,包含着当代中国人难以言说的酸、甜、苦、辣、咸。“奴”是这个时代的一面哈哈镜,社会不公、不正与不平,皆映其中,暴露无遗。

沉默的大多数,并非意味着幸福着的大多数。打工仔不可能全城罢工,普通家庭主妇不可能集体上街,白领阶层更不会轻举妄动,但他们痛苦指数都很高。去一回菜市场,谁不骂一回娘?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找份工作比唐大师当年西天取经还难。他们有牢骚,有怒火,但更多的也许在网络愤青一番,发泄了拉倒,不至于为个人生计之苦而走上街头抗争。

而组织发动出租司机罢工,最容易,最有效,也最能触动政府的痛处。地方政府应从出租车司机罢运,见微知著,一枝一叶总关情,倾听民间疾苦声,真诚体察社会普通工薪阶层生活之艰难,施行更多民主善政,让更多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成就,沐浴公共财政的阳光。切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莫以维稳思维见招拆招。

国家领导近年在多个场合多次高分贝强调,要让全国老百姓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幸福感”,因此成为政府部门一个炙手可热的实践课题,成为社会科学一门热门学问,成为许多城市领导一个最HOT口号。广东率先提出了“幸福”一词的政治文明新解读,赋予丰富内涵,让人顿生无限美好联想,赢得许多有识之士的掌声。可当广东连一个普通小镇九品准芝麻官,都集体坐拥千万别墅,显摆“幸福感”和“优越感”时,然其辖区内穷苦村民的“幸福感”,将会怎样的支离破碎呢?重庆唱红打黑,一跃跻身中国幸福城市,宣言要大力培养又红又专接班人。“接班人”群体是幸福了,笑如菊花,试想,同样是公民的非接班人群体,该是怎样的自卑呢?

当中国老百姓呼吸着全球污染最严重的空气,享受着全球人均投入最少的教育,体验着全球公共卫生人均支出倒数第四的医疗保障,接受着全球官民比例最高的政权领导,供养着三公消费高达九千亿的人民公仆,承受着常不按宪法出牌的官爷做派,顶着全球GDP第二的辉煌帽子,领着人均薪资收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还低的薪水,问苍天,问大地,他们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幸福指数又何从提升呢?

记得一年前,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省委党校县委书记培训班上,动情地做一报告。他提到:“浙江经济发达,地方财政雄厚。现在物价上涨,浙江农村养老保险金发放标准要提高。国内其他省市每个农村老人每月发50元,我们浙江定60元,我觉得还不够。我建议各地市给每个农村老人每月发放200元养老金。行不行?”

一年过去了。浙江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依然还是领60元。60元,只够官员买一包中华牌香烟,只够公款宴席上一道小点心,或是出国旅游带回一支巧克力。我纳闷,像浙江这样发达的经济强省,以省长之尊出面大声疾呼,要给农村老人增发养老金,为什么有关部门可以充耳不闻,置之不理,让美好愿望不能落地呢?没有条件,没有能力,百姓不会苛求。有条件,有能力,有领导愿望,而无实际善政,宛如一颗仙桃会发芽、会开花、会结果,却不落地,让人看得着吃不着,为什么呢?也行,在地方官员眼里,一幢高楼、一个项目,一个昙花一现的肥皂泡,都远比一大群老百姓的笑容,更重要。中国经济,归根到底,是普惠百姓的国民经济,还是只唯政绩的官僚经济?

杭州的哥罢运,冒出百姓生活维艰而积聚民愤火山的一缕浓烟。地方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乃至中国政治文明,是该重修炉灶、包容性发展的时候了。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