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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我也觉得我像个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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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觉得我像个疯子
崔永元:中国的电视台全世界最脏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开一个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会,去了后看到标题,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这个会我可以参加,我有话要说,我也想听听别人的说法。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时统宇准确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视率会造成很坏很坏的影响,他说之所以出现电视节目低俗化,是收视率闹的鬼,所以“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现场有很多记者,大概20多家媒体,他们在那儿聊天,发短信,没有一个人在认真听,当时我就想,可能会出问题。

那天两个人的发言最精彩,一个是时统宇,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尹鸿,他们的发言对我们从业者是最有帮助的,但是后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他们的声音,都是我和李咏、朱军的。这就是媒体的问题了。多万恶啊你说,一个很好的学术研讨活动,那么多明确的、清晰的、真实的观点,最后给描述成一个批判会、批斗会,这不万恶吗?非常万恶。

人物周刊:你觉得《超级女声》庸俗吗?

崔永元:那天时统宇也只说了一句:《超级女声》这样庸俗的节目,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我记得大意如此。为什么不利,他没有解释,因为当时会议快结束了。在我、朱军、李咏3个人的发言中,好像我跟朱军提了,李咏没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视十套《人物》、《探索·发现》这样的节目,它的收视率是没法跟《超级女声》比较的,在那之前我还有很长的铺垫,讲什么是公共电视,什么是商业电视。我认为我那天的发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发言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笑),但是都给写成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大概过了五六天,好几个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老攻击《超级女声》呀?我就回想我怎么攻击《超级女声》了,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我都没有看过《超级女声》,我从来没有看过《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没说过《超级女声》庸俗?

崔永元 :我当时就是说,像《人物》、《探索·发现》跟《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超级女声》无疑是娱乐节目,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的。比如《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晚间7点到9点档,都是高收视率时间(中央台的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7点到9点挣的,而且都是一套节目挣的,其他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如果你把《焦点访谈》安排到凌晨1点半,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离黄金时间越近,你的收视率就越高。

人物周刊:你后来仔细看过《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人家老说我骂《超级女声》,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这个时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说“我没骂过《超级女声》,对不起我特别喜欢《超级女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看了10分钟,确实不好,节目不好,就可以骂,没有问题。

我觉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别可爱,但那些评委一塌糊涂,我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资格坐在那儿指手划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你可以告诉她们应该怎样;为了活跃气氛,你也可以开些善意的玩笑,作为娱乐节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说什么呢?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评委说你多看她两眼就会爱上她。下面观众哄声四起,我认为非常恶心。你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个话呢!

又回到了我在会上发言的话题:什么叫公共电视?什么叫商业电视?我认为目前中国所有的电视都是公共电视。公共电视就是一个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看。电视机前还有很多不接受《超级女声》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会问为什么看两眼就会爱上这个姐姐呢,爱上是什么意思呢。

国外这种纯商业节目,都有个告知的义务,你愿不愿意参加?如果愿意,你可能遇到如下问题,这个节目将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参与者要有知情权,甚至要签合同。在做《实话实说》时,我们也没有规范,不签文本什么的,但是我们都会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电视,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国外,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们国内是靠道德。显而易见,《超级女声》连这个都没做,那些评委想说什么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区分了商业电视和公共电视之后,才能讨论《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一定要这样,否则《超级女声》的事儿永远说不明白。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我们看到“教育”这两个字时很刺眼,因为中国观众现在最烦的就是“教育”,说你教育谁啊,你就让我们高兴就行了。但是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我们这儿没人研究商业电视,为什么?因为商业电视不用研究,商业电视和任何商品的销售都是一样的,就算投入产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挣到钱,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业上最大的成功。卖衬衫是这样,卖袜子是这样,卖电视节目也是这样。回过头来说《超级女声》,如果它是商业电视台的一个商业节目,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管得着吗?卖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电视平台播出的一个节目,那就不止骂,必须要封掉。

人物周刊: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这样的区分。

崔永元:对,那天讨论会我说的就是这个事:为什么严肃节目收视率低会被攻击?娱乐节目收视率高会被攻击?弄得电视人没法做。我认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把电视台划分出来,分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谁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有没有公共电视台?有没有商业电视台?比如中央电视台,我们都认为它是公共电视台,但是它的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这叫什么公共电视台呢?你说它是商业电视台,我们想做很多挣钱的节目,没人同意我们做,得台里立项,上级批准才可以,哪有商业电视台是这样运行的呢?在体制不理清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做严肃节目,还是做娱乐节目,都会面临种种困惑。我当时希望解决的是这个问题,被媒体描述成我攻击《超级女声》。

人物周刊:你不承认《超级女声》有非常高的收视率?

崔永元:我不承认。如果说它收视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学的数据拿给我。我去过日本,我专门看过它的调查公司,日本人口1亿多,它的收视仪有一万一千个,一万一千个收视仪!我们也做过测试。而我们的样本采集少则500个,多则2000个,用这么少的采集量来推论十几亿人口的收视口味和收视率!既然大家觉得收视率重要,就要花力气去做,一边觉得它重要,一边又不用科学态度,对不起电视制作人,也对不起观众啊!

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其实我也为《超级女声》的操作者鸣不平,因为在本土将一个外来的商业概念实验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谈论《超级女声》。大众的喜好有那么可恨吗?

崔永元: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超级女声》很好看,所以街谈巷议都是这个话题;第二,是《超级女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多,议题操作得多。

比如说我投资5万块钱,就可以让《电影传奇》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什么?只要崔永元在拍摄《电影传奇》的过程中,每两天出一个绯闻,那《电影传奇》就是街谈巷议的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操作的,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央视栏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视率决定?

崔永元:如果你问主管领导,他们都说不是,有观众评价,领导评价,还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们说很多,但是节目制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视率。收视率低,你就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我反对的是公共电视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是否给电视赋予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也许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开心和娱乐。

崔永元:我女儿快9岁了,看到我天天这么难受,她也不是很开心。我不在家时,她在看美国、日本动画片,我回家了,她说,哎呀爸爸回来了,咱们看爸爸喜欢的节目吧。那天晚上国家地理频道连续播放了两个纪录片,其中一个讲海洛因,讲美国毒品市场的演变过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节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这个节目时,我女儿又说爸爸咱们不看这个行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很多血腥场面,贩毒、杀人、毒瘾发作,她受不了。一个严肃电视台的严肃节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镜头,何况商业电视,那种无节制的所谓娱乐?

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现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争,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业电视,我只会考虑市场效应,不会考虑其他事情的。如果这个前提不解释清楚,我觉得大家永远是乱打一气,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谁都不公平。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人物周刊:这是你绝对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节目是否低俗,标准是什么?应该由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电视,这个标准是可以制定的,我给你准备了些资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么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确。商业电视的标准无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们怎么能评价哪个节目好呢?做爱时间长,姿势多,就是好节目吗?《超级女声》该用哪个标准呢?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湖南卫视是商业电视台,还是公共电视台。

人物周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逻辑,说一个孩子因为看了电视,开始学做坏事了,这是电视人的某种自大吗?

崔永元:绝对不是。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如果我们假定国内所有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的话。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没有因为电视受那么大的影响。我非常反对这种说法。我知道对社会来说,它只是极个别现象,但对这个家庭这个人来说却是灭顶之灾。中国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说,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所以对公共电视应该有极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

人物周刊:《手机》“事件”后,你一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知道我的手机号,大概只有三个记者知道吧,即使这样,还是经常看到对我的“采访”:情况可能分两种,一是他(她)从别人的采访里编一些,这个还说得过去,起码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编,根本没这事儿,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没提过这问题,我也没有回答过,就编出一整篇“报道”来。

人物周刊:你说的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区分,是不是有点像电影的分级制?

崔永元 :当时我批评冯小刚的《手机》,也是类似的讨论,我认为是一次非常平心静气的讨论,最后就被媒体渲染成人身攻击,当时我真是焦头烂额,非常难受,因为我的意思被无限曲解了,完全变成一个小心眼的人,特别没有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这个看法,作为3级片来看,《手机》太差了,该脱不脱,该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么玩意?作为无限制级播放的电影,它也有问题,里面已经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电影局在酝酿电影分级制,这就是进步。到那时候,我会大摇大摆地到电影院去看我该死了,你谁也说不着我什么,社会允许。

人物周刊:即使过去这么久,我还是很想知道,你当时那么愤怒是因为“严守一”影射了你吗?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针对的是电影的分级制度。我当时说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这个更糜烂,可以比这个更龌龊,但是艺术家没有权利把它搬上银幕,这是我的原话。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堕落的,但是影视作品、公共作品,要对受众负责,尤其是电影还没有分级,男女老少都买票去看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我觉得那部电影是在美化婚外恋。

人物周刊:你还是认为《手机》对你来说是个凶险的圈套?

崔永元:起码让我看到冯小刚的为人。我后来就跟他没有接触,我对他的评价还停留在《手机》之前跟他的接触上。比如他请我到他家,给我包饺子,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他说是喜剧片。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他说你看吧,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把脏的部分去掉了。为什么?他心虚,没说。等到电影出来我才看到,连那个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还影射和晶,怎么不让人愤怒呢?和晶是个弱女子,我好歹还是个男子汉啊,我不拍案而起,谁拍案而起呢?既然说了,就说个明白,所以冯小刚的为人,电影分级制度,影视文化的价值取向全谈了,但是后来媒体描述出来的是一场人身攻击。

人物周刊:之后你没有和冯小刚再聊过?

崔永元:没有,他在报纸上说过一段话,但是我不记恨他,因为我不相信报纸。我说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然后冯小刚说,崔永元说,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孩子,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我说,MD,这人禽兽不如,连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顾忌,哪还能顾忌别人!真是禽兽不如!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对此发表言论?我不敢相信这是他说的,有可能是记者杜撰的,对吧。

人物周刊:当时大家都很明显地感觉到你的愤怒。

崔永元:愤怒,非常愤怒。后来我还看了一些影片,比这个还要脏,还要恶心,特别特别恶心。社会在进步,为什么影视却不断堕落呢?社会往前走,他们往后走,我当然愤怒了。可以说,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手机》也吃了没有分级的亏,如果有分级制,就敢拍露骨的镜头了,对票房大有好处。

人物周刊:国外影视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评名人甚至总统的,比如《9?11》,你怎么看?

崔永元:要看有没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还打过一个官司,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和肖像权,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涂,让我体验到了司法的腐败。

人物周刊:名誉权的案子你赢了吗?

崔永元:赢了。但是他们挣了3000万,赔了我10万,你觉得我赢了吗?这个案子一个礼拜就可以结案,用了3年,你认为我赢了吗?

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和失眠抑郁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节目话题面临瓶颈,越来越脱离现实、不痛不痒吧?

崔永元:对,非常对。这说明我们当时多么浅薄,认为我们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我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自己退下来。

人物周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对,根本不是实话实说,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个人能力微不足道,无法逆转,我们可以容忍《实话实说》说得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后,收视率一路下跌,仅仅是因为主持人的原因?

崔永元:没有人能证明它的收视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时用的是日历卡调查方式,现在是收视仪,两种不同的统计方式,无法比较。

人物周刊:但总体的印象是,《实话实说》不怎么好看了。

崔永元: 一方面,这样评价和晶、阿忆非常不公平。现在的《实话实说》是在近200个同类型的节目里竞争,而我主持时,只有一两个;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他们做得确实不如我。昨天我还跟和晶讨论这个问题,她说有一个观点认为崔永元做的《实话实说》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则过分强调意义,所以就不好看了,没意思了。她问我,“你是这么做的吗?”我说,“不对,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达‘意义’,当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应该把意义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后面。”她说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节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义”方面肯定没有什么减弱。

人物周刊:能具体评价一下和晶的表现吗?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矫揉造作,辽宁的黑龙江的,都说香港话,和晶没有,不浓妆艳抹,得体,值得赞赏。还有一点,她的心理素质特别好,跟我不一样,我那时像惊弓之鸟,听到非议会紧张,她应对自如,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声音,她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呢,这是她的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人物周刊:缺点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严肃的人,不爱开玩笑,可能大家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大家习惯了在《实话实说》中有意思地探讨话题,如果不叫《实话实说》,改个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周刊:你给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里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周刊:在《实话实说》里呢?

崔永元:勉强及格。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阿忆?

崔永元:阿忆不及格。阿忆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很熟悉,他的文笔非常好,学识比我高,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阿忆的学识在主持节目时显露不了呢?阿忆可能不适合做主持人,他就适合做学者,写文章,做学问,给学生讲课,当他面对镜头,还要化妆吹头发,这些可能彻底摧毁他的自信心。我觉得生活中的阿忆是100分,镜头前30分都不到,差异很大。

我跟阿忆开玩笑说,你看这本书我看3页,我能发挥出5页的内容,你看100页,但你连个前言都说不上来。人和人有区别,他在口头表达能力上可能有点欠缺。还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极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个特别爱开玩笑的人,很严谨,电视机前非要开玩笑,可能节奏就很难掌握。

人物周刊:你现在做的《电影传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吗?

崔永元:《电影传奇》特别近,它离我的理想特别近,只是不被市场认可,大家不觉得它是个好节目,这是个问题。《实话实说》人民认为它是个好节目,但是我觉得它离人民越来越远,我每做一期就觉得离我的理想又远了一步,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电影传奇》就是干事,因为没有人愿意干这个,费力不讨好。中国电影100年,我们有多少关于100年的资料呢?我们采访了1000多位电影人,其中几十位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再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影像资料了,等到中国电影150年、200年时,只能到我们这儿来找到他们的资料了。我跟我的伙伴们说,咱们不功利,咱们做一个资料收集,采访每个人都是从他记事开始谈起的,说的跟电影毫无关系,但是我们把它完整记录下来,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对整个中国电影史是有意义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挣不了钱,不盈利,也没人说这个节目受欢迎。我也可以做《超级女声》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们主持棒多了,我有这份自信。

现在这个节目已经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为馆藏作品了。据我所知,这是电影博物馆惟一的电视作品,这就说明了它的史料价值。现在,起码电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励我,每次我见到他们,都像摸自己儿子似的摸我的脑袋,说小崔,你干了一件好事,你帮我们干了一件好事,这应该是我们电影人自己干的,让你给做了,我们得感谢你。他们对我特别好,还给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药,我特别感动。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在《电影传奇》里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业,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么演技呀?

人物周刊:《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你怎样评价自己在3个节目中的表现?

崔永元 :《小崔说事》就不评价了,不值一提,挺随手的,好像少年时候练过武,老年了再比划两下,这么回事。《电影传奇》非常伟大,将来总会有人写它一笔的,它为百年电影做出了贡献,真的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觉得脸红,也不愧疚。

《实话实说》了不起,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谈话节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实际上学的是美国《脱口秀》。《电影传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实话实说》顶峰时,我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国第一号男主持人,后来才发现这个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们通往理想的过程中非常艰难地迈了一步,就误以为自己成功了,现在想来真幼稚,还没到青春期呢。实话说,《电影传奇》真是让我有成就感。

人物周刊:你说过希望自己心态调整好了后,再杀回去做个严肃节目,是什么类型的节目?

崔永元:读书节目。《电影传奇》很严肃,准备做4年,现在已经做好3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们还打算做《歌曲传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续下去,因为这是个商业项目,台里不投资的,很有可能没有人愿意投资,或者没有人愿意购买,就夭折了。

人物周刊:这个读书节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吗?

崔永元:现在几乎都没有可能了,因为那时候严肃节目还有生存空间,有人喜欢看娱乐的,有人喜欢看严肃的,尤其是40岁以上的受众群。现在是娱乐节目通吃,上到99,下到刚会走,大家都喜欢了,全民娱乐。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么时候?你会以什么方式告别这个舞台?

崔永元:随时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远是高品位、高格调的节目。但是如果电视台不需要,那我掉头便走。

人物周刊:人民可能不答应啊?

崔永元:做《实话实说》时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没乐晕了头,对吧,现在又有人说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所以我就从来没在意“人民”这个概念,哪有人民呀,没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张三、李四这些具体个体,我希望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骂我的很多,最恶毒的评价是,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真的,骂别的,比如他长得难看,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他早点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么还不死,他老说自己要自杀,怎么还不自杀啊,快点啊——这些我经常听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刚才那个评论,我认为是最狠的,也可能说到了我的痛处吧。(笑)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

崔永元: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不为自己担忧吗?

崔永元 :我不担忧。我不说我难受,所以我就说,更多的时候是媒体曲解了我的意思,他们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把我的语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有没有拍错的时候?

崔永元:我没有拍错过,都是媒体给我拍错的。我最近见到一些大画家、大作家,他们都劝我不要这样,他们说,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来说话。我理解的意思,是他们觉得我根本没有那种学识,话说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着尾巴多难受啊。

也可能是他们也堕落成那样的人了,觉得洁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时间我对网络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负面效应,觉得它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后来我看了《南方周末》对鄢烈山的采访,茅塞顿开。他没有说BBS一句坏话,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说这是个公开的论坛,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记者接着问他,那你的杂文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他说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我看完后特别高兴,我觉得他说得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一个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别人也是正人君子吗?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说是有病了。我其实只是希望从业人员要有职业道德,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其他的真的没要求了。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别人,希望中的外界社会,有没有点乌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认为那个是乌托邦世界呢,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比如我带我女儿去朗布拉邦(音),老挝一个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人特别感动。回来我就想,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发达?是不是纽约就叫文明?华盛顿就叫发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对别人的那些要求了吗?

崔永元:对,我就能做到绑票不撕票,收了红包不塞纱布。主持人请人家来做节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别背地里骂人家,我就这个要求,这个要求高吗?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