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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仕: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请问你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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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鸡蛋一边,不仅仅需要冷静思考和发现真相的能力,还需要挑战高墙的勇气和忍受孤独的毅力。面对代表强权的高墙,对于一般人来讲,能做到同情鸡蛋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我仍然希望,面对高墙,能有更多的勇士选择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不仅仅是因为鸡蛋更脆弱、更容易受到伤害,也不在于鸡蛋是否代表正义。

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当下一次“以卵击石”发生时,我们才会严肃地审视,是不是墙建错了地方或者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而不是象我们有时候做过的那样,嘲笑鸡蛋。

我为自己在18岁时曾经不仅仅同情,并且还莽撞地站在了鸡蛋一边而感到欣慰。

那一年的夏天,我乘火车北上读书。是那种没有空调的绿皮车,车厢里人不多,我慵懒地斜靠在窗边,任清凉的风滑过脸颊。望着窗外熟悉的景色渐渐远去,我并没有多少伤感,心中涌动的是对大学美好生活的向往。

突然,一阵喧嚣声打乱了我的思绪。回头一看,列车员正揪着一位晒的黝黑的农村大婶的衣领往车门方向拽,大婶大概有四十多岁的样子,她紧紧抱着用皖北妇女常用的头巾包裹着的一包东西,正试图挣脱列车员的撕扯,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年轻的女列车员显然厌倦了这种争执,一伸手将大婶怀里的方巾扯掉,啪嗒、啪嗒,有几小袋东西掉落在地板上,我仔细一看,原来是用小塑料袋分装好的茶鸡蛋。大婶急的涨红了脸,嚷嚷地声音也抬高了,她伸手去打列车员的脸,快打到的时候在空中停顿了一下,没打着。列车员被她激怒了,抬脚去踩掉在地上的鸡蛋。我急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吼,“站住,你凭什么踩人家的鸡蛋?”列车员瞪了我一眼,嘴里嘟囔着走开了。那一年,我十八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列车员,尤其是年轻的女列车员就没有过好印象。

我知道火车上不能随便卖东西,列车员制止大婶卖茶叶蛋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不应当受到责难。我也知道,那个大婶为了自己的私利,违反规定,擅自在火车上卖茶叶蛋的行为理应受到查处。可是,我的内心就是忍不住同情大婶,我同情她,甚至还会偷偷地为那些摔落在地上的鸡蛋流眼泪,因为,我从那些鸡蛋里看到了大婶半夜里起来煮茶叶蛋的辛劳身影,看到大婶舍不得吃一个鸡蛋的而只啃几口干馍馍时的样子,也看到大婶数着辛苦挣来的零钞时候简单、幸福的笑容。我一直以为,这样的笑容最简单朴实,也最容易得到,为什么要踩碎它?

毕业以后,我留在繁华的都市,上班、下班,娶妻、生子,过着平凡简单的生活。一晃十五年过去了,当初那个懵懂少年已经历了太多的磨砺,曾经年少的轻狂早已被岁月无声的抚平,我的心已不再那么容易被感动。只是,在不经意间,那位大婶惊慌、无助的眼神仍会在我脑海里划过,在我沉静的心里激荡起波澜。

这些年来,我所生活的城市和我们这个国家一样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为这座城市和我们的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和自豪。我时常在想,现在高铁都开通了,应该不会再有那样的绿皮车和列车员了吧;我们的国家都基本实现小康了,农民种地都不用纳粮了,人民生活幸福了,那位农村大婶应该也不用再卖茶叶蛋了吧!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很舒畅,仿佛放下了压在心底许久的石头,可以舒心的喘一口气了。

可是,当我看到赶着毛驴车的老大爷摆在路边的西瓜被城市管理者(简称“城管”)踢烂时,当我看到烤羊肉串的小贩们因为抗拒城管的执法而被强制揪上警车时,当我看到广西北海四名刑事辩护律师因为替可能被冤枉的“犯罪嫌疑人”据理力争而被警察抓捕时(《广西四律师”妨害作证”始末:再不敢代理刑事案》,南方周末,2011-06-24报道,记者:黄秀丽),我的眼前又一次次地出现“大婶的眼神”和那些被摔落在地上的“鸡蛋”。每一次,我的心都会被刺痛,深深的刺痛,只是,我再也没有勇气象当年那样的大吼了。是的,我不敢,我也不应该吼。

城市管理者为了城市的秩序和整洁禁止乱摆摊设点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警察们抓捕坏人更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他们都不应当收到责难。更何况,他们手中握有权力、手铐和警棍,谁都不敢,也不应当对他们大吼。可是,我的内心还是忍不住同情卖西瓜的老大爷,同情卖羊肉串的小贩,同情被抓起来的律师,是的,我同情他们。一如,当年同情卖茶叶蛋的大婶一样。虽然,我已不敢象过去那样莽撞地和她们站在一起。

为什么?为什么同情他们,我经常扪心自问,弱者就一定代表正义的吗?弱者就一定值得同情吗?我很矛盾。直到有一天,看到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先生那篇著名的演说词《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我才明白,原来,“站在鸡蛋一边”不仅仅因为同情。

村上春树先生是这样说的,“……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更深一层的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先生是在以色列政府颁奖典礼上发表的演说,在此不久,以色列战机刚刚对被围困的加沙城发动袭击,数千平民在袭击中伤亡,而先生演说时,台下坐着的,就有这次战争的决策者,以色列总统佩雷斯。

我敬佩先生的勇气,更敬佩先生演说词中折射出的人性光辉。是的,相对于“体制的高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枚鸡蛋。当不幸站在高墙的对立面时,每一枚鸡蛋都是独一无二的,脆弱的,也是值得怜悯的。如果我们能读懂大婶的眼神,能听出鸡蛋的哀鸣,我们就能时刻警醒自己,当有一天,我行使“高墙的权力”时,一定要谨慎行事,一定要善待每一枚鸡蛋。因为,换一个场合,我也可能是“鸡蛋”当中的一员。

在现代社会中,有一种职业是专门站在鸡蛋一边的,那就是刑事辩护律师。按照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警察、法庭和监狱是国家进行阶级统治的专政机器,在和平时期,他们掌握着合法剥夺他人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的权力。相对于普通公民,专政机器无疑拥有绝对强大的权力,以确保任何人犯罪都必须受到追究。如果能确保绝对的正确,那么绝对的权力能够最有效的遏制犯罪,给人民带来福祉;另一方面,一旦权力用错了对象,给公民造成的伤害往往是毁灭性的。就因为谁都无法保证权力的绝对正确,我们必须给权力套上法律的枷锁,让它在法律的轨道内运行,以确保它不要误伤无辜的好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是确保无辜公民不受非法追诉的武器,而律师就是运用这一武器而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奋力抗争的勇士。

如果我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我将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严格地审视专政机关举出的每一份证据、严肃地检验刑事追诉的每一个环节,以确保我的当事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我将不遗余力、甚至吹毛求疵地寻找专政机关办案过程中的每一个疑点、每一个漏洞,以确保那位可能清白无辜的当事人不被错误的追究。

如果我是一名警察,面对喋喋不休、据理力争的律师,我首先要思考的是我办的案件究竟有没有错漏,我有没有充分保障嫌疑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我办的案件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没有可能是我的确办错了案,抓错了人;当律师拿出嫌疑人罪轻或无罪的证据时,我首先要审视自己,这些证据我为什么没有取得,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过于自信或者对嫌疑人存有偏见;当我要以伪证罪抓律师的时候,我一定要更加万分小心的提醒自己,我究竟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还是为了打击报复?我敢不敢把这个案件的证据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评判?

如果我是一名城市管理者,当面对乱摆摊设点的小贩们,我首先要思考的是我有没有给他们提供合法摆摊的机会,我有没有依法提示他们不要违法摆摊;在做出处理决定之前我有没有充分保障他们应当享有的陈述、答辩的权利;在抬脚踢向他们的西瓜和羊肉串之前,我应当警醒自己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我这样做会不会伤害我所代表的党和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西瓜和羊肉串都是群众赖以生活的合法财产,除了踢翻、扣押或者没收,还有没更好的方式?

如果我是……

如果我什么也不是,至少我还可以同情鸡蛋,站在鸡蛋一边。同情鸡蛋,可以让我们更加冷静地审视“高墙”的权力,可以让我们更加睿智地发现权力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不公,可以让我们更早一些从众多复杂纷纭的信息中发现事实的真相。然而,同情鸡蛋,并不意味着站在鸡蛋一边。站在鸡蛋一边,不仅仅需要冷静思考和发现真相的能力,还需要挑战高墙的勇气和忍受孤独的毅力。面对代表强权的高墙,对于一般人来讲,能做到同情鸡蛋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我仍然希望,面对高墙,能有更多的勇士选择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不仅仅是因为鸡蛋更脆弱、更容易受到伤害,也不在于鸡蛋是否代表正义。

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当下一次“以卵击石”发生时,我们才会严肃地审视,是不是墙建错了地方或者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而不是象我们有时候做过的那样,嘲笑鸡蛋。

我为自己在18岁时曾经不仅仅同情,并且还莽撞地站在了鸡蛋一边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