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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我所结识的喇嘛(二) 东嘎洛桑赤列活佛

作者王尧教授为著名藏学家、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特聘的中央文史馆馆员。

1959年3月发生的拉萨事件,我们受到了较大的震动,怎么和平解放8年了,在西藏发生这么大的事件,达赖喇嘛不是国家领导人么,怎么会外逃呢?领导层和社会大众都在反思,一致认为,对西藏文化特别是以佛教为中心的文化史观,必须切实地进行研究、调查和探讨,才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西藏,达到团结友好和谐。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实行了平叛、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而这个制度在社会各个方面和各个地区的影响我们是所知甚微,有时,一问三不知。在这种形势下,领导上就有了加强对西藏文化历史研究的动力。

1960年初,授权由中央民族学院开办“高级藏文研究班”(据说是周总理下的手令,我们都没有见过)。

首先招来了本科藏文班的毕业生,要加以深层次的培养训练。于道泉先生深感责任重大,必须聘请专任的藏族高级专家,由他们来任教,才有可能解决许多文化和历史的问题。这样,上上下下意见逐渐趋于一致,几经努力,西藏地方的配合,终于请来三位专家到京。

第一位是东嘎洛桑赤列活佛,他是拉然巴格西(LHA-LiM-BA)。著名的历史文化专家。色拉寺出身的优秀学者。

第二位是扎西仁青格西,甘丹寺宗教学台柱。因明学的掌门人。

第三位是俗官文化的代表,土登格吉。曾在西藏地方政府长期任职,精通官署行文格式,讲究类似等因奉此的文书专家,离开他们再大的活佛格西也弄不懂官府文书说的是什么。三位专家到来,立即开班授课,与他们所授课程配合还组织了一个“佛学讲座”,聘请在京的佛学专家,传授佛学知识。

周叔迦: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佛教学院副院长,讲授中国佛教史的十大宗派(八大宗派)。

法尊法师: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藏传佛教专家,曾在西藏游学16年,精通藏传佛教的历史,讲授“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历史和人物。

喜饶嘉措大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拉萨版藏文大藏经的主持人,主讲藏文古文化系列。

牙含章先生:社科院民族所所长,主讲佛教信仰和无神论问题。

任继愈先生:社科院宗教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主讲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

张克强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的研究员。主讲藏文本的印度佛教史(长期开课一年)。以及慈恩大师的密教五不翻。

高观如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研究员,主讲佛教与中国文化。

戴蕃豫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研究员,主讲佛教与中国艺术。

王森先生: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研究员。主讲“清顺治帝授予五世达赖喇嘛的金印”解读等等。

以上讲座配合了三位藏族专家的课程,赢得了同学们的十分关注,许多教师前来旁听,真是座无虚席。

经过三位藏族高级导师讲授指导下,又广泛地吸收了佛学界权威的面授讲解,后来在研究班的学生当中出现了一批人才。如拉巴平措,曾任西藏自治区的副主席、西藏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现在担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杜泰,担任西藏广电局局长(现已病逝);赤来多杰,《西藏研究》杂志主编;鄂塞,西藏自治区档案局局长等等,这都是这个研究班的优秀毕业生。

这个研究班主讲东嘎洛桑赤列活佛是一位饱学之士,自幼被认定是第四世的东嘎活佛的转世灵童,受到尊重,迎入东嘎寺供养,学习、诵经、写作。后又转入拉萨的色拉寺专门进修,并在传召大会上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声誉日隆。1959年的拉萨事件中坚持留下不走(后来居然也受到批斗,真是奇怪令人不解),他是一位头脑非常清醒非常敏锐的学者,迅速的接受新鲜事物,当他被推荐的北京,进入高等学府这个新的轨道,使他感到新奇新鲜和安慰,真正是如鱼得水。东嘎先生主讲藏文“古典历史名著选”,在这门课中,以他选择了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名著《西藏王臣史(Deb-ther-dpyad-kyi-rgyal-movi-glu-dbyangs),这是一本非常难以自学的书,但是它在西藏历史著作当中很有地位。举例说:太阳落,月亮升。它要说成:金乌坠玉兔升。用这样高雅的同义词来表达作者的文化修养。对于自学的人可是一道难关。我曾经自学过几次,总有一些啃不动的骨头,横在眼前。这次听他讲课,他是在堂上眉飞色舞,大显才华,把这门课讲得有声有色,十分动人。我是随堂听课受益不浅,而且随堂做了笔记,逐章逐节翻译成汉语,可惜译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抄没了,同学们跟我一样,从这一门课的学习中,登上一个台阶,从此藏文的历史著作基本上都可以读下来。

东嘎先生在讲课中完成了他的专著、并且当堂讲授《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当他的这一本书出版不久,就有三种汉文译文同时出现(陈庆英、唐景福和郭冠忠译本)绝非偶然。书中对于西藏的长期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它的来龙去脉做了条理分析,而中央王朝大力扶持起了决定性作用。

东嘎先生不仅仅受到同学们的尊敬,而且声名远扬国外,1985年夏天,他和我应邀来到慕尼黑,参加第四届国际藏学会议,这个会议的主持人和主办人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科学院亚洲研究所的维巴克博士和邦龙仁波切。东嘎先生的到来,受到极大的关注,人们问长问短,围住他问个不休。东嘎先生也十分兴奋,他在开幕会议上,做了一个非常令人出乎意外的发言。他说:“今天我能够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参加会议感觉到非常光荣”。到会的藏学界朋友们感到十分怪异,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才活佛问我,东嘎喇嘛是共产党员吗?我笑笑,我哪里知道。可见人们对东嘎先生的诧异,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说起来他也真是有这样的胆气,一次会后他说,今天晚上自由活动,我在下面茶座静候各位,有任何藏学的问题都可以回答。他为中国藏学界争足了脸面。会后我们回北京,经过苏黎世转道莫斯科,需要转乘苏航回国,在机场要等候6个小时,我和东嘎先生在机场候机大厅里面转悠转悠,巧遇在维也纳居住的刘明铨先生。他见到了东嘎活佛,就跟我商量,他想拜一拜东嘎活佛。后来他们成为极好的朋友。这两位都已先后作古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东嘎先生完成了他的一部巨著《东嘎大辞典》,这是以他个人署名,独力编成的历史文化词典,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有十五万条,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重病的疼痛,奋力完成初稿,最后怀着十分难分难舍的心情,撒手西去。

我和他的友谊介乎师友之间,我真把他当作老师来尊敬,他对我亲切如兄弟一般,在我的几本著作中他写的诚恳的友爱的十分关怀的序言。后来,他转回西藏大学任教并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兼职,可惜骨癌病魔向他袭来,终于离开人间。至今人们还是十分怀念这位勤恳一生的藏学工作者,也是我永远难忘的喇嘛朋友。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