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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峤:中国政改的“最佳时机”早已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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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把权势者等同于党,把全体党员和党的组织变成权势者的工具。反对专制体制和权力阶层,就是“反党”,那些“党员领导干部”口头上都自谦是“普通党员”,可是,反对一个无职无权的党员,有谁说是“反党”了?只有反权、反专制才是“反党”。分明是坚持官僚专制,却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与时俱进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但马恩自己与时俱进的结论,却从未得到坚持;坚持社会主义,结果贫富差距比资本主义还严重;“人民民主专政”只剩下专政了。而所有这些“不足”,只能通过“不断完善”来解决。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们还能指望政改吗?一帮掌控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内强外弱、满嘴歪理谎言的无耻之徒(他们绝不是党),能有政治改革的愿望吗?所以,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早已失去,我等“屁民”别一厢情愿地期待了。

中国人讲话最喜欢用“最”,比如“最好时期”,就是各级、各部门自我评价的通用关键词,年年都是“最好时期”或“最好时期之一”。我要说的是另一个带“最”的提法:“目前(或现阶段)是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这话好像说了20几年了。我就纳闷了,就事业发展而言,年年都是“最好时期”,在理论上还说得通,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几十年都是“最佳机遇期”,可能性很小。如果说20年前出现过“最佳时机”,现在早过去了。

这话近乎沮丧,但是,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自欺欺人,自我麻醉。

一、“政改最佳机遇期”如何判断?

“最佳”是相比较而言的,是特定历史时段中的最理想的时期。政治改革的“最佳机遇期”,应当是指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政治改革基本完成这一历史时段中,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最有利的时期,该时期为政治改革顺利进行准备了较多的条件。我认为,现在不是政改的“最佳机遇期”,以后出现“最佳机遇期”的可能性也不大。它早就成为历史了。

“最佳时机”是有利条件最多的时期,那么,政治改革需要哪些基本条件呢?粗略地讲,需要同时具备上层和下层、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际几个方面的条件,即在国内,上层和下层、党内和党外,都有政治改革的愿望、热情和共识,国际环境比较稳定。能够基本具备这些条件的时期,就是“最佳机遇期”,这样的机会确实不多,稍纵即逝。

按照这个分析,应该说“十三大”前后的几年,就是我国政改的“最佳时机”,那时,举国上下、党内党外,都对政治改革充满热情和期待,国内矛盾尚未白热化,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也比较缓和、稳定,如果说当时存在不利因素,主要就是经济状况还比较脆弱,那几年的“抢购风”和“涨价风”就是物资短缺的爆发性表现。

这个机遇早已一去不返了,进入1990年代以后,党内外、国内外的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改的有利条件迅速消失。第一,党内高层再没出现像邓小平在1986年那样集中阐述政治改革思想的人物;第二,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坐大,形成为政改的强大阻力;第三,大多数知识精英从关心国家前途转向追求个人私利,政改的社会心理和公众舆论的引导力量基本消散;第四,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复杂;第五,大国关系出现变数,周边环境严重恶化。这与“十三大”前后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今后10年、20年,能否再度出现类似20年前那样的内外环境?我基本不抱希望。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早已失去了,而今而后,能有“次佳机遇”就谢天谢地了(“次佳机遇”和“次次佳机遇”也过去了),历史留给我们的就剩下“绝地求生”了。

二、危险的恶兆

现实的种种不祥之兆,也可以证明“政改最佳时机已经失去”。

迅速增多的集体上访和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被普遍认为是危机的标志之一,其实,恶兆远不止此。共产党应对群体性事件是有经验的,除了政变之外,共产党政权没有被人民群众直接推翻的先例,苏共垮台不是民众造反的结果,而是苏共高层的“问题”,中共早就汲取了这个教训。

我曾经分析过,在现代条件下,若不是外部扶持,一国民众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推翻统治集团,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所装备的现代武器,对付民众是轻而易举的。苏联人民不可能把苏共推翻;东欧各国共产党大都是上层弄垮的,罗马尼亚是军队政变。那么,民心向背的规律是不是“失效”了?否,只是它起作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苏共被解散,人民根本不答应,那么苏共绝不会垮台。丧尽民心的政权,弱不禁风,稍有一点“内力”或“外力”,就轰然倒塌,因为基础早就没了。所以,人民支持与否,仍然是根本因素,决定因素。伊拉克人民如果铁了心支持萨达姆,美国能推翻他吗?但人民要直接跟执政集团面对面地搏斗,肯定失败,在快速反应部队和定点打击的尖端武器面前,“小米加步枪”肯定不行。

现在,各地群体性事件虽然彼伏此起,但只要动用警力就可平息,根本用不着武警部队和解放军,所以,极少数不明真相的民众闹点事,根本构不成威胁,算不上重大危机。

我说的“危亡之兆”,至少还可以从四个方面观察:

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表面上看没什么矛盾,更谈不上“危机”。我虽孤陋寡闻,“不明就里”,但也不妨用“笨心眼”猜想——强征强拆是激化民愤的第一因素,中央三令五申予以制止,效果如何?调控房价,地方政府的力度如何?建保障房,地方政府的行动如何?预防腐败,查办大案要案,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如何?屁大的事都要中央介入,而被中央撤职的官员,转眼就异地复职了,凡此种种,都证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正在大幅度地弱化。中央本级的矛盾也已显现,国务院要求各部委公开“三公”经费开支,结果众人皆知。就中国的国情而言,这个危机远比群体性事件更根本。所以我曾建议“地方分权”,省区市的人大、政府、法院、监察,即便不是民选的,也可以把它们的权力彻底分开,相互独立,平起平坐。党委不得拥有总揽全局的“最高权”,甚至不得拥有行政性权力。全国只能有一个“领导核心”,那就是党中央,地方党组织不应成为那里的“领导核心”,“核心”多了,就是遍地诸侯,日久必乱。这格局已经动不了了,中央即使明白这一点,但只要地方还“给面子”,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二是政权内强外弱。中国的国家机器之庞大,可谓世所罕见,空前绝后,不仅有庞大的政府,还有党的系统是国家机器的核心。此外,村委会、居委会、工青妇、军校党校高校乃至所有学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国有企业乃至建立了党组织的民营企业、各种协会,等等,等等,都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剩下的还有什么?“屁民”而已。任何地方出了“孙悟空”,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何况根本就出不了“孙悟空”。但是,这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却在撮尔小国的“老鼠戏猫”面前忍气吞声。说是美国人搅局,13亿人若是众志成城,美国敢“搅局”吗?8000多万党员也吓死他们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就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如能为国家赴汤蹈火,民众即便被他们搜刮了,也会紧紧跟上,他们能吗?如果县处级以上干部人均拿出100万,用以加强南海防卫,则南海无虞矣。他们都有这个能力,但他们根本不可能这样做,他们正在准备移民美国呐。曾记否?甲午海战前,大清的国力绝不比日本弱,而那艘决定日军胜利的“吉野号”,本来是大清政府订购的,但军费被慈禧那个老娘们儿挪去修建颐和园了,而日本皇太后却把自己的嫁妆典当出去弥补军费,抢购了“吉野号”。这不是危亡之兆吗?

三是人心物化。自打那次“风波”之后,不仅是老百姓,就连知识精英们也都作鸟兽散,成了各自“觅食”、互相争食的乌鹊。北大造就了79位亿万富翁,名列第一,清华紧随其后,造就了70位亿万富翁,这肯定都是“风波”之后的“成就”。3个地厅级贪官玩了100多个女人,简直是行尸走肉,纸醉金迷。老百姓自然也是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媚富+仇富”,在房子、孩子之余,就是酒肉和女人。古罗马灭亡前的社会就是这幅景象。

四是一把手皆“智足以拒谏”。这句话是古人对桀、纣两位前期进取、后期昏暴的亡国之君的评价,意思是,这两个大坏蛋的脑瓜子和嘴巴子都非常好使,足以堵塞、拒绝一切意见和建议,让你无话可说。今天的大小官员、特别是一把手,无不以此为能事。别看现在是网络时代了,一把手在班子内和本单位,仍然是“绝对真理”,只要他的主义定了,就有千万条理由在等待一切“非议”。永远正确,死不认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即便在酒桌上,也一定是领导见多识广、风趣幽默、句句得体。

这就是执政党所需要的能力和水平,这就是专制文化造就的政治流氓。再看看“党”(权)的论述方式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那还要改什么?现在不就是党的领导吗?人民也当家作主了,也依法治国了,不足之处有待“完善”。其实,只有“党的领导”是实的,其余都是空的,但是,任你怎么理论,“决不搞”都是正确的。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把权势者等同于党,把全体党员和党的组织变成权势者的工具。反对专制体制和权力阶层,就是“反党”,那些“党员领导干部”口头上都自谦是“普通党员”,可是,反对一个无职无权的党员,有谁说是“反党”了?只有反权、反专制才是“反党”。分明是坚持官僚专制,却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与时俱进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绝对正确,但马恩自己与时俱进的结论,却从未得到坚持;坚持社会主义,结果贫富差距比资本主义还严重;“人民民主专政”只剩下专政了。而所有这些“不足”,只能通过“不断完善”来解决。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们还能指望政改吗?一帮掌控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内强外弱、满嘴歪理谎言的无耻之徒(他们绝不是党),能有政治改革的愿望吗?所以,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早已失去,我等“屁民”别一厢情愿地期待了。

三、无奈的历史宿命主义

怎么办?听天由命。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才能创造历史,人类才能主宰历史,专制体制就是宿命的体制,只有英雄才能创造历史,现在是有专制而无英雄。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宿命论,它认为历史受必然规律的支配,个人、政党都不能主宰历史的进程。“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们就接受这一切吧。等待就是最好的行动。

我曾经乐观地推测:中国的政治改革,只有到“全面小康”以后才能启动,因为那时,民间已有足够的投资能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党和政府不用再为发展经济而耗费所有精力,社会力量也足以维持稳定,政治可以从社会中相对独立出来,政坛动荡不会引发社会动荡,政治改革不会引发社会动乱。我错了,GDP总量已经翻两番了(36万亿人民币是全面小康的基础),可以“全面小康”了,可是, “全面小康”在哪里?民间的资本力量和投资能力在哪里?经济自动发展的动力和社会自动稳定的条件在哪里?我永远也不知道。房价翻的比GDP快多了,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也翻了好几番,基本食品价格翻了几番呀?80%以上的人还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六个更加”的全面小康不可能靠翻几番GDP实现了,政改的最佳机遇期还能到来吗?一去不复返了,正因为政改没启动,所以才无法实现“惠及十几亿人”的全面小康。

稳定,这个最能迷惑人的东西简直毁了中国,稳定和政改已经势不两立了,而且稳定压倒了一切。我们想稳定就能稳定吗?历史的力量不可阻挡,怎么稳定?中国已经动荡过一个多世纪了,也过来了,那是谁制造的动乱?是历史的必然。未来的动乱能避免吗?靠所谓的“完善”恐怕不能避免动乱,只能制造动乱。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吧,一切都是必然的,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动乱又如何?对于穷人来说,还能比极端不合理、极端腐败的“稳定”坏到哪里去?乞丐最不怕动乱,既得利益集团才怕动乱。本来只有民主可以避免动乱,既得利益集团坚决抵制,那还能怪谁呢?咎由自取。

动乱不可怕,可怕的是动乱的结果是什么,会不会再出现一个专制体制呢?我看基本不可能。因为,在未来的动乱中,不可能出现毛泽东似的强人、伟人,专制早已臭不可闻,谁都不敢再搞专制。动乱的结果只能是某种形式的民主,至于是什么样的民主,现在难以设想,但政治竞争和竞选是必然的,谁都别想自封为王。再不搞竞选,谁都没有话语权。

凡事都有两面性,物极必反,只有专制才能打倒专制。中国文化历来追求表面一团和气,专制腐败硬要把社会撕裂开来,这是坏事,也是好事,只有撕裂了,才有分权和民主。专制集团当然想永远专制下去,只有这种疯狂的欲望才能瓦解专制体制。没有巨大的力量,不可能击碎超大规模的专制体制,这种力量只能由专制体制不断积聚,腐败、残暴、蛮不讲理、丧失人性,就是社会爆发力的最有效的催生剂。列宁当年提出“革命条件总成熟”的论断,想必也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只有当人民和统治者都不愿意在原有制度中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到来。这不是彻底无奈的心态吗?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必须具备足够的历史耐心。

四、改变传统的英雄观

许多人都在期待某位英雄人物的出现,由他来启动政改,“毛泽东热”可能也折射了这种社会心理。我们必须改变这种观念,未来不可能再出现那样的伟人,如果出现了,也绝非中国之幸。未来的英雄,一定是破坏专制体制的急先锋,而后又成为民主选举的失败者。我们必须抛弃“成王败寇”的英雄观,否则,就不会有“英雄”再现。

邓小平为什么没有像推动经济改革那样推动政治改革?有人估计,邓深感自己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完成极其艰巨复杂的政改任务。如果每届领导人都这么想,政改就不可能有人启动。邓1986年大讲政治改革,10年后才去世,而且他心目中的政改主题只是党政分开,这么个政改,在他尚且10年不能完成,今后的政改绝不止此,而今后的领导人任期不超过10年,政改却远比20年前困难得多,他们又都没有邓的余威。所以,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完成政改任务,甚至还会因为政改受挫而中途下台,据此推想,政改何期?但历史的必然总会通过某人体现出来,这个人不管是瓦文萨还是戈尔巴乔夫,只要他们勇于向专制体制挑战,他们就是英雄,这样的英雄将不止一位。中国有些人一直在痛骂戈尔巴乔夫,而梅德韦杰夫却为他颁发了国家勋章。我们也牺牲了两位改革的急先锋,中国人民会不会有一天也给他们颁发英雄勋章呢?

不能往下写了,我已泪眼模糊。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