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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01:最危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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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哪些人在阻挠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为什么反对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深入下去?原因是什么?

不是别人,而是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不仅指有权有势的人,而且包括依附权势得利的人。

毛选开篇明义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可见分清敌我是多么的重要。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惊天地、泣鬼神伟绩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四个考验面前打了败仗、出现了四个危险?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在《党真的岌岌可危了?》一文中进行了初步探讨,得到网友们的热烈响应。本文探讨的是:究竟是哪些人在阻挠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为什么反对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一步深入下去?原因是什么?

不是别人,而是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不仅指有权有势的人,而且包括依附权势得利的人。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简略回顾一下苏联是如何亡党亡国的,以便从中正确汲取教训,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

苏东剧变已经引起世界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普遍关注,探讨其失败原因的著述也是汗牛充栋。本人在《国际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的哲学根源》中,从哲学的基本问题上进行了探讨。下面再从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何阻挠改革这个角度,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从斯大林逝世到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共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赫鲁晓夫初试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他在党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大量血淋淋的残酷事实震惊了各国共产党。他揭露黑幕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是想把苏联搞垮,而是初步认识到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想改革个人独揽大权的局面。这个报告犹如在领导集团中扔了一颗思想炸弹,炸得他们目瞪口呆,惊慌失措。建国三十六年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怎能善罢甘休,他们群起而攻之,结果被勃列日涅夫发动宫廷政变取而代之。刚刚兴起的改革被打了下去。

第二阶段是勃烈日涅夫的反动。他掌握苏共中央大权后,采取各种手段,笼络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生生不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了寄生在苏联社会上的大毒瘤。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揭露了当时的情况:“经济中的障碍机制及其社会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社会调查显示,苏共已经不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政党,蜕变成了代表特权阶级利益的政党。表面的繁荣掩盖着深刻的矛盾。

第三阶段是安德罗波夫之问。据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一书中披露,1983年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公开下达任务,“要大家把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会的问题弄个明白。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必须重新判定国内已有制度的本质,他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又委托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深入研究经济领域里出现的局势,并就经济改革提出建议”。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书记居然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着实使人震惊。这说明他对苏联社会的性质发生了疑问,对其在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怀疑。可惜他逝世过早,没能来得及找出答案就去世了。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不能不说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当头棒喝。

第四阶段是戈尔巴乔夫的无奈之举。继两任总书记相继去世后,戈尔巴乔夫走马上任。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中对改革的起源、实质、革命的性质、如何开始、初步经验、苏联改革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作了阐述,明确指出:“之所以要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提醒国民“最近三个五年计划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到80年代初,已下降到使我们几乎临近经济停滞的程度”;认为公有制异化成了“无主的、无偿的和失去真正主人的东西,把追求总产值作为“最高任务”,消费者“由生产者摆布”等粗放式发展,带来后劲不足,“把经济拉进了死胡同”;“有创造性的思维被排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为意志论的评论和推断却成为只能加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领导人更替的自然过程遭到破坏”“许多身居领导职位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出现了无视法律容忍种种弄虚作假和贪污受贿、阿谀逢迎和歌功颂德的现象”。这一切都表明“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与胡总书记对我国当前“四个危险”的分析,何其相似乃尔,不能不引起全党的高度警惕!

面对存在的问题和严峻的形势,提出经济上向列宁“求教改革的思想源泉”,主张启用新经济政策,目的在于“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以另一种制度取而代之。从西方另一种经济中塞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相信,如果真正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遵守社会主义的各项基本原则,充分考虑人的利益、利用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能力就比资本主义大得多”;政治上“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

这就充分说明,戈尔巴乔夫绝不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对苏式社会主义进行改良。那些认为戈尔巴乔夫居心不良,成心要把苏联苏共搞垮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如果按他的改革路线进行改革,苏联能否解体,苏共能否解散,是很难下定论的。

但是,长达半个多世纪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会善罢甘休。他们预感到革命将要革到自己头上,既得的利益将要丧失,不能坐以待毙,对改革进行了顽强抵制,致使经济改革推而不动、裹足不前,迫使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求救于政治体制改革,想以此搬掉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块大石头。由于这块大石头太大太重,盘根错节,他搬不动。最后发展为“8.19”保守势力发动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只是由于叶利钦在坦克上振臂一呼,平息了武装冲突,避免了流血事件,在他的鼎力相助下,把戈尔巴乔夫从软禁地解救了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才下定决心解散了苏共和苏联。维持了七十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从根本上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是由于它的经济基础的产生和运行机制都背离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具体葬送苏共苏联的却是七十年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后来的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独立后,当它对国有经济进行私有化改革时,同样遇到了这股势力的重重阻挠,迫使当局不得不一再修改改革方案,直到既得利益集团满意了才得以继续下去。这些人乘私有化之机又大捞了一把,成为尔后俄罗斯各领域里的寡头。因此,苏共苏联不是葬送在戈尔巴乔夫手里,而是葬送在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手里了,改革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极力阻挠,结果导致亡党亡国。这证明了总设计师的科学论断: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导致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这是确定无疑的。那末,我国的“四个危险”又是哪些人造成的呢?不是别人,也同样是既得利益集团造成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为改革制造重重困难,企图阻止改革深入下去;另一些人,向往过去的美好时光,企图把社会拉向后退。我国的既得利益者由以下两种类型三种人组成:

第一种是历史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曾经是当权者及其家属和子女,过着衣食无忧的人上人生活。包括以下两种人:一种是建国后前28年的当权者及其家属和子女;一种是十年动乱时的当权者及其家属和子女。他们都曾有过美好时光,对过去总是恋恋不舍,夸耀当时如何美好,不满意现在的处境,贬斥现实,主张回到过去。所不同的是:前者自称是正统的,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臣(这应该肯定),吹捧28年所取得的成就,显得趾高气扬;后者绞尽脑汁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但显得底气不足。两者虽然都对改革开放有抵触情绪,但对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却针锋相对,主张各异。

第二种是现实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的主政者。三十多年来,他们身居高位要职,利用手中的权力或优越的地位,乘制度不健全之机,采用“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搂得仓满钵足,过着豪华的生活。他们各自的家庭背景不同,政治主张也不尽相同,但在维持现状方面却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深入下去。这是因为,任何掌权者,无不希望手中的权力越大越多越好,到手的权力谁也不肯放弃。而建国后前28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过分集中到中央和各级党委手里的权力,在前三十年改革中基本上没有触及。总设计师所说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反而成了他们获取利益的优势,怎肯轻易放弃?然而,这正是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他们怎能不极力抵制呢?他们甚至从苏联剧变中看到了新的希望,那就是即使发生新的动乱,他们也不怕,因为可以乱中取栗,乘乱再捞一把,还可以躲过对他们不法所得的追究。因此,他们是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是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所在。他们是造成“四个危险”的罪魁祸首,是企图葬送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艰苦历程,可以发现,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在不断排出既得利益者阻挠的情况下取得的。

首先是十年动乱把建国后前二十八年的既得利益者打倒了、打懵了,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为改革开放消除了部分思想阻力。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十年大动乱打倒了一大片,中央领导怎么会翻然悔悟?还不是继续按伟大领袖既定的方针办嘛!那是一定的!其前途或是像北朝鲜那样,或者是像“苏东”那样。甚至可以这样说,十年动乱这个坏事变成了好事,促使老一代革命家醒悟——不能再走哪一条路,因此才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部署。

其次是把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既得利益者赶下了台,夺了“三种人”的权,为改革开放消除了现实的阻力。

第三是赎买了老革命的权力。那些所谓的“走资派”被平反以后,都回到了执政岗位上,重新掌握了政权。他们会改变伟大领袖确定的路线、方针吗?他们会支持改革开放吗?作为毛泽东思想培育出来的一代人,要改变他们的思想,谈何容易!很可能会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事实也的确如此,有些老革命一再上书和发表公开信反对改革开放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排除阻力,同时又不伤害这些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老革命的心,中央作出了“离休”的英明决定,请他们交出实权,退到第二线。以优厚的待遇和平赎买了他们的权力,消除了改革开放的阻力,彰显了中国特色。

但愿现在的中央领导能够充分发挥政治智慧,采用适当办法,把当前的既得利益者做适当的处理,进一步排除深化改革的阻力。

当前的主要思想障碍是,对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根源认识不清,对苏式政治体制的弊端认识肤浅,因此导致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得不到解决。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提出“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共历史转型”问题,主张以中共历史转型带动社会转型,不啻为真知烁见。只有执政党从专政党升华为民主党,才能保障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途径实现社会转型,才能保障中国共产党不被历史抛弃,才能使中国共产党万古流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三大改造的必要性进行重新认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创造那段历史的人主持下做出的,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历史只能由后人评价,创造历史的人不可能正确评价历史。这个《决议》一个倾向性的问题是:只要是以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参与的事件,基本上都作了肯定,只是对他们没有参与的或者反对过的事件才予以否定。其实,上世纪五八年代及以后所发生的错误,同三大改造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三大改造后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会有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就不会有苏式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建立。在当时,即便在发达国家,其生产力也还没有提高到能够生成“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程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旧中国当然就更谈不上了。当社会的物质条件如此低下时,怎么能建立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认为比资本主义“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不是由新的更高的生产力自然生成的,而是由人们的头脑中设想出来的,唯心历史观岂不是成了真理!那怎么可能呢。苏式社会主义本来就是早产儿,是个怪胎,移植到落后的中国怎么能发育成健壮的美男子呢?如果在当时对这个问题还不可能有个正确认识的话,在经过如此剧烈变动后,仍然固守以前的旧观念,可就真的顽固不化了。特别是当创造那段历史的开国元勋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更应该对那段历史有个重新认识,尽快回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信仰上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转型,以此带动社会转型。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是指从建国后建立起来的苏式社会主义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确实是总设计师所说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只要中央领导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型,广大党员必然一呼百应,既得利益者们就会四分五裂,深化改革的阻力就会消除,中国共产党就会得到更多人的拥护,真正成为“三个代表”的现代政党。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