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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霉”的李培英和“幸运”的陈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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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陈同海(左)与李培英。

李培英之死,是因为中共官场早已沦为各种政经利益集团为攫取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残酷斗争的角斗场,而他在最后一刻,无知地站错了队,昏头昏脑地站到了过气的江系人马一边。一个小小的司级干部,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水深水浅,临死了才莫名其妙地“享受副部级待遇”。

但也有“说冤不冤,说不冤也冤”的丢命高官。前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就是一个。官场有说法,指李培英丢命,主因并非贪污和受贿,而是“知道太多,说的太多”,杀他有灭口之意。

据接近北京高层的人士说,中央纪委为扳倒时任中国民航总局局长、党组书记的杨元元,多方调查,无从下手。最后找个借口,对李培英“双规”,试图从李这里打开攻倒杨的缺口。李培英作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董事长,整天与高层官员打交道,掌握情况极多,谁出访谁回来,哪些高官的老婆儿女出国,带什么东西,持什么护照。中央纪委办案人员软硬兼施,要把李掌握的秘密都掏出来。李无奈之下,透露杨元元的儿子曾插手首都机场工程,赚了约一千多万。办案人员随即弄来杨的儿子,连吓带哄,终于套出杨元元知道此事的口供。杨元元最终不得不离开民航总局,转至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任一个正部级副局长,仕途到此告终。

不过眼看着李培英有供出更多身份敏感的高官以保命的无畏架势,李培英被执行死刑也就“顺理成章”了。

李培英死不瞑目,因为所有的判决,都说明中纪委项目组并没有履行对他从宽处理的承诺。而正是那些承诺,使他权衡再三,最后选择了按要求交待问题,甚至包括不是自己的问题的一些事,也违心地揽在自己身上,当然,还有揭发他人。这从他只有两页的上诉书中可以感受到:

“我没有否认自己罪行的意思,但法院对我的自首、主动退赃等情节均不予认可,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对我的罪行深恶痛绝,觉得无论怎么判我都认了,谁让我辜负了党和国家的信任呢!但办案机关的承诺完全没有兑现,导致一审判我死刑,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指控我贪污8250万元判死缓,受贿2661.44万元判死刑,这在法律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李培英也许该死,但他绝不是死于公正的法律。与之成鲜明对照的是,就在他终审判决死刑后不久,贪污受贿1.9亿的陈同海一审却被判死缓,缓期2年。一时间舆论哗然,有显然是代表官方意味的文章《陈同海案追回赃款不做赔本的买卖》为陈同海不被判死刑解释说,这样有利于腐败分子退还赃款。但主动退还了全部赃款的李培英却是死刑。法院判决书显示二者的区别在于,李培英主动交待罪行和检举揭发他人的情节,不被法院认定。

不过,李培英的律师称,李培英为求生,曾向中纪委自首了受贿2600万元的罪行并检举了其他案件的重要犯罪线索。山东检察院也曾认可了其良好的自首态度,有检举之功和退赃的表现。而且,李培英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并没有给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带来经济损失,因为其贪污罪名所涉款项都以撤资等形式收回公司的账上。其受贿行为也并没有给公司造成特别重大的经济损失。李培英已经全额退还贪污和受贿的所有赃款,这些都应该列入酌情从宽处罚的因素。

而据《中共“黑匣子”》一书披露,陈同海落马前,到医院开了5天病假,下午到公司转了一圈,特意和各领导打招呼,相约到香山俱乐部度假。实际是,陈在放烟雾弹,部署外逃。当晚7点,他去首都机场准备飞往香港,次日再由香港乘机飞温哥华外逃。但陈同海的行踪已被中纪委掌握,中纪委人员在机场贵宾室将他抓获。当时,陈强装镇静说:“不会搞错吧,我到香港出差,是中纪委、中组部特准的。”但来人拿出中纪委对他的“双规”令, 陈顿时失魂落魄。

一个在被调查期间匆忙转移赃款,又企图潜逃的人,与主动交代全部受贿事实构成自首的人,很难让人划上等号。

但最终在中共官场树大根深、背景不凡的陈同海保了一命,而李培英难逃一死。李培英不懂,或者是来不及多想的是,中纪委项目组负责人连杨元元都一时动不了,他所揭发的其他更位高权重的人中纪委办案人员更是不敢碰,于是他只有死路一条可走了:中纪委项目组负责人可以此向被李培英揭发的那些要人们邀功,人一死,死无对证,大家都可以安心了。李培英之死变成了除李培英以外所有人的“好事”,而办“好事”是会得到奖赏的。

李培英之死,是因为中共官场早已沦为各种政经利益集团为攫取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残酷斗争的角斗场,而他在最后一刻,无知地站错了队,昏头昏脑地站到了过气的江系人马一边。一个小小的司级干部,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水深水浅,临死了才莫名其妙地“享受副部级待遇”,真是绝妙的讽刺。

(《明镜月刊》第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