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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内在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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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极权的诱惑》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

在所有黑暗的历史时刻、所有专制的地区,说出真相、追求自由,都要付出对应的代价,都需要很多人为此而做出牺牲,是一颗颗自由心灵的相互鼓舞,是一代代人的持续的努力,才让自由得以实现。这些鼓舞也经常来自另一个地区与时代。

二十年前,柏林墙的倒塌,意识形态的争端告一段落。它似乎也让“自由”、“专制”、“审查”这些名词过时,它们不是属于那个已经塌陷的共产主义社会吗?而昔日的异议者们,则被人遗忘。但中国的崛起,则让他们的论述变得再次重要。

“如果你直接批评政府,会被关进监狱吗?”在学院的餐厅午餐时,我偶尔会被这样问道。剑桥的克莱尔堂里穿梭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群,人们相逢,又匆匆离去,表达着对别人短暂和浅薄的兴趣。

当坐在对面或旁边的人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时,除去感叹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就会对我的人身安全感兴趣。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形象的混合体,它是繁荣、也是禁锢的象征。尤其是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可能只有朝鲜、古巴、缅甸等为数不多的国家比它更糟糕,甚至俄罗斯都更好些。

我该怎么向这些陌生人解释呢?一切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危险,但仍旧很危险。除去那些头脑最愚钝、心肝最麻木的人,没人不知道这是个专制、腐败甚至可以说邪恶的政权。但是,中国也不再是一个彻底的极权体制,你不必担心因私下的言论而获罪。事实上,从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到出租车司机,他们在餐桌上、闲谈时咒骂、讥讽现行体制,已经变成了一项娱乐。

你在公共空间上,很难看到、听到这种不满,到处是国家富强、和谐社会的赞歌。人们生活在一个二元世界里。这二元世界又加剧了虚伪与嘲讽的蔓延。中国似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人们都感到目前的政治体制问题重重。人们表示不满、充满讥笑,却又很少人准备真的改变它。似乎嘲讽已经产生了足够的满足。在嘲讽中,人们自认已经改变了现实。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泥淖。

犬儒主义的盛行,是因为现实的困境不能被传达到公共空间,私下的议论无法转化成公开表达的辩论,缺乏社会组织来将不满转化成正常的行动。这种公开性、组织性,正是一个专制政权最恐惧的力量,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压制它们的出现与存在。彻底的极权主义,会试图改造人的思想,甚至连私下的念头都要压制。而现在,政权给予以私下抱怨的自由,政权甚至会容纳、鼓励这蔓延的嘲讽,但千万记住,这只是私下的游戏。

但另一个同样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是,人们缺乏足够的内心力量去追求自己的主张,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主张是什么。比起外在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人们缺乏对内在自由的真正渴望。自由很少被视作生活的目的所在,它似乎仅仅是一种手段。当自由只是一种手段时,它也就经常被交易。政权轻易收买了大学、媒体,让知识分子们用灵魂来交换物质生活。此刻的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这种内在价值观的坍塌,或者说我们从未建立起这种内心的价值系统。

新闻记者是将真实生活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传递者,是把被遮蔽与忽略的事实,呈现在公共空间的人。双重危机阻碍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很多议题是明确不能报道的,即使你报道了,你必然会被删除,你的个人可能也会遭遇不公对待,因为所有的媒体仍处于国家的监控之下。另一方面,我们变成了一个勤奋的自我审查者,自我麻痹者。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警告,我们已经率先提醒自己——这个议题无法触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可能变得热衷于在字里行间的小小文字游戏,沉湎于用双关、隐喻、联想来传递可怜的事实,长此以往,我们的所有兴奋都将集中于说出那一句常识。

我想不出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但是在所有黑暗的历史时刻、所有专制的地区,说出真相、追求自由,都要付出对应的代价,都需要很多人为此而做出牺牲,是一颗颗自由心灵的相互鼓舞,是一代代人的持续的努力,才让自由得以实现。这些鼓舞也经常来自另一个地区与时代。

“那么,你是写两个版本,还是只写一个?”米克洛斯•哈拉兹蒂问道。我们坐在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家闹哄哄、烟雾腾腾的餐厅里。虚伪的健康崇拜还没蔓延至此,很多人兴致勃勃地谈天、喝酒、大口抽烟。

餐桌中间摆着《天鹅绒监狱》,米克洛斯•哈拉兹蒂的一本旧作。一本薄薄的书,算上前言与作者简介,也只有163页。原书的封皮已经丢失,只剩下是红色绒布面硬壳,上面印有烫金的作者签名,潦草、有力,似乎表明作者曾是个不羁的诗人。

这本书有关匈牙利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1970年代末,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1960年代中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共产主义的体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东欧国家,匈牙利像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们说它是“牛肉汤共产主义”。

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某种新的空间,但是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到来。艺术家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和现有政治权力不仅达成妥协,甚至变成了相互依赖。监狱的冰冷栏杆被套上了天鹅绒,人们忘记了它仍是监狱。

我在剑桥的一间小图书馆意外的发现了它。最初,我很不适应它的风格,通篇是陈述句,没有疑问,到处是斩钉截铁的判断。它也很少引用,除去提到了一次约翰•弥尔顿,似乎再没有引用过任何人的话,似乎它是从真空中跳出的。但它散发着一股奇特的魅力,似乎面纱被有力的撕开,污浊遭遇了强力去污剂,在不容置疑的口气的帮助下,混沌重又变得明澈。它似乎不是为了30年前的匈牙利,也是为此刻的中国而写。

我辨认出那么多中国社会的景象:艺术家们、知识分子集结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获取社会认同与现实利益。传统的审查制度消失了,很少再看到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直面抗争,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展览和发表,主动放弃了那一类的尝试。这令我愤慨,不止一次谈论他们的放弃。

但当米克洛斯直接询问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个自觉的自我审查者,我从未写过两个版本的文章,一个为我的编辑,另一个仅仅为我自己。我可以指责中国现行体制的严酷性,但这不意味着你不能创造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暂时隐藏起来,但它是一个作家对世界和自己更诚实的认识。

我从未有过地下写作的经历。我写下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被发表。即使经常表现出的尖锐,都含有某种特定技巧。在批评政权时,我知道分寸在哪里,或者自认为知道。最好不要直接提到领导人的名字,不对他们做出具体、细微的批评。用执政党、政府、社会这些整体而模糊的词汇,作为批评的对象。自我审查的机制不仅来自于政治权力带来的恐惧,也来自于市场空间。我不能被市场遗忘,我要谈论公众感兴趣的问题,似乎积累起越多别人的注意,我自身的价值也随之提升。

无形中,世界的一部分被遮蔽了,因为习惯了不去谈论它们,它们甚至开始变得不存在了。而对于另一些人,这些禁区则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去探索,以至于除去禁区,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谈论。他们变成了另一种自我审查者。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与海外的异议人士,不正是这两个不同极端的自我审查者吗?他们经常相互指责,却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被缓慢地侵蚀,逐渐丢失了自己。

二十年前,柏林墙的倒塌,意识形态的争端告一段落。它似乎也让“自由”、“专制”、“审查”这些名词过时,它们不是属于那个已经塌陷的共产主义社会吗?而昔日的异议者们,则被人遗忘。但中国的崛起,则让他们的论述变得再次重要。

(牛博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