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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迷人的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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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女士2009年3月17日下午在捷克查理大学中文系为学生们演讲。(摄影:黄频/中欧社)

在这惊恐又精疲力竭的时期之后,一个致命的平庸年代到来。政府加紧了政治与思想的控制,却开放了消费世界,人们躲入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只关心食物、家具、车子、乡间的别墅,生活被降低到蔬菜和生物学的水平。个体尊严与公共精神的消亡,也意味着社会的冷漠、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富有讽刺性的是,这个过程是以“正常化”的名义出现。

但这真是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吗?哈维尔意识到,这种气氛腐蚀了社会肌体、也侮辱了个人尊严,把人弱化成低等的消费动物,抽空了他们的道德与思想维度。他这样形容这条“正常化之路”——“迄今为止,您和您的政府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轻松自如、但对社会却是最为危险的道路: 为了外表形象而使内部腐败的途径;为了不断增强统一性而使生活死水一潭的道路;为了微不足道地保护你们自己的权力的理由,而加深我们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以及无休止地损害人性尊严的道路。”

“他身材粗壮,像个工人,一点也不像知识分子”。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午后,崔卫平回忆起米奇尼克的身材、困惑的表情、结结巴巴的法语,还有他们在餐桌上一起唱起的波兰工人之歌。

她留着短发,面目清秀,一些时候,还流露着少女式的快活和敏感,这个人的、直观式的记忆碎片,似乎比喧嚣的思想与争辩令我印象深刻。

在过去的几年中,崔卫平是中国公共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声音。在知识界,她以米奇尼克与哈维尔的翻译者著称,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她是一名文化、社会批评家。她分析中国电影的堕落、支持“草泥马”运动,鼓舞青年人的个体反抗,用她的自己话来说,这都是不断进行的“小型公共空间的演习”。

她也是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异议者”,她写公开信声援天安门母亲,签署《零八宪章》,这些触犯政治禁忌的行为在2009年冬天达到了顶峰,在刘晓波被判决后,她通过电话、邮件、传真访问了几十位重要的中国及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作家与艺术家,征询他们对这一判决的简短看法,把这些看法以第一时间公布到网络上。这一行动令北京政权尴尬不已。

她也为这些行为付出了代价。她的电话被监听,不能出国访问,不能出席北京的一些活动,在敏感的日期被监禁在家,而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那天,与朋友吃饭也成了问题。极权的元素依旧无处不在,中国社会却已不是僵死的铁板。她仍享有某种空间,继续在北京电影学院教书,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偶尔还能在漏洞百出的审查制度的缝隙里出版一本随笔集。

一些时候,她毫不扭捏地称自己是一名“驯虎师”,所作之事多少像是“与虎谋皮”。这只老虎不仅是现存的专制政权,更是一种普遍的绝对权力,权力的本性正是要扩张、吞噬。所以,她提倡的抗争也从不是狭义的政治权力与领域,更是要回到非政治世界,回到丰富、无限的人类生活,先有自我变革、社会变革,才有政治变革。

她这一系列行动的理论支持主要来自她翻译的米奇尼克,还有更早的哈维尔。这既是偶然的相逢,也有某种必然色彩。

对我来说,崔卫平吸引我的不仅是她的勇气与见解,更是她言行中透露出的浓浓的个人色彩。不管是在谈论公民社会、专制的邪恶或是人性的幽暗,她从未放弃个人的声音。不管她的理解是否足够深入与全面,你总感觉得到一个人不断地自我追问、怀疑,挣扎着了解这个世界。你感觉得到,她理解世界的过程与自我发现的过程,是平行、交织的两条线,它们相互缠绕与激发。

这与熟悉的知识分子的论述大不相同,不管是在批判、赞扬还是分析,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太习惯于从一个全能的视角出发,他从自己分析与批评的对象中抽身而出,既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又有免于责任的自我正确感。但崔卫平却坦然于自己的感受,在说起著名的电话征集观点的行动时,她说“自救”也是重要的原因。同是《宪章》的签署者,她不知道还有谁会成为下一个,明确地表明立场,倒是一种更有效的自我保护。

这种声音或许与她的女性身份、成长记忆、对文学的兴趣都有关。她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在文革发生时,她仍是小学生,这给予她特别的经验。父辈进入了五七干校,姐姐们则串联、下乡,而她则掉入了“历史的缝隙”,无力卷入其中,像是“腹腔中一截盲肠”。

这经验可能给予她双重的遗产。一方面,这赋予了她旁观者的身份,边缘使人冷静,免于集体的狂热,回归个人,另一方面,她从未经历过青春式的反叛,在一个少女准备对抗家庭的年纪,她一心期盼父母与姐姐的归来。我多少怀疑,她在过去几年中的活跃姿态,既来源于她内心的信念,也多少像是一次迟来的青春反叛,它带着某种欢快情绪。

她的成长与那一代的大多数幸运者相似。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她进入大学。她心智的成长与八十年代的启蒙气氛重合。她沉醉于克尔凯廓尔、卡夫卡、加缪、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营造的语境中,他们描绘出的个人的脆弱与力量,表达出她的个人经验。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后,她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她嫁给了一位诗歌评论家,并开始业余写作。

语言与形式,总是最先吸引她的东西,对她来说,这也是理解自己与时代的前提。她感到最深的痛苦就是“不被允许开口的经验,被暗示自己的意见无关紧要的经验,被要求生活在无声世界中的经验”。

米奇尼克也是她这种寻找的一部分,他代表着一种描绘社会生活的新语言,是用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它也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促进不同利益、价值、立场的人们能在一个社会中共存、共处和共生的语言。

当找不到这种语言时,她就陷入了沉默,那种“日夜奔腾不息的大脑,不知道在想什么,也不知为什么”的感受。上一次这种强烈的失语感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她彻底沉浸自我的世界里,即使剧烈的政治、社会戏剧,她都隔膜在外,甚至人们在公共事件中的满足与兴奋,她也倍感怀疑。

这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三年。中国社会、还有她生活的小世界又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她多年的挚友身在海南,上午接到电话去看钢材,下午倒卖出去,第二天则贩卖彩电。这崭新的逻辑开始冲散知识分子群体。与之前的政治迫害不同,知识分子不用再下乡、关入牛棚,而是向他们敞开赚钱的机会。

在朋友留下一些的旧书里,她翻到哈维尔,另一位中欧作家。她对于作者一无所知,她后来说,倘若她知道这作者已成为一位总统,必定毫无兴趣翻阅,她似乎天然地厌恶权力。

她几乎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征服了。她读到的第一篇是《沉默的解剖》。那是哈维尔写于一九八四年八月的作品,他剖析了捷克的异议者们面对出发点美好、却思维简单的西方人的复杂与无奈的感受。“他说出了我们感觉到的、却无法表达的东西”,她回忆说。

她被他的语言冲击,那里面充满着自我反省,在坚定的信念的同时、又是不断的怀疑。“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在随便翻开的一页上,她读到这一句,尤其是“也许”两个字。而在另一个段落,这个捷克人又写道,他不喜欢一种意识形态,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比这种意识形态所表达的要‘复杂和神秘一千倍’。

她决定把这些篇章翻译成中文,没考虑它是否会出版。对她来说,这也是个神秘的治疗,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

她正患着肺结核,需要日照,她就趴在阳台上一个小桌子前,让阳光打在背上。她忍受着难以喘息的肺,开始翻译《致总统胡萨克博士的公开信》。

写这封信时,哈维尔也正处于一个难以名状的压抑时刻。这是一九七五年,距离“布拉格之春”已经八年。在六十年代宽松、自由、富有创造力的气氛嘎然终结后,先是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昔日活跃的作家、诗人、编辑、艺术家清洁大楼与地面,在工厂里焊器件,做泥瓦匠。政府颁布了各种禁令,赤裸裸的谬论又占据了上风。

在这惊恐又精疲力竭的时期之后,一个致命的平庸年代到来。政府加紧了政治与思想的控制,却开放了消费世界,人们躲入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只关心食物、家具、车子、乡间的别墅,生活被降低到蔬菜和生物学的水平。个体尊严与公共精神的消亡,也意味着社会的冷漠、道德水准普遍下降。富有讽刺性的是,这个过程是以“正常化”的名义出现。

但这真是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吗?哈维尔意识到,这种气氛腐蚀了社会肌体、也侮辱了个人尊严,把人弱化成低等的消费动物,抽空了他们的道德与思想维度。他这样形容这条“正常化之路”——“迄今为止,您和您的政府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轻松自如、但对社会却是最为危险的道路: 为了外表形象而使内部腐败的途径;为了不断增强统一性而使生活死水一潭的道路;为了微不足道地保护你们自己的权力的理由,而加深我们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以及无休止地损害人性尊严的道路。”

公开信轰动了整个捷克社会,人们私下抄送、传阅,它刺穿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沉闷气氛。它也是哈维尔的自我治疗。他的内在流亡已进行了好几年,他躲进山间的别墅,在啤酒厂做一名工人,他仍写作剧本,但这种载体,那种轻快的、嘲讽的、对话式的表达,既不能在新现实中生存,也难以诉说出新的时代精神。

内省的、分析的长篇散文,似乎是一种更适合的体裁。他感到呼吸都轻松了,因为不必再拼命压抑心中真理的声音,他的腰杆也挺直了,没人再可以谴责他毫无作为。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抗争哲学也逐渐形成——“不再等待世界自身去改善,而是开始使用自己的力量去参与那个世界,或至少可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一名捷克异议者二十年前的声音,打动了一名北京知识分子。崔卫平几乎感觉得到思维在大口地深呼吸,头脑中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她着迷于哈维尔的平衡感,是细节与整体气氛、理性与感性、局内的深切与局外的清醒、行动者与思考者的平衡。个人尊严是这一切思考的出发点。

她或许感到,中国也在进行一个“正常化过程”,中国社会也在上演另一个哈维尔所描述的荒诞剧。“我们公开地被贿赂”,人们在“阻力最小的方向上释放自己的能量”,有意忽略、最终遗忘在精神上、道德上、人的个性发展及尊严上被侵犯的程度。

她最初的篇章是以打印稿形式示人的,大约五十份,在朋友圈子中流传。毫无疑问,它震惊了他们。但在这新的时代气氛中,这声音不管多么迷人、富有穿透力,注定是微弱的。大多数人正激动地迎接经济时代,它其中蕴涵着无穷的自我满足与自我欺骗……

(作者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11-7-1

(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