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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的唱红是一种党内竞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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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薄的表现,以及他和汪洋的明争暗斗,都充分证明了“党内民主”的存在及其可能的巨大影响力。相对于传统的“指定”,党内政治竞争不再完全依赖于高级官僚个人的认同,还要争取不同派别乃至民意的认同,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应当从更高的工具理性角度去考量唱红和宣传毛主义的意义。我认为它和左倾意识形态宣传完全不是一回事,从某种角度说,它甚至是“右倾”的,因为这其中隐含着政治资源自由竞争的逻辑。而这个逻辑,无论是传统社会宗法专制的集权主义道路,还是建国后毛、邓的克里斯玛型政治,都是从未出现过的。

很多人对于“唱红”存在一种天然的反感。但是却忽略了这背后薄熙来的政治智慧。正如这篇报道所提到的,薄熙来等人亲历了文革中各种惨剧,他们可以清醒地意识到极左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所带来的伤痛。薄自己也公开为唱红辩护,指出这不是极左或文革。薄的策略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是一种“党内竞选战略”。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薄的表现,以及他和汪洋的明争暗斗,都充分证明了“党内民主”的存在及其可能的巨大影响力。相对于传统的“指定”,党内政治竞争不再完全依赖于高级官僚个人的认同,还要争取不同派别乃至民意的认同,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薄的唱红,虽然不能断定是最优策略,但却是充分可行的。薄必须在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内为自己寻求合法性。逻辑和经验上说,从形而上的角度,他不可能打出民主自由这样的旗号,因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囊括了这一概念,而且“西方的民主观念”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源泉;从形而下的角度,他的打黑和反腐也不足以支撑他获得更高的政治合法性——这些属于“日常工作”,太微观了;另一方面,他既不可能在目前的位置上发表对于中国未来各项政治、经济政策的预见和承诺(因为中国的重大政治决定都是“集体决策”,即使是总书记也只能是“代表党中央”,而不是仅代表个人),也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意”(显然,薄善于操弄民意,但我个人怀疑党内高级官员并不认同他的做法,在他打黑凯旋、四中全会召开前几天,《半月谈》罕见地发表一组文章,大谈“民意失真”,“以假民意而推官意”,不知是否有所指),毕竟他不是在西方世界竞选议员或者总统。

为此他必须要有自己的路线。排除了其他种种可能,毫无疑问,从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传统的血液中寻求合法性来源是非常稳妥的办法。唱红、毛主义,都是上佳的选择。

中国人对于宪法其实有一种非常隐蔽的特殊感情,我们既会时常出现“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这样的表述,但也刻意回避甚至否定宪法序言中关于“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样的宪法原则。这种特殊感情和薄的唱红、毛主义的回归大概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内容与形式,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寻求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仍然从积极的方面看,我认为薄是中国新一代政治家的雏形。传统政治家都极度强调价值理性,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朱镕基、以及后来看起来软弱很多的温家宝这样的改革派,他们都在宣称(或者说准备)要将生命奉献给伟大的政治事业,鞠躬精粹,死而后已。

薄显然不是这种人,他突出地表现出了个人的政治热情(当然贬义的说法是“政治野心”),并且善于扮演自己应有的角色。八年县长八年市长的长期基层经历,对于他这样的太子党来说是非常罕见的,他知道如何扮演一个亲民、实干的好市长,而且懂得最好的政绩是看得见的政绩——大连的形象工程可能全国最好的形象工程(虽然有不少批评);他对待媒体非常热情,时常是重要会议上的明星人物;而一进入商务部,薄则立即低调得几乎消失不见了;到了重庆,则立即着手寻求入驻内阁的政治合法性——打黑、民意、唱红。

唱红、重提毛的形象,是一种政治竞争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和美国政客竞选总统时发表有关减税或增加医疗投入的承诺具有相似的作用(正如我们都知道的,竞选承诺往往是一张废纸),中国的高级政客也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来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鉴于中国的具体现实,唱红、毛主义甚至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宪法序言肯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意义,不过它似乎是落后于“社会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可行的道路,这在政治话语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由于毛的言论中有很多激进的关于共产党的“假设性批评言论”,比如“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比如“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比如“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那就一定要被打倒”,这些言论成于几十年前,生动活泼浅显的口语化表达、在当下却具有极大煽动性和现实讽刺意味,也使得毛的形象再次焕发了生机(当然也有很多人对此不屑一股)。

总而言之,应当从更高的工具理性角度去考量唱红和宣传毛主义的意义。我认为它和左倾意识形态宣传完全不是一回事,从某种角度说,它甚至是“右倾”的,因为这其中隐含着政治资源自由竞争的逻辑。而这个逻辑,无论是传统社会宗法专制的集权主义道路,还是建国后毛、邓的克里斯玛型政治,都是从未出现过的。

我想它也是中国走向西方民主社会的必由之路,毕竟现在现实的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合法的对立于共产党的反对派思想,因此,“打着红旗反红旗”,用党的话语体系的外壳,去肢解和消弭其政治体系运作的内部逻辑,是改良的可行之路。反观另一位激进的改革派朱镕基,虽然我欣赏他的个性,但他在策略上是很不先进的,甚至出现讲话之后被迫补发“声明”进行检讨,承认自己的发言“未经国务院党组讨论的,是个人的意见和看法”,是“不适当的错误讲话”,最终只能壮士未酬。而至于薄,如我之前所说,他显然是新一代的政治家,也昭示着中国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着重大的改变。

(江苏省扬州市chenyehe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的跟帖)

评论

  • 匿名 说:

    为了保命,文革中他都可以加入走资派斗自己父亲的同事。这样的人整一个墙头草,哪边吹来哪边倒,活一个政治小人。

  • 自然上海 说:

    薄熙来你唱红歌的钱那里来的,如果是人民的,人民同意了没有。你不要那人民的钱,来实现你做大官的梦想。请你不要去学毛泽东把老伯姓的钱,那去做皇帝梦。你自己不想想,你自己弱智,还认为我们13亿人民是弱智。像你这样的人随时可以去法办。中国人民需要是民主加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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