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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夫之声: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中共的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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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永远执政的执政党,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中国的政治进步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如果中共认为,实行民主宪政,由人民选举决定执政党,就一定会失去执政党地位,那它还把自己当成“三个代表”吗?如果觉得自己就是“三个代表”,就应当有绝对的自信,由人民选举决定执政党,中共还会当选为执政党。我希望中共能够拿出足够的自信来。

最近Karax-ed先生(以下随其他网友亦称卡先生)连发两文,对中共作了政治学意义上的全面诠释,行文洋洋洒洒,论点异彩纷呈,我殊为佩服。由卡先生的文章更带来了众多网友的留言,其中不乏如缪一轮先生留言那样的真知灼见。所有这些,读后实使我获益匪浅。

但我在此所说的“获益”,更多的是如缪先生讲的现代政治学理论启蒙性质的,不敢和缪先生所言的“获益”相提并论,恐和缪先生所说的“获益”,不在同一层次上,但不妨说匪浅。缪先生尚自称【理论水平太低】,对于学者们就党的诠释的讨论,【不敢轻易置喙】。我则更不敢参与讨论了。在此,我实在是鼓起勇气,说一点笨人的大实话罢了。

众所周知,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对当今中国社会各利益主体享有的利益的调整。中共有无自己的特定利益?今天中共是否社会利益主体之一?必然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如果中共没有自己特定的利益,那它将全无于出于自身利益得失的考量参与改革利益博弈的动机。它将处在完全超脱于患得患失的境界,不受谋私动机的羁绊。它主导的改革,改革目的之确定、进度的快与慢、程度的深与浅、结果如何,皆与它的私利无关。反之,如果中共有自己特定的利益,它主导改革要考虑的复杂因素中,必然要揉进自身的利益得失。

探讨这一问题,又涉及到党代表谁的问题了,卡先生甚至追溯到中共是否称得上政党的问题。我赞同卡先生说的中共究竟代表哪个阶层哪些阶层的利益的问题值得探究。但是否在这一问题的探究得出结论之前,我们不妨把中共就看作是个政党,尽管如卡先生所言,这似乎有悖政治学原理。因为起码中共事实上就是个政治组织实体。这不妨碍我们讨论中共代表谁和中共有无自己特定利益的问题。

而且以我的浅显所知,也有政治学学者对政党的定义无涉政党必须代表某一社会集团的利益问题的。如在舒放、段晖主编的政治学教科书中政党概念的章节里,对政党作了如下定义:【政党是由正式成员基于共同的政治偏好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认同而团结组成的组织化团体,这个团体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和组织纪律、代表着本团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并通过选举、广泛发动群众等方式,实现掌握和巩固国家政权的最终目的】(《政治学教程》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年4月版第101页)。这里认定政党代表本团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未提及一定代表某一利益集团的利益。

中共到底代表谁?中共有无自己特定的利益?如果以中共自己的宣示作为回答问题的依据,则这个问题在讨论之前就已经有了结论了,就没有讨论的余地和必要了。所以我们讨论问题不能置预设。按我的理解,卡先生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谁》一文中的一段话:【中国国民要服从的不是党自身的物质利益,而是党的政治认识,政治决策。因为这个党是由全中华民族选拔出的杰出的,无私的,远大抱负和由科学理论所武装的人所构成的,所以才命名为先锋队。当然这一切都是在理论上的,或者愿望上的。可以说我们的政治学是一种基于美好愿望的政治学,但是最终它也只能是一种愿望。如果这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这样的空想的美好却不及现实中的不太美好更好】。就是这种不置预设。

我不是对于上述舒放、段晖所编政治学教科书关于政党定义的对号入座,仅凭对中共的历史和我国社会的现实观察,认为中共有自己特定的利益是确定无疑的,中共代表自己的利益也是事实。至于中共是否还代表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可以探究。我赞同卡先生在《纪念建党90周年,兼复方绍伟》一文中的下述观点:【在中国是特别低忽视了正义原则的,因为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历来缺乏人的考量,或者是臣民,或者是抽象空泛的人民,然而正义只有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才有意义,但是什么是人,中国的政治文化严重缺乏充分的人权意识的发育,因此也就缺乏对于自由的理解和尊重,缺乏对于民主的理解和尊重。而抽象空泛的人民其实接近种族的涵义。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学叙事中充斥着人民的概念,而不是人的概念,这是有重大政治差别的】。人民是个【抽象空泛】的概念,何来代表人民利益?

卡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代表谁》一文中说:党【作为这个特殊的政治组织,它的利益是权力。也就是在物质利益上,更简洁地说,党不是一个物质利益主体,而是一个权力利益主体。党维护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出发点并不是为了给它的成员凌驾其他社会民众之上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不是党的政治原则】。在这一点上,我和卡先生有着观点上的分歧。

先说党是不是一个物质利益的主体。

一个政党开展政治活动,是需要财力支撑的。中共成立之初,毫无行政资源,有资料披露,那时中共的活动经费是共产国际(背后是斯大林)支援的。现在的中国社会,无处没有党的身影。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文化事业单位,从国企到社会团体,无不设党的各级委员会、党组及下属的组、宣、纪机关。如此庞大的系统,从人力到浩繁的管理工作、事务性工作,需要巨大的财力。中共没有如国民党的党产,这些财力直接(国家财政)或间接(通过国有企业)出自全体纳税人的税负。

中共掌握国家所有的行政资源,将手中掌控的行政资源用于中共组织本身的党务活动几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妨说一件小事,此次庆祝中共建党90年纪念活动,不要说天安门广场,就是北京路边也摆设了大量的花卉,其中甚至有名贵的铁树,还有数不清的墙报壁画、宣传栏。还有声势浩大的唱红活动。想必全国各地亦然。所有这些不菲的资金投入,用的是中共党费还是全体纳税人的钱?若允许我作无凭无据的揣测(我实无能力对此作一番调查),我则相信有关投入,出自全体纳税人。

如果说中共组织利益还嫌抽象,则更可落实到中共各级机关、政府机关、国企的官员尤其是国企的高官们个人私利上(中共普通党员除外)。

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中共干部享受所谓“供给制”,其个人及家庭靠组织生存。尽管其内部存在等级差别,但可以说都谈不上生活优越,也不会有个人财产一说。所以当时的中共干部待遇享有的不过是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而已,难有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革命斗争环境之险恶,至使中共甚至高级干部的生命安危都往往悬于一线。尤其在中共长期处于弱势的年代,革命能够成功与否、要多少年才能成功,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中共干部投身中共、投身革命,理想主义色彩浓重(当然不排除有少数投机者)。

中共成为执政党后情况就大不同了。在和平和发展年代,中共干部不但告别了残酷斗争的生死考验,甚至远离了粗茶布衣的艰苦生活。中央机关干部入住北京机关大院,中共地方干部住进了所谓“省委大院”、“市(县)委大院”、“常委楼”。对于享受优越的生活条件,中共干部心安理得,中国百姓也顺从地接受。这就是中国历来的现实。

政府施行公务员制度以后,党政机关的中共干部自然属于公务员,属当今中国社会福利最好的人群。他们不但在职时能拿到颇高的工资收入,而且退休后能拿较企业退休人员高2至3倍的养老金。这正是当今年轻人报考公务员趋之若鹜的根源。

卡先生说党有【权力利益】,这我赞同。但有【权力利益】,就极易获取物质利益。党政机关公务员变相的福利分房和名目繁多的各种补贴,及国企高管们的畸高的薪酬,即属于此。

对此,媒体多有报道。如2010-06-28《经济观察报》报道说,“1998年房改后福利分房被明令禁止,但公务员系统内的变相福利分房一直没有停止过,并已经自成体系”;2011-06-22《红网》有文章披露《广东东莞又现豪华官员别墅群,以权谋房继续上演》。文章说“就在普通百姓为房价居高不下,为住房无着心焦之时,官员别墅,公务员保障房却不时拔地而起,刺激公众本已脆弱的神经”。“在东莞塘厦超豪华官员别墅群之前,媒体就曝光过‘信阳最牛局处级别墅群’、‘景德镇民政官员别墅群’。而官员、公务员低价购房事件,更是不胜枚举。而如今更升级到官员、公务员明目张胆地抢占本属困难群众的保障房。比如浙江苍南,就把所建保障房定向对公务员销售”。

中共官员利用手中权力给自己发放高额补贴,媒体也有大量报道。如2011-06-28《新京报》报道,审计报告显示,“54个中央部门82个单位套取资金4.14亿元发补贴”。中央机关尚且如此,地方如何无须再问。

卡先生说【abcde先生认为,党就代表党自身的利益,尤其是百十个最高地位的党务高管的利益】,并对此提出质疑。为此两位先生在留言里有过涉及数量的辩论。我未读过abcde先生的原文,如果即使abcde先生的原文中的数量,如abcde先生所言不是百十个,而是数百个,我认为数量远不止于此,但比起8000万党员总数而言,相对是个少数,但绝对数字会相当可观。作相对准确的统计在技术上亦非难事。范围大体上涵盖党政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准公务员)中的全体党员、国企中的中层以上的党员干部。这是党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到人的利益。

下述事实更能说明【权力利益】和【物质利益】的相关性。

上述在住房和补贴问题上中共干部的做法不违法,但还有违规之嫌。更还有官员们在制定游戏规则(政策条文)时有意向有利于自己倾斜,则形成合法的攫取特殊利益。如养老金制度。现行的养老金制度,规定了公务员和企业退休人员的双轨制,同是退休之后领取的养老金,公务员要高出企业人员2-3倍。无论从宪法申明中国公民一律平等,还是中共历来宣传的中共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之说来看,在职待遇过高(与全社会平均水平相比)都属有悖此理,退休后还要拿大大高于企业人员的养老金这样规定令人莫名其妙。讲对社会、国家的贡献,公务员和企业人员没有可比性,何以见得公务员就一定比企业人员贡献大?

对这样一个近乎荒唐的规定,质疑的民意汹涌已久,亦是每年两会议题热点。但就是从未听到过哪位中共高官站出来正面予以澄清,讲出此一制度设计合理性的理论根据。还有,高考录取分数线,北京硬是比其他省份低100分左右,这无异于事实上剥夺了其他省份相当一部分考生受教育的权利,显失公平。可亦从未听到过哪一级的官员从理论上论证过这一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并广泛宣传,平息不满。而上述显失公平的政策的特定受益人群,制定政策的中共高官均在其中。合乎逻辑的推断就是,制定不公平的政策,系政策制定者为一己私利有意而为。

如果说上述养老金、高考涉及的利益是属于中共干部的隐蔽性的泛利益。那么,有具相当级别的中共领导班子为保障自己人或干脆就是自己的特定利益,制定政策规定,也并非没有其事。如某地制定的公务员招考录用条件,简直就是为某特定的人量身打造;某市委班子制定房改政策,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那套房到市场上能卖多少钱(详见2011-04-14《南方周末》)。

当今中国社会存在不同的阶层是不争的事实。更可怕的是这种分层正在或已经固化。社会底层上升的通道日益逼仄,昔日靠考上大学进入上流社会的希望渐行渐远。社会底层的孩子和中共干部子女的竞争,在起跑线上已经输了。否则,社会上何来“拼爹”一说?蜷缩在大城市中的“蚁族”无疑属“拼爹”厮杀中的无力者,这其中有中共较高级别的干部子女吗?可以说,中共干部的利益有向“官二代”延续的趋向。

至于卡先生说的【党维护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出发点并不是为了给它的成员凌驾其他社会民众之上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不是党的政治原则】,我心存怀疑。党是这么说的,甚至说的比这好的多。而且这句话和上述我认为是卡先生不置预设的一段话多少有点矛盾。依凭党的宣示,这句话无疑是对的。如果承认【权力利益】和【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合乎逻辑的推论应是,事情可能并非如此。

与【权力利益】相关的还有平等问题。

人生而平等,天经地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的表述。“平等”应是“公平正义”题中应有之义。“平等观”是社会道德的底线。没有“平等”就,就没有公平。“平等”是最基本的公正观念。“平等”如此重要,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三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条款,将“平等”的原则上固定于宪法法定的高度。而宪法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制定的。表明党已经将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贯彻于立法。

人生而平等观念的自然延伸,应是彼一人群(政党、社会团体)和此一人群(政党、社会团体)是平等关系。且不说中共禁止人民自由组党,即使是现存的八个民主党派,中共与之是平等关系吗?中共是领导者,民主党派是被领导者,这本身就不平等。有人可能用国家主席和普通公民在法律意义上也是平等的,虽然他们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来作中共与民主党派也属类似的平等关系的的说辞。但是,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只要符合法定条件,都可以当选国家主席。就是说普通公民和国家主席理论上机会平等。那民主党派却没有当选执政党的机会平等,哪怕只是理论上的。没有平等公平竞选,何来平等。中共说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实际上如何,恐怕人人心知肚明。“文革”时期属于最典型的例子,没说取缔民主党派,但实际与取缔何异?

卡先生在《纪念建党90周年,兼复方绍伟》一文中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道德无涉的组织,不能把它理解为道德范畴的人格化】。在这点上我和卡先生又有分歧了。但卡先生随后说【而它的成员,也主要是由于人性所驱使,而不是所谓的党性】。这点我特赞成。

中共对党员的要求太高尚了。“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勤务员”、“三个代表”……只可惜这些都是些写在纸上的东西,如卡先生所言【而它的成员,也主要是由于人性所驱使,而不是所谓的党性】。一个组织的道德表现,是要通过它的成员的行事,包括他们制定的政策来体现的。事实上,中共已经被他自己的宣传相当“人格化”了。“党啊,亲爱的妈妈”、“我把党来比母亲”的红歌不绝于耳。党报被冠以“党的喉舌”,人才有喉舌,党就是人(格化)。党的道德表现,就是它的党员的道德表现,特别是它的高层的道德表现。要不,怎么会有某人“为党增光”或“为党抹黑”一说。

说到党的道德表现,就顺带说说“信”德。中国传统文化中将作人要守“信”列“立人之本”的高度。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甚至这也是普世价值观,如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倘人都不守信用,那样的社会不堪设想。党在“立信”方面多有遭人指摘之处。执政前,党做过不计其数的实行民主政治、民主选举政府、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自己不会实行一党专政的宣传,并因此争得人心所向,得以战胜国民党。但执政后并未兑现。建国前夕,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制定的“共同纲领”,有的条款,党说不执行就不执行了。如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了军队国家化,而六十年后仍是“党指挥枪”。反右时毛泽东先是放手鼓励人们帮党整风,而后又成了“引蛇出洞”,大打右派,实是公然的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对于制定宪法,有文章说,毛泽东颇不以为然,曾说过要那个东西有什么用,还不是我们几个人说了算。至今宪法里原本是自己规定的一些条款,自己却不愿认真落实。如卡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代表谁》一文中说的:【宪法的本来意义是规范国家的权力制度,宪法权威高于政党,也高于政府,司法,议会的权力,所以是最高的法。但是对于中国,宪法仅仅是对于党的权力制度的确认和描述而已。显然宪法不是最高的法律,而是党的权力行使的一个法律凭证而已。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由于党这个自为的政治主体对于全国人民的全权代表,这个规定已经落空,成为具文】。对于落实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乏善可陈。失信至此,令人浩叹。

据新华网伦敦6月27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7日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题为《未来中国的走向》的演讲。再次重申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之前,温总理也曾多次呼吁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温总理实是针对当前政治体制改革踌躇不前,甚至乏善可陈的现状而言。

何以至此,我认为盖因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缺少道德勇气。

前面对党有自己特定的利益的阐述,远非全面深刻。但党有自己特定的利益,恐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而且党的【权力利益】和【物质利益】密切相关,【权力利益】决定【物质利益】。我们不妨作一个逆向假设。假设党失去了【权力利益】,那它还会有【物质利益】吗?

党的【权力利益】太大了,说它大,还因为它甚至不仅关乎此一代人,它还关乎中共的后代和后代的后代。因此,远不能排除党有把如缪一轮先生所言的【始终把长期执政当作自己的唯一的最高的目标,而其他一切目标都只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只要这些手段对于自己长期执政稍有损害稍有不利,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它们】,当成“硬道理”的利益动机。

我极为赞同缪一轮先生的话:【党必须坚决转型,彻底脱胎换骨,从一个“任务党”变革成为一个坚决维护、尊重和执行民主宪政的现代化政党。至于是否能够长期执政,那不是由它自己决定的,因此根本不是它的奋斗目标,而是必须由全体公民通过选举来抉择即公决的】。

而党能否做到这一点,全在它有无放弃自己私利的道德勇气。

没有永远执政的执政党,历史总是要前进的,中国的政治进步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如果中共认为,实行民主宪政,由人民选举决定执政党,就一定会失去执政党地位,那它还把自己当成“三个代表”吗?如果觉得自己就是“三个代表”,就应当有绝对的自信,由人民选举决定执政党,中共还会当选为执政党。我希望中共能够拿出足够的自信来。

我不寄希望于中国出了个华盛顿,但我寄希望于中共党员有志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尚的人性、理性。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