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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01:党真是岌岌可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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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应该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听后又看了一遍,深感问题严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危险”不同于“危机”,后者“危”中还有“机会”,前者则是“危”中有“险”,并且不以一个、两个,而是四个,几乎涵盖了政治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真可谓岌岌可危、险象丛生,使人惊心动魄。

在四个考验面前出现四个危险,这说明没有经受住新的考验,在考验面前吃了败仗。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的中国共产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危险呢?真是不可理解!这种巨大的反差是怎样造成的?四个危险是怎样形成的?这确实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因为只有找到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扭转这种趋势继续发展,挽大厦于即倾。不然的话,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使人不寒而栗。

四个危险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属于信仰问题,第二种属于执政能力问题;第三种和第四种属于制度建设问题。都需要分别找出形成的原因,然后研究具体措施。这项活动,不能只限于少数领导和专家学者,而应该发动全党,集中全党的智慧,自下而上、上下结合进行,以便统一全党的认识。笔者作为一个普通党员,提出如下看法。

关于“精神懈怠”,属于信仰不坚定问题。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的政治组织,其根本的政治信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后来又依次增添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精神懈怠不是发生在打江山的时候,也不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前,而是发生放在现在,发生在二十一世纪。

何谓“精神懈怠”?就是精神松驰,萎靡不振,打不起精神来。作为执政党,如果精神懈怠,就说明政治信仰出了问题,对所信仰的“主义”“思想”“理论”“观点”不再那么坚定了。

遥想当年,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建设马克思设想的那个无限美好的社会,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牺牲,是那么精神抖擞、大气凛然,甚至在就义时仍然慷慨激昂高喊:“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谱写了一首又一首壮烈的凯歌,为后人所敬仰。为什么在取得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大好形势下,反而精神懈怠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不能深究的问题。

信仰出了问题,只能到信仰实现程度去找原因。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提出“以俄为师”(毛泽东语),要建设老大哥那样“美好的社会”;另一方面也向世界宣告:““‘自由民主的中国’ 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的人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945年8月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干贝尔提问)

这就是说,要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苏式社会主义的优点集于一身,建设我们的国家。那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社会呀!难怪那么多仁人志士为此而奋斗呢,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建国后前二十多年,如小平所说“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饿死了好几千万人;政治上宪政民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秦始皇的暴戾受到领袖追捧,非正常死亡也有上千万人。改革开放后,经济确实发展起来了,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两极分化却越演越烈,1%的人口拥有40%以上财富,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线接近0..5奇高程度;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群体事件成倍增长,自焚事件一再发生。国际上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严重受挫,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这一切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必然发生思想裂变,一部分老党员出现了“两头真”的现象,新党员究竟还有多少人是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而奋斗?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党员的信仰怎么会不发生动摇呢?那是不可能的。

思想不可能形成真空,当正确的信仰缺失时,错误的信仰就会乘虚而入。这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精神都懈怠了,为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而奋斗的精神正在增长,层出不穷地滋生出腐败,败坏着党的威信,腐蚀者党的机体。

旧的精神支柱萎缩了、坍塌了,需要新的精神支柱填充进来、支撑起来。新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吗?那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制度呢?是马克思设想的世界大同吗?难道仍然要去“赤化全球”吗?是既不同于苏式社会主义,又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吗?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如何走?走得通吗?严重的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需要做出回答。

何为“能力不足的危险”?很明显,这里所说的能力是指执政能力,能力不足是指执政能力不足,威胁着党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特殊类型的执政党,不但在各级政府由共产党员执掌着行政权力,而且把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无一不是中共党员,多数代表也是党的领导干部;党牢牢地掌握着军队,枪杆子听党指挥;政法委统管着公检法;组织部门掌握着各级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宣传部门垄断着舆论宣传机构;统战部门管控着各民主党派;外联部统管着与国外政党的联系;庞大的党的机构的经费有财政拨款作保障。所有这一切,说明工农商学兵、中西南北中党确实是领导一切的,权力不可谓不大,可以调动的资源不可谓不多,怎么产生了“能力不足的危险”呢?岂不怪哉!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执政能力的大小强弱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执政方向要科学,有正确的执政方向;二是要懂得如何执政。

所谓科学的执政方向,是指要认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领导社会走历史必由之路。这就需要灵活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引导社会向前发展,而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

在现代,究竟什么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

如果不是死守着苏式意识形态不放,就会发现:资本主义既没有得不可治愈的绝症,也没有到行将入木的垂暮之年,它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而股份公司、法人所有权和知识产权等新的经济形式的产生和不断完善,更是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提高到了一个暂新的高度,证实了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科学预见;在政治上通过民主立宪建立的宪政民主把雇佣奴隶变成了主人。这一切都证明,只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地发展”(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才能为新社会的到来创造物质条件。正如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着重号是原有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获得迅猛发展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在这个大方向上领导中国向前发展,而是寻找旁门左道,只能使危险日益严重。

何为执政党?顾名思义,执政党就是执掌政权的党。政权由立法、司法和行政三部分构成。一个党要成为执政党,就必须在这三个部门掌握主动权。主动权的掌握,不是说党要亲自在这三个部门去左右形势、决定决策、下达指示,而是说民选的各级政府首脑和多数民意代表是本党的党员,通过他们贯彻本党的意图。不然的话,如果党亲自去执掌政权,包揽立法、司法和行政事务,就必然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对此,早在七十年前,邓小平就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明确提出“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又强调了这个观点,分析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及其危害。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对此,只要留意一下各级党委书记用多少时间和精力抓党务和行政工作,就一目了然了。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结果,党的权力确实是无限延伸了、大得不得了了,但却分散了精力,不能集中精力搞好党自身的建设,而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却大行其道,致使党委书记甚或纪检书记一顶顶皇冠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正确执政的能力当然就显得“不足”了,“危险”也就来了。胡总书记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完全正确的。只要做到了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就是科学执政。但是当宪政民主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法律还不健全和司法还不独立时,又谈何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建国六十多年了,至今还没有一部政党法,制约、限制执政党的法律更是空白,使得各级党委无所措手足,不明白如何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当没有明确的规定时,各级党务工作者就把手伸了出去,伸向了四面八方,去抓那些有“油水”的份外外工作,为寻租闯开了门路,腐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纪检部门本来是监督检查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部门,但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违法行为却阻止司法系统及时介入,只能由纪检部门移交给司法。这就等于把党的领导干部当成了特殊的公民。这样一来,纪检书记也就有了特权,为他们进行权钱交易开了大门,致使本来应该是最清廉的书记也有一部分掉入了腐败的大染缸。这样的“特色”还是越少越好。

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属于民主制度缺失的危险。

正如小平在接见雅鲁泽尔斯基时所说的那样:“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了。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不出所料,三年以后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亡党亡国。虽然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从苏联模式来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

苏联原来的政治体制属于什么性的体制呢?是宪政民主体制吗?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苏共就不会解散了,苏联也不会解体了。因为在民主体制下,苏共即使在民主竞选中败北,也不至于解散,它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国家更不会由于执政党更替而解体。之所以上演了亡党亡国的惨剧,就证明他的政治体制不是先进的政治文明,所以才被历史淘汰了。这样的政治体制为什么还在我国保留着呢?为什么迟迟不肯改革呢?岂非咄咄怪事!宝岛台湾的执政党轮替就体现了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被民进党取代后,进行了和平交接,国民党不但没有解散,更没有被取缔,反而由于尽到了在野党的责任,取得选民的信任,再次执掌了台湾的政权,并且依法惩治了贪腐的陈水扁,缓和了两岸关系。

正因为仍然保留着“从苏联模式来的”旧的政治体制,所以才产生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正是由于没有通过民主立宪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所以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自由权利才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正是由于政府首脑和民意代表不是真正通过民主普选产生的,而是控制选举产生的,并且党仍然有权任免领导,也就是说权力不是来自选民的授予,而是来自上级党委,所以这些人也就没有必要去密切联系群众了,脱离群众的危险也就应运而生了;正因为不用权力制约权力,使执政党具有了绝对的权力,所以也就摆脱不了腐败魔鬼的纠缠,窝案、串案才屡见不鲜。贪污受贿各国都有,但腐败却不是普遍现象,前者是指个别人的违法行为,后者是指执政党的性质发生改变。我们党如果真的发生了“消极腐败的危险”,就已经不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性质正在发生改变,不能不引起全党的高度警惕。

建国后前三十年,基本上是集权的过程,把各种权利集中到了中央和各级党委书记手里,正如小平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关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走病根。”集权是痛快的,但集得过多过乱就会越权,就会分散精力,为别人作嫁衣裳,必然感到“能力不足”。改革开放后注意了放权和分权,但失去权力是痛苦的,必然阻力重重,因此进展不顺利,可是确是消除四个危险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由之路。

党的执政地位产生了这样大的危险,责任不在普通党员,而在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政治局,尤其是常委会,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党中央领导每个人对政治体制改革究竟抱什么态度,在哪些问题上是统一的,在哪些问题上是不统一的,每个中共党员有权利知晓,中央有义务向全党报告,不能总局限在小圈子里。中央高层统一不了的认识,应该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全党决定。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评论

  • 自然上海 说:

    中国共产党现在和江泽民是一样。无药可救。自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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