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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逊达:唱红就是文革式改革前兆就是乱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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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书记在重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召开的大会上的一段话充满着极左的火药味。既然他把唱靡靡之音和搞乌七八糟的东西那么不入眼,则完全可以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把这些非无产阶级的玩意儿统统划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加以去谛的,但只能在重庆这个地盘由他作主。要是他认为英国大学让中国留学生去留学就有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争夺官三代意识形态的嫌疑,那么他也应该对去西方留学加以制止的。

唱红如果仅仅是怀念一下激情燃烧年代的那种朴素的革命情怀,那也未尝不可,谁当年没跟着不得不唱?而且我还很深情地唱过。但如今我一听到样板京剧的曲调就很烦躁,仿佛传到我有点背的耳际不是曲调,而是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浑身上下不是革命激情被重新燃起来,而是仿佛又回到了那黑暗年代的牛棚里,真如当年作家巴金一直对革命样板戏持有一种因激反应,每当听到革命样板京剧曲调心里就会很难受,那种精神伤害对某些文艺小分队的红卫兵来说,也许是美妙的回忆,而对巴金来说,恶梦醒来依然是恶梦。

一般常人没经历过被打倒被关进牛棚的牢狱生活,那么对这种受迫害受屈辱的先人是无法去深刻理解的。而当年他作为响应毛的笫一张大字报簿卫兵,那是绝对感受不到的,而巴金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作家,更何况他晚年的忏悔让党应当有所悟,但遗憾的是,巴金建议建立国家文革博物馆,却被高层领导冷漠地否定了,无非是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国家更不是人民利益出发,从此,他沉默了,表明他的绝望。

如果当年国家能清醒认识到,彻底否定文革应当从建立文革博物馆着手,那么另一个肯定文革的博物馆——乌有之乡网站今天就不可能存在。现在国家表面上也有打压乌有之乡的小动作,但实质是小打大帮忙,目的是利用它来抑制更为激烈的反对派,从而达到左右力量的平衡,这恐怕是一种政治策略。

再从当局是从刑事角度对来自右的倾向的抑制,再一次说明搞左比搞右要保险,左是内部矛盾,可以巧妙利用,必要时可以让步可以联合和结合,而右则是敌我矛盾,必须加以镇压,决不让步。把两派的走向定为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才给重庆唱红提供了一种政治营养,是一种给力。

有人认为重庆唱红是假,而造声势是真。那么造声势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为政治改革造造声势还可以说得过去,但唱红实质是为造红而折腾。胡总书记早几年就说过不要乱折腾,那么今天的重庆唱红就是有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种嫌疑。

最近凤凰卫视副总编何亮亮在《时事开讲》中解读胡锦涛“七一重要讲话”时称,文化大革命“没有进步的意义”,这是中共中央“正式的一个决定”,“胡锦涛主席这次七一重要讲话就是在告诉大家,要解决现在的矛盾,不可能、不可以用文革的方式。”他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又再次强调“不折腾”,事实上当前中国没有比重庆模式更引起国内外一片争议了,难道作为总书记胡锦涛则可以始终保持沉默吗?如果这个解读是合理的话,那就是指中央可以认可重庆那里可作尝试,但还不能推广。

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在5月12日的纽约“百人会第20届年会”上,他以“社会转变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催化剂?”的这个议题来演说,他认为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都不会想要革命,听到革命就会想到十年文化大革命,如今的中国是“告别革命”的时代。

然而对某些权力者来说,他们崇拜权力,深信权力会一定带来无限的能量和效果,所以他们往往会把权力用到极致,也就是说,当左被极致用过了头,那所带耒的灾难就相当危险了。这种权力惯势在高级干部身上或他们的后代身上是特别会获得遗传的基因,忽视了这一点中国是会迷失方向的。

4月23日,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香港左派元老级人物吴康民时罕见地提到,中国存在两股势力——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让人们不肯说真话,只肯讲大话、套话。笔者不敢妄猜,温家宝所谓的“文革遗毒”,是一定有所指的,但是否也包括重庆“唱红打黑”的某些做法,那确实是令人玩味无穷的。

不料一周后,4月29日,薄熙来与重庆市长黄奇帆接受港澳媒体采访时候,薄熙来称他搞的“唱红”,“绝非搞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重庆市长黄奇帆更是直接进行了否认,表态称薄熙来和他都认为重庆“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也没有搞什么模式”。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错觉自白。

问题到此不是该了结了,而有了别有风趣的进展,6月27日下午,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纪委在《人民日报》刊文警告不要在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之后,温家宝再次呼吁推动政改。这也是温家宝第10次呼吁推动“政改”。 紧接着两天之后,6月29日,薄熙来在会见出席2011(重庆)中华红歌会的艺术家时第二次表示,唱红歌就是回到文革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他还表示“头脑清醒”的人,在“静心思考”后,会对重庆的“唱红”得出“正确的结论”。

近日,薄熙来在重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召开的大会上又谈到,现在有个怪现象,有些人唱靡靡之音,搞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无人过问。我们唱几首红歌,就有人说三道四:是不是搞“左”的一套啦,是不是回到“文革”啦?我们倒想问一问,《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歌唱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有哪一首是“文革”的歌曲?什么地方极“左”了?这都是救国的歌、建国的歌,是振奋人心的歌曲,唱这些歌何罪之有?有些人就是反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动不动就制造舆论横加指责。而共产党人就是要提倡那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思想和文化。而且要坚持,还要旗帜鲜明!

不用我再辩说,簿书记的这一段话就是充满着极左的火药味。既然他把唱靡靡之音和搞乌七八糟的东西那么不入眼,则完全可以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把这些非无产阶级的玩意儿统统划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加以去谛的,但只能在重庆这个地盘由他作主。要是他认为英国大学让中国留学生去留学就有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争夺官三代意识形态的嫌疑,那么他也应该对去西方留学加以制止的。

唱红歌当然没有罪,很有爱国热情,但要唱红歌的信徒们完全出于他们自愿。如果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张旗鼓地去组织去鼓动就会产生强人所难的压力,对不认可唱红就是救国和爱国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们同样也有爱国热情,就是不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簿书记能给他们自由选择吗?千万不要把不提倡唱红形式再和“反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挂上钩,也不要认为唱红就是旗帜鲜明。形式就是形式,把唱红形式夸大得像文革当年那样,则就是一种重走文革式改革之路的前兆,还不是一种乱折腾吗?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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