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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永通:党渐为人知的“秘密”

当这些与粗线条的教科书不同的“秘密”集结成一部党史,确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只是,“秘密”其实不是秘密,不过是之前你未曾知道。

中国共产党还有多少你不知道的秘密?

一批最近为迎接建党90周年出版的图书,都试图以此来吸引读者。

“谁第一个给中国带来马克思主义?”如果你回答“李大钊”,很遗憾,错!中央党校教授张珊珍主编的《建党伟业》提供的正确答案,是一个叫陈缚贤的报社记者。

这本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目前在多家党报和都市报上连载,受到的追捧程度让张珊珍大感意外。2010年,她的一位同事将写书项目转给了她,而她只是“完成一本书而已”。

由另一位中央党校教授罗平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细节》,2011年3月出版,已第五次加印。“没想到大众对党史这么感兴趣。”罗平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日报出版社都是中央级出版社,前者是新中国诞生后最为著名的党和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其官方性和权威性不容怀疑;而后者亦以一系列党政类图书著称。

党史界已不新的史实,在公众看来仍然新鲜,以至于有“发现秘密”的误会。比如,一些媒体称,“党校教授揭秘党史细节,‘两个凡是’非华国锋提出”。事实上,2008年华国锋去世时,中共中央对其的生平介绍,已不提“两个凡是”错误。

许多人对党史的了解,可能还停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阶段——粗线条的史实加上不可动摇的政治定论。实际上,党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已有细微调整。比如,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已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改作“右倾错误”。

当这些“秘密”集结成一部党史,确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只是,“秘密”其实不是秘密,只是可能你还不知道。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学术如何与大众接轨,学者应该想办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告诉读者。”罗平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北京新华书店的纪念建党90周年图书专柜。众多的党史书籍都在打细节牌,而同名为《建党伟业》的图书就好几本。 (阿静/CFP/图)

不神秘,不矫饰

根据上述出版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它只是北洋军阀时代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众多形形色色政党中的一个。陈独秀等创始人,都未预想到这个政党会对中国历史产生划时代的巨大影响。

中共的创始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均不是职业革命家。陈独秀就没参加“一大”,因为他担心自己担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的一笔款子泡汤。

陈独秀被评价为“不是一个称职的党的领导人”。1926年1月,这位总书记突然失踪,大家很着急,甚至以为他可能被反动派秘密杀害,陈之后出来解释说自己因伤寒住进医院——这话不假,但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未婚女医生,搞起了婚外恋。

与陈独秀李大钊相比,来自湖南农村的毛泽东当时还只是配角。

毛泽东到底读了多少书,怎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党史细节》中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读了许多书和文章,其中最重要的3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个细节出自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自述》,内容为毛与美国记者斯诺的4次谈话。“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说。

人民出版社编审马长虹为《党史细节》一书撰写的书评中则指出,毛泽东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误差。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才出版,毛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此书应该还未出版,毛看的可能是杂志上发表的其他译本。

这个“误差”没有写入《党史细节》一书中。不过《党史细节》也提到,延安整风(1942年)之前,毛泽东在党内虽以擅长军事著称,但大家都没有把他看成是理论家,甚至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嘲笑他只懂《孙子兵法》。所以,毛泽东到延安后发愤学习,刻苦攻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

党史中不太正面甚至是反面的人物,也有他们的特殊贡献。张珊珍所著《建党伟业》中说,“一大”南湖会议讨论通过的党纲和决议两个文件的中文原件已不知遗落何方,现存的俄译本来自苏联所存共产国际资料,而英译本则是“逃兵”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附录。“陈公博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批判中国共产党的论文,居然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一些历史“边角料”也被一一拾起。众所周知,中共“一大”原本在上海召开,因一位“不速之客”的闯入而被迫中止。那个人是谁?居然也查了出来。那个密探叫程子卿,是法国巡捕房的华人探长。程子卿1949年之后知道当年冲击了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而惶恐不已,好在他在租界时曾为宋庆龄做过一些事,如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于是向宋庆龄求情,后来也未被捕,安然病逝家中。

这段历史谜团,在1991年出版的《红色的起点》被首次解开。查清这段历史的是上海作家叶永烈,1990年,他拜访了曾在巡捕房工作的密探薛畊莘,老人正是程子卿下属。

“共和国红色收藏第一人”杨翔飞收集的党史资料。 (张翼飞/CFP/图)

新史料,新观点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则经常溯及1926年发生的“中山舰事件”,通常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向共产党挑衅的一次阴谋。

但《党史细节》写道,此事存有误会:中山舰受命驶往黄埔军校听从调遣,以营救一被海盗劫持商轮,此时在广州的一个苏俄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电询在广州的蒋介石可否调回该舰,恰好汪精卫又询问蒋何时回黄埔,一向多疑的蒋以为汪精卫和苏联准备劫持他而“先下手为强”,逮捕李之龙,解除了中山舰的武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该会议被认为是共产党生死存亡之转折点,此前几经排挤刁难的毛泽东获得军事上的主导地位。

《党史细节》中写道,“遵义会议”时,毛泽东与当时的总书记张闻天、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三人团”都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但如果同时要解决政治路线,就可能发生意见分歧。按张闻天后来的说法,毛在政治路线上作了原则上的让步,“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

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便是后来的“延安整风”。这一章节的作者是中央党校副教授卢毅,他说,整风期间,毛泽东针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写了9篇笔记,共5万多字,情绪化色彩甚浓。因为“刺人的过头话不少”(胡乔木),毛泽东当时只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在上世纪60年代,毛修改后并加了个总标题《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间路线的批判》。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都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以矣!”毛泽东说。

上述话语无法在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中找到,该书只有节选版,共五千多字,仅原文1/10,文末注明:“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卢毅是从杨奎松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看到的,他相信杨看到过完整的原件。

杨奎松是社科院近代史专家,近几年接触了大量苏联解密档案。卢毅在另一处引用杨著作的细节是,1941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王明发言为自己辩解或推卸责任,为了与博古划清界限,还突然揭发博古、张闻天当年领导的中央不合法:1931年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虽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成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已说明他们不是中央委员更非政治局委员,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把权力交出来。不想博、张二人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博、张两人承认有“篡位”之嫌,但也指责王明当时在共产国际未来电予以纠正。

《党史细节》披露,在毛之前,王明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的口才很好,几个小时的讲话可以不要任何讲稿,还有人回忆说,当时王明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要比毛泽东大得多”。后来成为延安整风运动重要学习文件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当初(1941年5月)做完报告后却是“毫无影响”;现在公认是发动延安整风重要标志的党校动员报告《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当时《解放日报》仅在第三版右下角作简单报道。

延安整风运动,宣告毛泽东的政治主张被上升到思想高度,与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选集》开始出版,毛泽东本人开始被歌颂。卢毅在《党史细节》中引用2007年发表的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文章观点认为:延安整风埋下个人崇拜因素,“历史的事实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个人崇拜就有了发展,‘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端”。

不过,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还十分清醒。他拒绝做50岁生日庆祝活动的提议。他还说,“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

共产党对人的改造经验,也为对手所模仿。卢毅说,较新的细节是,国民党曾在1947年的会议中印发延安整风文件作为学习材料,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也曾借鉴延安整风甚至直接搬用中共整风术语。

正在掀起的“细节”热潮

《党史细节》是罗平汉2010年应出版社邀约而作,出版方是专门出版高规格政治读物的人民出版社,编辑请他“写本党史”,但此书明确是“走市场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题目,罗的想法是写一些党史中的关键点而非通史,他找了一些年轻的同事参与,每人都已有相应的讲课稿基础,而书的写作要求很简单:尽量通俗易懂,有故事情节的东西尽可能保留。

张珊珍得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指示”,则是从1911年写到1921年,要“稍有文采,可参考《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的腔调”。她表示,书名取作《建党伟业》是出版社的主意,自己不是很赞成。

党史图书在努力增加吸引年轻人的因素,比如取一个跟电影大片相同的名字。市面上所售名为《建党伟业》的书,居然多达7种,南方周末记者在书店里看到,就连封面也几乎一模一样:红底加金色大字。

“我们党史最大的问题就是雷同,结论是相同的,史料是相同的,表述的手段还是相同的。”罗平汉说。比如写中共“一大”,要么“开天辟地的‘一大’”,要么“日出东方的‘一大’”。他认为,学者应该在档案史料中多下功夫。

一些新的细节,则需要学者加以辨伪和解释。

比如《党史细节》中最长的章节是“建立新中国”,作者引用了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基披露的两则电报,说明中共对于建立新政府是否邀请民主党派参加曾有过短暂犹豫。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了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回电: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

这显然与中共过去一直宣传的坚持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方针存在矛盾。这一章节的作者择栖认为,电报真实性毋庸置疑,他给出的“比较符合逻辑的推理”是:因为苏联只有共产党一党存在和执政,所以毛泽东只是在试探斯大林态度。见斯大林一直未回电,便很快改变态度,于1948年3月30日的电报中称,其他党派将来参加中共组建的中央政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之后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出“五一节口号”,邀请各党派赴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

一些细节,虽不影响基本评价,但更立体地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如《党史细节》虽未写“文革”十年,但详述了前夕的重要人物动态:1964年5月至6月,当毛泽东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论断后,刘少奇则提出“追根子”的问题,“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

由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相关文件,不再依靠基层干部开展运动,而是完全由工作队领导,又严重扩大了打击面,把夺权斗争作为运动的中心。

后来产生的悲剧是,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也未能幸免于难,并含冤而死。

罗平汉自己撰写了1949年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大跃进”两章。他坦言,自己对党史中的每个阶段都有疑惑,读得书越多,可能疑惑也越多。

目前中国对15类题材出版物实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书稿形成后,先送交新闻出版总署,然后由相关专业部门负责审读。比如,党史类图书对应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类图书对应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类图书对应军事科学院。《党史细节》和《建党伟业》(张珊珍版)作者都表示,“(负责审查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乎没有怎么删”。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