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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华鸽:副市长举家上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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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利集团董事长周世立。

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

作为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政协副主席,田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维稳曾是其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两年前女儿田小龙被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田万昌最终不得不带妻女进京上访,成为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变故始自2009年1月8日。田万昌的女儿田小龙称,当天她在贵阳被人强奸,施暴人为贵州省政协常委、青利集团董事长周世立。在收集到足够充分的证据后,田小龙向当地警局报案,但立案后至今调查无果。

田万昌的妻子在地方国安系统工作多年。两年来,夫妇二人多次陪女儿进京上访。出于身份考虑,田万昌在上访时面戴口罩,尽量避免直接露面,只从“技术层面”指点女儿,并与女儿保持一定距离。

周世立掌舵的贵州青利集团成立于1999年,名下有煤矿、磷矿、物流等八家企业,拥有的矿石资源超过四亿吨。或许是由于对方的活动能力太强,田万昌的举家上访并没有取得预期结果。

2011年6月,田小龙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她出具的录音文件显示,周曾多次向当地政要打牌行贿,涉及贵州多位在任或已落马高官。

当事人恐吓:如果报案就公开视频

田小龙与周世立的初次接触,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圣诞夜,正在北京中戏预科班读书的田小龙与同学一起到工体的CK迪吧庆祝。晚上11时左右,田离开时第一次遇到周世立。周当时已有家室孩子,自称只有30多岁,是影视公司老板,并递上名片,以找女孩拍电影为名开始与田小龙交谈。事后回想,田认为这是预谋的开始。

周很快了解到,田父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田也第一次从周口中听到时任贵州政协主席黄瑶的名字,“周自称是黄瑶的干儿子。而黄瑶和我爸爸又是同班同学,所以我对他有了亲切感。”田小龙说。

那时候,黄瑶还是贵州省政协主席,但两年后,他即因收受财物954万元被判处死缓。周和田刚认识时,周还当着田小龙的面与六盘水市一位副市长通电话,而这位副市长也是田小龙从小就很熟悉的一位叔叔。由此,田很快建立起对周的信任。

随后,周多次要求田小龙能介绍认识其父母,欲借其帮助在六盘水市开矿,并允诺让田父在其六盘水分公司做名誉董事长。田小龙对此相当抵触,她被父母教导多年,不可与任何生意人接触,也不能帮人应允任何事。

周告诉田:“你只需告诉父母我特别照顾你,让我见你父母一面即可。”

2009年1月,田小龙回贵阳参加中戏贵州省联考,田母也从六盘水赶到贵阳陪考。1月6日晚,在见过周世立一面后,田母告诉田小龙:周绝不是自称的三十多岁,以后不能与其有任何联系,“一个电话也不能打。”田小龙从小被母亲“严密监控”,男女同学都不愿与田小龙交往,“搞得我从小到大没朋友。”遭到母亲的训斥后,仍显叛逆的田小龙反而觉得,周世立应该不是坏人。

田小龙随即将母亲的忠告转述给周世立。1月8日,结束考试的田小龙准备从贵阳返京,其母也于当天返回六盘水。据田小龙说,就在“那天上午,在贵阳铭都大酒店,周世立将我强奸”。

案发后,田小龙在房间里遭到周世立的打骂,周要求她到卫生间冲洗身体。田当时不知所措,她记得自己曾在《知音》杂志上看过:出这种事后绝对不能洗澡,以保留作案痕迹。田小龙多年看《知音》杂志,因为田母曾告诉她:《知音》杂志所写均为真事,多看看就不会在社会上吃亏。田小龙万万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从《知音》杂志各种离奇故事中获取经验并保护自己。

被打骂多时后,田还是听从了周逼其冲洗身体的要求。但她小心保留了自己的衣物,并买下床单放入自己背包,“床单已被周洗过,不过痕迹没完全洗掉。”田小龙说,“周还恐吓说自己拍了视频,如果报案就将视频公开。”

恰在此时,田母打电话到酒店,问为何还没走,田说自己很快走。这时,被吓懵的田小龙已经从极度慌乱中逐渐恢复了理智,她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然后报仇。

“我买床单只是为了纪念,绝对不会告你。”为了让周放心,田不得不撒谎保平安。“不稳住他,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田小龙对《凤凰周刊》记者说,“我不能把他逼急了。我在杂志上看到很多奸杀案都是把坏人逼急了,受害人才被杀掉。”

时隔五个月,报案后的田小龙将几近发霉的衣物和床单送交警方做DNA生物鉴定。在田家通过种种渠道的不断施压和敦促下,其鉴定结果在2009年年底终于出来:与周世立的DNA比对完全吻合。

本刊记者就此向周世立电话求证。周回答说,这些痕迹只说明我们有过性关系,但不说明我强奸了田。

周也承认,自己洗过酒店的床单。但对于其他案发细节,他不愿多谈。

省信访局坦言:最好的选择是私了

田小龙的父母很快知悉女儿受到了侮辱和性侵害,但是否报案,他们初期的分歧较大。田万昌坚持要告倒周世立;田母则认为此事很“丢人”,不愿张扬;田小龙则有自己的想法——先尽量多收集证据。

鉴于周世立的省政协常委身份及其广泛的人脉关系,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田小龙有意绕过贵州妇联。她曾在云南居住多年,先打电话向云南省妇联求助。根据云南妇联的建议,田购买了录音笔,开始有意与周多次接触并录音。

田小龙录音显示,周与贵州地方多名高官关系颇深,他曾向多位在任高官打牌行贿,并当着田小龙的面对其中某官员破口大骂,斥其“狮子大张口”。在其中一段录音中,周世立称,自己和黄瑶、王某、李某等人打麻将都是在家里打,“输钱给李某,都是每次十几万。”

《凤凰周刊》记者电话向周世立求证其与黄瑶的关系时,周回应说,黄瑶已落马两年,该抓的人都被抓了,但自己却没事,“这足以证明我是清白的。”

由于连续五个月被威胁“要公开裸体视频”,田小龙忍无可忍。2009年6月13日,她觉得自己已拿到足够的证据,但此时的田母仍不愿意女儿将家丑公开。田小龙不得已找到在贵州省国安厅工作的一位阿姨,在她陪同下到贵阳中华北路派出所报案。

田小龙记得报案那天是周末,派出所只有一位值班警察。这位警察看完报案材料后,觉得“周世立太可恨”,甚至怀疑周是否真是政协常委。当天,田小龙控周世立强奸案被立案侦查。

但此后不久,这位值班警察就开始有意回避田家,案件侦查也进展缓慢。田小龙称:“他们对立案肯定后悔得不得了。”为防被恶意撤案,在六盘水市国安部门工作多年的田母称:“谁敢撤案,自己立刻穿警服去上访。”在田小龙父母的坚持下,案件在重重阻力下艰难进行。而田小龙的父母无疑面临巨大压力,贵州省和六盘水市多位官员都曾出面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影响贵州形象”。

报案后,田小龙身边的亲戚朋友开始受到威胁。她告诉记者,周曾冲到贵州省国安厅,找到陪田小龙报案的那位阿姨,劈头一顿臭骂,并质问:“你凭什么敢带她去报案?!”

多位与田见过面的初高中同学也被警告,甚至包括田多年没见过面的初中同学。一位帮田小龙发帖求助的同学称,他们“刚开始要求我统统删掉,并且说站在他们那边就给我多少多少钱。到后面就恐吓说,如果再发,就叫警察来抓”。田在北京中戏预科班的同学也证实,曾有一些人到学校砸教室门,“要找田小龙。”

此外,警方对此案的侦理并不积极。田曾将周世立威胁她的短信交给贵阳公安机关,但公安机关不愿接收,称“不知道怎么接”。在田后来多次赴京上访后,田被周威胁的这些短信以及她的同学受到威胁的证言,才作为涉案证据被公安机关接收。

2010年7月,已上访将近一年的田小龙精神极度疲惫,情绪激动的她多次声称要在北京自杀。“无奈之下”,六盘水市信访部门两位官员决定陪田与田母到贵州省委办公厅,希望能了解案件进展。

贵州省委一位负责信访的官员接待了他们。但他只收取了上访材料,并未接收周涉嫌行贿的录音。这位官员坦言,最好不要告周行贿之事,周能量很大,否则田可能会很危险,“最好的选择是跟周私了。”

田小龙称,这位官员在好心劝告时,并不知道受害者和她的母亲就站在面前。待知道这一细节后,他顿时瞠目结舌。

戴口罩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看到案件侦查迟迟无果,田小龙在2009年夏天开始进京上访。为此,她错过了当年中戏预科班在北京的考试,学业陷于停滞。

这两年的上访经历,让田小龙开始真正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她说:“之前我被父母保护得太好。以为只要一上访,问题立刻就会解决。”

第一次上访给田留下的印象深刻入骨。那天,她起床有点晚,9点多才来到国家信访局门口,看到前面人“乌泱泱”的一大片,顿时就傻眼了。一位好心的上访老大爷劝她:“姑娘,今天轮不上了,明天你得5点起床才行。”

第二天,田小龙7点多就赶到了国家信访局门口,排名第五。她以为接访人都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会非常热情地接待自己,结果却是“冷冰冰的”。出生二十年来,这是田小龙生命中第一次遇到冷脸。

上访期间,田小龙还曾被贵州截访人带走,但接回贵州后并未被拘留或劳教。田小龙直接回家了。她猜测“这可能与我父母的身份有关系”。

与此同时,田的父母在贵州也没闲着,他们通过多方渠道反映情况。

田小龙的母亲在国安系统工作多年。贵州省国安厅相关负责人曾告诉田小龙,国安系统曾多次向省政府反映周世立问题,但省政府回复称“周不是共产党员,管不了。”

贵州省公安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由于此前贵州还没出过官员子女上访的情况,贵州省委常委曾多次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而田小龙到国家信访局多次上访后,国家信访局也曾向贵州省信访局下了督办单。省信访局的答复是:只要涉及政协委员的案件均无法处理,可直接联系省政协。省政协则认为,此事应由省信访局处理。

皮球踢来踢去,案件解决无望。2010年1月,田万昌不得已走上前台,带着妻女一起进京上访。此前,六盘水市和贵州省官员曾一再劝阻,希望田万昌不要上访,“不要影响贵州省形象。”

出于身份考虑,上访期间,田万昌和妻子戴上口罩,在街上行走时也刻意与女儿保持距离。但他们多次上访,案情仍难见曙光。

知情人向本刊记者透露,此案已转至贵州省公安厅调查,谨慎考虑,所有相关证据将重新取验。田小龙对此不无担心:所做的DNA比对结果,是否会发生改变?

在京上访期间,田小龙经常接到周世立的谩骂短信和来历不明的QQ威胁留言。与此同时,也有好心人通过网络发帖指引她如何保护自己并合法上访。一位山东的上访警察曾告诉田,出门不要带手机,“这样不容易被定位。”

田想过的最坏的打算,是父母一起摘掉口罩、公开身份并打出横幅上访,“这样问题可能会快点解决。”

事实上,由于田小龙的上访,田母的工作已受到影响。“全国的维稳工作,我妈妈现在不能参加。”田小龙说。田小龙的小姨供职六盘水市交通局,对于本刊记者的采访要求,她三缄其口不愿多谈。

与此同时,周世立仍在纠缠田小龙。他给田发短信说,自己也要到北京上访。这让田小龙觉得太荒谬,“他能告什么?难道告我强奸他?”周也曾多次打电话,称自己没有田想的那么坏,并要求田为其生孩子,称“处女生的孩子最好。而且你一旦跟别人在一起,就会把我的财运带走”。

“如果是一个好人,你为什么要强奸我?!”田小龙质问。

“你就会说这句话。”周世立说。

如今,与田小龙一起读中戏预科班的同学多已入学,田却一直不敢回学校,她很害怕周会到学校把她抓走。她的父亲田万昌去年做了换肾手术,恢复状况并不理想。为照顾他的健康,田小龙与母亲隐瞒了事件的后续进展,谎称案件已经解决,周世立已被绳之以法,女儿也正在大学顺利读书。

躺在病床上的田万昌以为“这件事算是结束了”。他不知道,女儿仍在北京上访,租住在不用登记身份证的二手出租屋里,每天提心吊担过日子,为了躲避骚扰和威胁,连生病都不敢挂号住院。(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田小龙系化名)

(《凤凰周刊》2011年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