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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党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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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极权的诱惑》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

中国按反常识规则运转,党无所不在,政府像黑社会般运转,靠威吓与贿赂获利。

党无处不在。街头花圃被雕成了镰刀与斧头,大学校园的墙壁上刷着「一心跟党走」的标语,小巷的活动中心传出了红色曲调,公共汽车站灯箱上是影片《建党伟业》的海报。

在六月的上海,「党」和那些穿入云霄的玻璃大厦、用香奈尔的漂亮女人、弄堂里的吵闹声、马路上簇新的跑车、计算机屏幕上的股票曲线图、还有连绵的梅雨并存。

九十年前,「党」从这座城市诞生。那个上海,是中国最时髦、也最野性的城市,充斥着来自各方的冒险家和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他们开办工厂、到交易所试运气、看电影、喝咖啡、体验大都市的生活,创办杂志、书局、加入黑帮,也创办政党,人们在这里尝试人生的各种可能性,追随不可思议的理念。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也是上海当年多元文化的产物,一个中央权力崩溃的中国,也给个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在租界里诞生的小小政党,最终执掌了整个中国。最初,它寄托了很多人的希望。中国孱弱,它声称要让它富强,国民党政权腐败、专制,它竭力表明自己的廉洁、倡导民主。旧社会充满罪恶,它要使它清洁、健康。

它的表现却与人们期待的大不相同,而上海也改变了模样。外国人被驱赶,私营企业收归了国有,舞厅、马场、交易都被关闭了,成功的商人、知识分子、艺术家、生活优越的人被关押、流放、致死,他们代表的生活方式则成了新政权的首要摧毁的目标。再没有莫扎特、青花瓷器、英国红茶、线装书,上海的多元性、国际化、享乐主义、蜂拥的机会消失了,曾令上海人骄傲的外滩则一片死寂,古老的建筑上插满了红旗。狂热的青年冲入了博物馆、私人住宅、寺庙教堂,他们声称只有摧毁所有的旧事物、清除所有的外来影响,才能建立一个新中国。一次次运动几乎摧毁了整个国家,几代人陷入绝境,上海则丧失了所有的魅力。

坐在和平饭店里,这些往事显得如此遥远。这座古老的饭店刚被装修一新,与外滩其它老建筑一样再度变成了上海的骄傲,最时髦的Party、最奢侈的物质、最光鲜的人物,都在此间出没。曾被唾弃与埋葬的历史,也变成了新的荣光,人们赞叹这些外来者的遗产是多么漂亮、持久,它们通往上海的另一个黄金时代。而浑浊的黄浦江对岸的更耀眼的高楼则似乎在表明,上海又处于另一个黄金时代。它是中国崛起的象征,是不断积累的财富与权力。你也一定会感慨与赞叹上海人的灵活性,他们似乎轻易就忘掉了过去,拥抱了新时代。这座城市仍以政治冷漠著称,九十年前的多元性只剩下了享乐主义——如果你可以成为Party animal,何需再在乎那个高高在上的「党」,你只需要不理会它,服从它,假装它不存在,或者视它是另一个金主。但一切真的如此吗?

「他们一定要让我移民」,J说。她是个精致的女人,四十岁上下,在一家时尚公司工作。我们在和平饭店的九层餐厅喝咖啡。她的父母都是工程师,五年前移民往澳大利亚。他不仅坚持女儿要离开中国,甚至还坚持交党费。在文革中,他的英国教育背景成了巨大的负担,他被下放、遭遇种种虐待。如今他生活在异邦,已经七十五岁,也不打算叶落归根,更不担心被迫害。但他却仍觉得,党费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女儿、孙子,他们仍在中国。

我突然觉得一阵寒冷。J不理解父亲的忧虑,但很有可能,父亲比她更了解中国,更了解党的残酷、荒诞而不可预料,可以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指控你,谁知道这未交的党费是否会成为理由之一。他这一代人,倘若要存活下去,必须小心翼翼。

H比J更年轻。一年前,她从一家杂志社进入体制内的工作。「我在这里待得越长,越奇怪这个国家是怎能维持这么久,它迟早要出事的」。她是这城市再常见不过的姑娘,漂亮、聪明、沉浸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快乐。纯粹出于偶然,她成为一个党员。对她这一代来说,党和信念可没什么关系,它是便利与安全,在面临同样的竞争时,党员的身份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便利与安全。

这不是刻意的钻营,更是思维的惯性,人人都这样。她们没有切身的恐惧,却有一种新的不安全感。整个国家在按照一种反常识的规则运转。她所在的政府部门像是黑社会般运转着,他们都知道如何靠威吓与贿赂来获得利润,商家们最惧怕党的新政策。但她感觉到,这样的生活没有未来。她的父母已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旅行,寻找可能移民的目的地。中国是个赚钱的好地方,却不适合呼吸、生活、养育子女,保持内心镇定。

H与J都是这城市普通的故事。一个繁荣的中国也是建立在这普遍恐惧之上的,在飘扬的颂歌里,是一心要逃离的渴望。